国学的主干——经学的演变

国学的主干——经学的演变

一、早期的儒家学派

在中国文化史上，开创私人讲学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当首推孔子。不过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也仅是其中的一家，当时并未显露出它在学术上、政治上占有什么特殊地位。儒家学派在传授过程中，也没能保持内部的完全一致。以致孔子之后，儒家逐渐分为八个流派。《韩非子》中就提到，在战国时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他们有的也撰写著作，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就记有《子思子》、《曾子》、《漆雕子》、《孙卿子》（即《荀子》）等书。这些著作在当时并未被视为经典，有的甚至不久就失传了。在这八派之中，以孟子（他属于子思子的传人）和荀子两派影响最大，它们在孔子儒家的基础上有了不同的发展，最终使它们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孟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主张人性善；在孔子仁义观点的基础上，宣扬“王道”，反对霸道；并且主张效法古代圣贤治理国家的做法，即所谓“法先王”。因此它很容易同阴阳、五行观点相结合，到了汉代发展为今文经学，并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儒学的正统。荀学则发挥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主张效法当代有作为的圣贤，即所谓“法后王”。荀学否认命运，轻视仁义，强调“礼”是区别贵贱尊卑的规矩、准绳，宣扬以礼治来端正等级名分，用刑法对付各种反抗行为，因此它后来很容易同名、法学说合流。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就是荀子的学生。荀学还对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有所发展，在哲学上同孟学存在着根本分歧。

战国时期，中国处于封建割据的战争状态，这时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实现政治上的和平和统一。然而儒家的仁义思想解决不了这个重大的社会难题，它也就不被各国统治者所重视。这时主张“强制”和“暴力”的法家学说则很自然地被各国统治者所采纳。在这期间，秦国由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变法，通过奖励耕战，使得国力很快强大起来。到了秦始皇时，终于通过武力消灭了山东六国，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未能针对和平、统一形势变换指导思想和采取新的政策，而是继续推行法家的暴力方针，对人民进行空前的横征暴敛，利用严酷的刑罚限制人民的言行，因此秦王朝只经过两代皇帝便被推翻了。秦朝的短命为尔后的西汉统治者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封建地主阶级应该采取怎样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来治理国家？这个问题直到汉武帝时才得到解决。

二、经学在汉代的发展

（一）汉武帝独尊儒术

在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多信奉黄老（传说中的黄帝和春秋时的老子）道家思想。西汉王朝吸取秦朝覆灭的教训，从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出发，针对秦朝的残暴统治而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西汉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儒家对秦朝暴虐统治的批评，赞成儒家倡导的仁政。刘邦最初十分鄙视儒生，认为儒学烦琐而迂阔。但是后来他也笼络了一批有才干的儒生，如郦食其、随何等人，利用他们为自己争夺天下效力。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后，又令儒生叔孙通制定了一套君臣礼仪，从礼制方面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和威严，刘邦在死前的一年，甚至用太牢（牛、羊、豕三牲具备的祭礼）隆重地祭祀了孔子。

至汉文帝、汉景帝的西汉前期，由于统治者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面对地方诸侯王国势力的增长而无所作为，使诸侯王国的势力得以恶性膨胀，造成干弱枝强和局面，这就最终酿成了景帝三年（前154）的吴楚七国之乱。这次叛乱终于被平定了，它促使统治者认识到，有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寻求更有效的理论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于是封建统治者就把这时的儒家学说当作得力的思想武器，利用它宣扬的“君权神授”、“大一统”等思想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这就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汉武帝实行的“独尊儒术”，实际上还是与法治相配合，儒法兼施，也就是对被统治者并用安抚与镇压两手。

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政策，使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家都赞成统一，把分裂看成是暂时的，这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有积极影响的。同时，儒家的许多观点，如讲仁义、谦让，讲孝道、讲信用等也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伦理观念了。

（二）两汉时期经学的今古之争

汉代的儒家内部分为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本来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著作，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绝大部分已被销毁了。西汉建立后，这些典籍的先秦古文旧本大都没有传下来，它们主要是由战国以来的学者们通过口传心授，传诵下来的。当西汉社会生活稳定下来以后，人们便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把这些儒家经典一一抄录下来，写成定本，为今文经。另一方面，西汉时期人们又多次从民间和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一些先秦时用六国古文字书写的儒家典籍，被称为古文经。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原只是抄录文字不同，但是后来却形成了两个学术上的派别：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这两个学派各立门户，各有师法，它们对孔子的评价、对六经的解释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等都存在很大分歧。

两派的对立首先表现在对六经的作者有不同的看法。今文经学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手定的，先有孔子然后有六经，孔子之前无所谓经，孔子是开辟经学的创始人。古文经学派则认为，六经不过是古代传下来的史料文献，并非始于孔子，但他们却往往把著作六经者假托为周公等所谓先圣。

从学术观点上看，西汉今文经学派以《公羊传》为阐发其主要思想的经典，董仲舒是主要代表人物；古文经学派则把《周礼》奉为主要经典。但是，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在思想学术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今文经立于学官，在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这些博士都是对某一经有着专门研究的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派则一直处于被贬斥的地位，未能立于学官，只是在民间流传。西汉后期，王莽为了篡夺政权，便从古文经中，特别是从《周礼》中寻找依据，因此古文经学这时也一度盛行，压到了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在东汉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趋于烦琐化。当时学者们对于一部经书的解说，总要几十万字，有的甚至多达上百万字。据记载，秦近君在注解《尚书》时，仅对“尧典”这篇目二字，就解说了洋洋十余万字，令人无法卒读。

东汉末年，郑玄作为一代经学大师，独尊于众家这上。郑玄字康成，是兼通今、古文两派经学的学者。郑玄在古文经学的基础理论上，又参采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甚至包括一些谶纬之说），自成一家，形成郑学。由于郑玄能够打破经学的门户之见，杂糅古今，考定是非，择善而从，使得郑注可以兼取各家之长，从而受到儒生们的极大尊崇，于是天下经生尽从郑学。郑玄遍注群经，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三）两汉博士与经学

博士的渊源。《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鲁博士，以高第为鲁相。”即战国时期的鲁国建有博士之官，“博士”之称始见于此。《汉书·贾山传》：“祖父袪（qū），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总的来说，战国时的鲁、魏皆有博士，汉许慎的《五经异义》说：“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但是其他书皆称“稷下先生”，不称“博士”，二者盖异名而同实也。比如，汉高祖刘邦拜叔孙通为博士，而号“稷嗣君”，也就是说继承了战国齐的稷下学风，尊重人才。东汉郑玄在《书赞》也说“我先师棘下生孔安国”，“棘下”即“稷下”也。孔安国是西汉的博士，而郑玄称之为“稷下先生”，可知“博士”与“稷下先生”异名同实。据史籍记载，当时齐的“稷下先生”有七十人，到秦汉时期，博士的定额（编制）也是七十人。

博士具体执掌什么？即具体工作是干什么的？《史记·田齐世家》：“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续志》：“博士，掌教弟子（荀子年十五，曾游学齐之稷下），国有疑事，掌承问对。”“通古今”、“承问对”，也就是“不治而议论”。也就是说博士首先是知识渊博，学问比较好；其次是教学生，这个学生的层次也是很高的；第三是参议国事，皇帝有事可以让博士出主意。秦朝的博士是执掌问对的，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二十八年）始皇“乃西南渡淮水，……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三十七年）及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之。这都说明，秦博士是承问对的，有参政议政之风。

汉承秦制，在汉代初期，亦仿秦而置博士官。高祖时叔孙通为博士；孝文帝时，博士有七十多人，也仿照秦的建置人数，如贾谊、韩英、辕固、胡毋生、董仲舒等人即为博士。当时的博士并不局限于精通“五经”的学者，也有通黄老、刑名（术数）之术的。自从汉武帝（十七岁即位）以后，所设置的博士限于精通儒术方面的学者，即“诸生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上《贤良对策》言）当时立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每一经有几个博士，如《诗经》就有齐（辕固）、鲁（申培）、韩（韩婴）。到东汉平帝时，王莽当权，又立《乐经》博士，经学博士由五经扩展为六经，每经五博士，共十三家博士。新增立的经学博士有许多是古文经。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废除了王莽的博士制度，恢复了文帝、武帝时期的今文经学博士。但自汉之后，再无立过经学博士。

三、魏晋玄学及唐代义疏之学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

自曹魏以后，朝廷在选拔人才方面，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儒家的经术，对于读书人登上仕途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这样一来，汉代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在政治上就更无意义了。西晋末年，今文经著作几乎全部散失，只有古文经著作还有所保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悲观厌世思想在文人、士大夫中滋长，他们把老庄的道家虚无思想同儒家的名教（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和礼仪制度）糅合在一起，宣扬名教本于自然和“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这就是所谓“贵无”的玄学。魏正始（240—248）年间，何晏作《道德论》、注《论语》，王弼注《老子》、《易经》等，就是提倡这种贵无思想的代表。以后魏晋之际，向秀、郭象等人又以“名教即自然”的口号宣扬伦理纲常出于自然，认为封建秩序是天理的自然。儒家的经义同老庄思想结合起来，发展为玄学，就是这时期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大特点。

东晋以后，玄学又与佛学合流。这时多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推动了佛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玄学家们也从佛学那里获得启发。从此，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儒、释（佛）、道三家合流的发展趋势。

就经学而言，南北朝时期还有南学、北学之分。一般地说，北朝儒生比较多地保留东汉的学风，注重讲究儒学经义，受老庄思想影响较少，学风也比较朴实；而南朝则是更多地继承了魏晋的学风，用老庄虚无玄远的思想来改造儒家的经义比较突出，因此更注意文辞，学风比较虚浮。在经学史上，一般都把这种玄学化的南方经学视为这时期的经学正统。

（二）唐朝的义疏之学

唐太宗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对过去的各种经说进行了整理、划一的工作。孔颖达等人最后编定一套统一的解说，成为读书人学习经书、应付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这就是他们编撰的《五经正义》。

唐朝及以后的学者们对于古代经史旧注所作的解释，通常称为“正义”或“疏”，孔颖达等的《五经正义》即是，《五经正义》调和了前代的南学、北学，其中《易》用三国魏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毛诗》用西汉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东汉郑玄注，《左传》用西晋杜预注，然后孔颖达等再通过所撰《正义》对经书原文以及旧注作进一步解释。

四、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没落

（一）宋代理学的兴起

宋代经学的特点是，儒家学者们大都不顾旧有的传注，他们往往抛弃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义理性命（指人的本性及其根源），因此被称为“性理之学”，简称“理学”。由于宋儒认为这种理学是由孔子传给子思、子思再传给孟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继承了孔孟的道统，于是又称之为“道学”。宋朝的理学家们大讲“存天理、弃人欲”，强调三纲五常，标榜自己是儒学的正统。所谓理学，不过是把先秦的思孟学派、汉代的公羊学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佛学等思想糅合在一起的产物，是儒家天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理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周敦颐、程颐等人，南宋时，朱熹为集大成者。什么是理？朱熹解释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显然，他所说的“理”，是产生万物的本源，是离开事物而能独立存在的一种什么东西，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因此“理”也就是“天”、“上帝”。

在宋代，还有另一派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它始于北宋的邵雍、程颢，至南宋陆九渊发展为“心学”而总其成。陆九渊把思孟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同佛教禅宗的某些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心即理”之说。他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人的心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二）阳明学派和理学在明清的没落

在明朝，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了宋朝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对于明朝中后期的儒学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王守仁对朱熹等宋儒进行了一些批评，形成“阳明学派”。

五、清代的考据之学与新今文经学

（一）清朝考据之学的兴盛

由于宋明理学日益腐朽，至明末清初，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其流弊，从思想、学术方面探求明朝灭亡的原因。这方面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

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重要著作，开创了清代考据学风的先河。黄宗羲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他批驳了朱熹关于“理在气先”的说法，提出“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黄宗羲反对空谈心性，注重实学。

由于顾炎武、黄宗羲等进步学者对宋明理学一派空谈和迂腐说教进行了全面批判，以及他们大力提倡实用之学，使得经学领域中一种继承汉代古文经学、注重训诂、考证的考据之学逐渐兴盛起来。

清代考据学的兴起，除了人为的提倡外，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在武力镇压汉族人民反抗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思想专制统治。统治者除了用高官厚禄拉拢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外，还极力压制他们的抗清思想。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屡兴文字之狱，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横加迫害。这就使得许多文人学者在治学中尽量回避现实政治，甚至把毕生精力都用于对古书的辑佚、考证等工作上。这就是考据学在清朝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从事考据的学者们注重对古代经史典籍的辑佚校勘和考证音韵字义、名物训诂，学风比较朴实，所以又称这一学派为朴学。考据之学在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最盛，后世又称当时的学者为乾嘉学派。

（二）清朝的今文经学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

清朝嘉庆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面临着全面解体的危机。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在学术上重新提倡今文经学，宣扬“通经致用”思想，主张用儒家的经学思想来解决现实社会的政治危机。这个新兴起的今文经学派，早期的著名人物有刘逢禄、宋翔凤等人。至道光时，学者龚自珍、魏源等进一步发展了刘逢禄等人的思想，成为这时期新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继承了龚自珍、魏源以来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在他的倡导下，发起了一场戊戌变法运动，使他在学术上成为清末今文经学派的领袖。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比较集中地宣扬了他的托古改制思想，为推行变法维新制造舆论。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认为汉代以来的今、古文两大学派所尊奉的儒家经典都是汉朝刘歆假造的“伪经”，两派的学术观点都属于“伪学”，不是真正的孔子之道。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宣称，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假托古代事迹来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的，是要建立民主政治。他还把《公羊传》的观点附会成孔子主张后世应该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还从《公羊传》的“三世”说出发，附会上《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宣传人类社会进程首先是据乱世，然后进入升平世，也就是所谓小康；最后达到太平世，那时就实现了世界大同，这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戊戌变法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下很快遭到失败，清末的今文经学也从此没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