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线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还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取得了反文化“围剿”斗争的胜利。

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包括镇压革命文化和鼓吹反动文化两个方面。在镇压革命文化方面，又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扼杀革命进步文化事业，一是用野蛮的手段逮捕、屠杀革命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为摧残革命进步文化，国民党颁布了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和“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书刊，封闭书店，捣毁进步文化机关。在查禁书刊上，仅1934年2月，就查禁文艺书籍近一百五十种，原作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压、删改者，更不计其数。这期间还不断发生查封、捣毁事件。1929年2月创造社被查封；1930年4月艺术剧社被查封；1933年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被国民党特务捣毁，并恫吓上海各电影院不得放映由田汉、沈端先等编导的电影；此外，湖风、北新、良友等书店也先后被查封或捣毁。在扼杀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更采用极其凶残的法西斯捕杀手段。1930年秋，左翼戏剧演员宗晖被杀于南京；1931年2月7日，“左联”五位青年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与其他革命人士二十多人被秘密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1933年5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法逮捕作家丁玲、潘梓年等，并当场杀害诗人应修人；同年，作家洪灵菲被害于北平，诗人潘漠华被捕于天津，第二年牺牲于狱中。各地作家和文艺青年被捕杀和监禁的更无法统计。鲁迅等作家，长期被通缉，并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名单。这些罪恶行径，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对革命文化的摧残镇压。

另一方面，国民党还通过各种手段鼓吹和宣扬反动腐朽的文化思想。1930年6月，即通过党棍、特务和反动军官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文艺思想；1934年10月，由CC分子主办的“中国文化协会”出版《文化建设》月刊，接着又唆使一小撮反动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扬封建文化，妄图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蒋介石更亲自出马，从1934年2月起，提倡臭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大肆宣传封建道德，麻痹和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这期间，一些买办的、封建的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出于阶级本能，也纷纷向革命文化进攻，挑起哲学、社会、历史、文艺等问题的论争，鼓吹反动腐朽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革命文化界在党的领导下，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一面坚决反击了敌人的“围剿”。首先，在文化思想领域内不断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1929年前后，出现了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热潮，《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都有了中文译本。这给了革命文化工作者以思想和理论上的武装。其次，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各专业的左翼团体，如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音乐家联盟、新闻记者联盟、电影演员联盟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文化队伍，有组织地同敌人展开斗争。第三，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坚决顽强、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左翼文化战士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不仅在理论上驳斥、批判了各种反动论调，在创作上占领了阵地，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揭露了敌人的反动政策和罪行。在文学领域内，“左联”高举革命文学的旗帜，先后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等形形色色的文化派别进行了斗争；还运用“钻网术”在森严的文网下不断变换名称出版自己的刊物，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当五位青年作家惨遭杀害后，“左联”发表宣言和文告，向全中国全世界控诉了国民党杀害作家的滔天罪行。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更无情暴露了敌人的穷途末路，指出他们使用的是“最末的手段”，这就由他们宣布了自己在文化上的“一无所有”。反革命文化“围剿”终于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