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盗

作者： 杨晓景 【本书体例】

徐芳

徐芳(生卒年不详)字仲光，号愚山子，江西建昌府南城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山西泽州知州。明亡，与友人邓适彬隐居山林，入清不仕。徐芳是具有较高造诣的诗文作家，他的著作有《诺皋广记》、《悬榻编》、《松明阁诗选》等。《诺皋广记》是一部笔记体文言小说集，成书于顺治、康熙年间，文字洗炼，富于表现力，但议论较多。

雷于粤为最远郡。崇祯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盗。知其守也，杀之，并残其从者，独留其妻女。以众中一最黠者为伪守，持牒往，而群诡为仆，人莫能察也。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其僚属暨监司使，咸诵重之。未几，太守出示禁游客，所隶毋得纳金陵人只履，否则，虽至戚必坐。于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严介若此也。

亡何，守之子至。入境，无敢舍者；问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诘朝，守出，子道视，非父也。讯其籍里名姓，则皆父。子悟曰：“噫!是盗矣。”然不敢暴语，密以白监司使。监司曰：“止!吾旦日饭守而出子。”于是戒吏，以卒环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谒。监司饮之酒，出其子质，不辩也。守窘，拟起为变，而伏甲发，就坐捽(zuó昨)之。其卒之环守者，亦破署入。贼数十人，卒起格斗，胥逸去，仅获其七。狱具如律，械送金陵杀之。于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盗也。

东陵生闻而叹曰：“异哉!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无宁以盗守矣。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即犹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贤也。将间而括其藏与其郡人之资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资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东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选自《诺皋广记》)

雷州是广东最远的郡县。明崇祯初年，金陵有一人从京里出任雷州府太守。他乘船驶到江中，遇到了强盗。强盗问清他是雷州府新任太守，就杀了他，同时也杀了太守的随从，只留下太守的妻子和女儿。强盗让他们中间最狡猾的一个冒充假太守，带着任命书前往雷州，其它强盗作为仆人跟从。谁也没看出他们是强盗。假太守到雷州一个多月，办事廉洁精干，把雷州治理得井然有序，成绩显著。百姓互相庆贺，认为雷州得到一位贤能的太守。同僚及负责监察地方政府的官员，也都称颂推许他。不久，假太守发布命令，禁止外地的游客进入雷州，在他管辖的地区不许接纳一个金陵人；否则，即使是太守的至亲好友也同样治罪。于是雷州人更加信服新太守，都没想到新太守竟如此严格不徇私情。

没多久，太守的儿子来了。他进入雷州境内，无人敢留他住宿。他问当地人是什么原因，才知道这是新太守发布的命令。他心里很疑惑此事。第二天早上假太守出来，太守的儿子在路边看到此人不是他父亲，上前询问假太守的姓名及老家，都和他父亲一样。太守的儿子仔细想了想，忽然明白了，“哦，是强盗!”当时他不敢突然说出来，私下把这事告诉了监使司。监使司说：“算了，明天我请太守来吃饭，到时候你再出来。”于是监使司命令部下，让士兵包围太守住的地方，吃饭的地方也埋伏下甲兵。第二天，太守进来拜见；监使司让太守饮酒，并唤出其子当面对质，假太守不认得。假太守看处境十分危急，则准备起身动手，埋伏在客厅中的武士突然冲了出来，在座位上揪住他。那些包围假太守住宅的士兵也跟着冲进去。跟随假太守的强盗马上起来应斗厮杀，趁机逃掉，最后只抓住其中的七个。监使司按照法律对被抓获的强盗进行审讯，然后给他们带上脚镣手铐，押解到金陵杀掉了。直到这时，雷州人才知道新太守是个强盗，而不是真正的太守。

东陵生听过这件事后，慨叹地说：“太不一般了!一个强盗竟能做太守，并且取得这样大的政绩!如今的太守并非强盗，然而他们的所做所为，没有多少不象强盗的，还真不如让强盗来当太守呢。贼做太守，他本身是强盗，可他做太守却很贤明，且比其他太守还要好。”有人反对说：“强盗并非贤明，他只是想寻找合适时机，搜刮本地的宝物和百姓的钱财后再逃走。”东陵生接着说：“这种情况是有的，可如今的太守，哪一个不是搜刮当地的宝物和钱财后而走掉的呢?”愚山子说：“东陵生说的话太过分了!然而仔细推敲他的意思，也足以供做太守的人借鉴呀。”

徐芳的这篇笔记体小说从艺术上看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尽管作者是当时较有名气的诗文作家，而且在本篇中也显示了他作品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简洁朴实。但从小说艺术的角度上讲，却存在相当大的缺陷。这可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讲，作者的本意在于写出一个比一般官员都好的“强盗”，而且他也的确写了这位“强盗”太守“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但在第二层文字中，却又详尽地叙述监使司捉伪太守的过程，其细致程度及文字数量均大大超过了上面对伪太守的称赞，这无疑严重损害了作品主人公的形象。从主题意旨的表达来看，作者记叙这件事的目的是引出最后一段，即盗与守相对比的议论文字，但第二层的文字对于这段议论的产生非但是可有可无，而且冲淡了这种对比的效果，因而成为明显的败笔。

但这些缺陷都不能掩盖这篇作品的重要性，那就是作者将强盗与封建官僚所作的鲜明对比，作者借写盗守的廉干，备受百姓欢迎，曲折地暴露了现实政治之腐败，并在作品的结尾进一步点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无宁以盗守矣。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犹愈他守也。”当他设想有人会用“将间而括其藏与其郡人之资以逸”来反驳他时，干脆说：“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资而逸者哉?”应该说作者的这种认识与感慨是有时代感的。尽管中国历来有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古训，而且元末也有过“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的散曲流行，但在明未这种情形更为突出。徐芳的这篇作品，虽可能写于清代的顺治、康熙年间，但他记述的事实和产生感慨的社会基础应是晚明时期，而晚明官场之黑暗，官僚对百姓的公开掠夺是相当严重的。在凌蒙初的“二拍”中，就写了许多官吏诬良为盗而掠其财宝的内容，在“二刻”卷二十中还曾引了这样一首诗：“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共一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与徐芳几乎同时的小说批评家金圣叹，对此也有同感，他在《水浒传》第十八回批语中说：“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很显然，官贼难分是明代后期的突出特点，《雷州盗》在这一点上是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征的，尤为可贵的是，本篇已不象凌蒙初那样写“官人与贼不争多，”也不象金圣叹那样写官与贼的“二而一，”而是将其颠倒过来，写“贼”胜于官，这就更能显示出该作品的思想价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