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全集《第八章·正心修身》原文赏析与注解

正心修身

本章朱熹称之为“传之七章，释正心修身”。大意是：开始的念头真实无妄了，但身心情志还要磨炼，因“心”比“意”更宽泛，所以才叫“正心”。愤怒会使人偏激，恐惧会使人胆怯，过分的喜好会使人偏离正道，不端正这些情志，思想恍惚不专一，那就无法认知事物。“正心”，就是保持内心的中正，就是谨守天性中的良知，不被个人好恶所左右，不受个人感情、自私的欲望所支配，就是把握好自己的情志、心态，以保持美好的心灵。而执一无适、聚精会神是正心的关键。

【原文】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①，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译文】

所谓修身要先端正自心，是因为心有愤怒，就不能够端正；心有恐惧，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偏好，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忧虑，就不能够端正。心思被不端正念头所困扰，就会心不在焉：虽然在看，但却看不明了；虽然在听，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但却不知道食物的滋味。这就是说，修身必须要先端正自心。

【注释】

①身：程颐认为“身”当作“心”。忿懥（zhì）：愤怒。

【历代论引】

程子说：“‘身有’之‘身’当作‘心’。”

朱子说：“（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又说：“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又说：“意诚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然或但知诚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

智慧运用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典句札记】

此句话说的是修养要端正自己的心志，而人在愤怒、恐惧、喜好、忧患时心态是不平静的。那么人如果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就要减少以上所说的这些，从而引出下句。

古人说：“政者，正也。”从有国家官吏制度开始，讲正气就是官吏的职业道德。先秦古籍记载，在我国的三皇五帝时期，官长称“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正”是从政官吏的总称，他们的作用主要是公正从政。坚持公正从政，是从政者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

孔子以“身正”为标准，把人划分为君子、贤人和小人、斗筲之人。君子、贤人在位执政，就会奉行仁政、德政，则政治清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否则，就将是暴政、苛政。孔子崇尚上古三代的德政，把尧、舜、禹时代视为天下大同的“黄金时代”，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极力要求恢复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历史进入封建社会后，王道渐趋衰微，国君们抛弃了正义和道德，靠玩弄阴谋权术、靠军事实力实现朝代的更替，推行强权统治，所以造成了礼崩乐坏、争战不止、民不聊生的局面。两千多年来，儒家学派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些思想和主张，编纂了“四书五经”，并对这些经典进行训诂、考证和演绎，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系统的政德、官德理论体系，在许多方面有利于我们“常修为政之德”，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一是重视官德、政德的表率作用。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后人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君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于器而不在于水”（唐·房玄龄语）的说法，主张先治吏而后治民，“圣王治吏不治民”。

二是注重修身正心的自我修养。曾子根据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以后又发展成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其核心是修身正心。《礼记》认为人本身有愤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会影响到发扬正气，所以修身的关键在“正其心”。孟子则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因为这种正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三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深刻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如何得到民心的拥戴呢？他指出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四是“以人为本”。孔子重视对人的教育和培养，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他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并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想达到仁，仁就来了。）孟子也认为任何人经过学习和锻炼都可以成为圣贤，而有些人之所以成为小人，只是因为他们受到外物的诱惑而不思贪欲之害。因此，孟子劝人不要自暴自弃，要用心思考做人之道，把被丢弃的仁和义寻求回来。宋代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要求自己做到“律己以廉，抚民为仁，存心为公，莅事以勤”，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史例解读

做官要修身正己，不能依靠严刑

汉朝的严延年做了河南洛阳的官，手段非常惨酷。因为他喜欢杀人，所以河南人给他起一个别号，叫做“屠伯”。

有一天，他的母亲到了洛阳，想到严延年的衙门里去过年，看见都亭囚着好多犯死罪的犯人。他母亲大吃一惊，就在都亭里住了下来，不再去衙门里。

严延年晓得母亲到了，就到都亭来迎接。他的母亲责备严延年说：“你很侥幸地做了人民的父母官，所管理的地方，有方圆一千多里，没听到你用仁义教化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反而多用刑罚杀戮，去建立你的威严。这那里是做百姓父母官的本事呢？”

严延年听了这一番话，立即向母亲认罪致谢，亲自给母亲驾马车，回到衙门里。

过完年以后，他母亲告诉严延年说：“我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儿子犯了罪，受着刑罚，我现在要回到东海（地名）去，替你准备坟地！”说完话严母就走了。

后来，严延年果然犯了死罪。

做人要合乎礼仪

江惇，字思悛。晋代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北）人。一生著述不仕。

江惇为人淳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志节高尚，德操超俗。他天性好学，孜孜不倦，儒学道术广泛涉猎，识见卓异。他认为：君子应该用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不合乎礼仪原则的话不说，违犯道义准则的事不做。有的人入世显达，有的人出世归隐，虽然人生选择不同，但他们都是遵循礼教，以礼仪为本的。至于那些放荡不羁、以肆心纵意为尚的人，不仅违悖礼法、抛弃正道，正道也会抛弃他们。江惇著有《通道崇检论》，很受世人称赏。

苏峻之乱时期，江惇避难在东阳山。太尉郗鉴、司徒康帝、征西将军瘐亮曾先后请他出任官职，皇上也征召他任博士、著作郎，但江惇都借口谢绝，没有赴任。乡里推重江惇的品行学识，有事必定先向他请教然后施行。东阳太守阮裕、长山令王濛，都是当时的名士，与江惇交游相处，相互深为敬重。江惇死后，生前挚友刻石赞颂，以表记他的美好德操。

唾面自干

娄师德（630-699），字宗仁，唐代人，他官至同平章事，一生为将相30多年，稳而不倒。其诀窍是能忍受任何侮辱而不动声色。

娄师德身长八尺，方口博脣，为人宽厚，深沉有度量，别人即使冒犯他，他也不计较。一次他与李昭德一同入朝，娄师德因身体肥胖而行动缓慢，李昭德久等他也不来，便怒骂他：“被田舍夫所留。”娄师德却笑着说：“我不是田舍夫，还有何人？”

有一次，他弟弟被派去做代州刺史，临行时来向娄师德辞行。他便问弟弟：“你我受国家的恩宠太多，显荣太过，很容易招惹别人的妒忌，你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

他的弟弟说：“往后即使有人唾口水在我面上，我也只把它揩干而已。”娄师德说：“这还不行。人家唾你的脸，就因为他对你生气了，如果你把唾沫揩去的话，他便更恨你了。所以，你不要去揩，而要让它自己干，并且要面带笑容承受，这才对呢！”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典句札记】

此句的意思是，不关心、不视、不闻、食不知味。联系上句，知道此句的意思是借以说明怎样才能做到端正自己的心志。意思是排除外来的干扰，保持内心世界的平静。相当于孔子所说的遇事不愠不怒。

古人云：“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涂以扩其知，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见《吕氏春秋》）

正如读书求知，如果无所“专注”，这也想学，那也想学，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克己修身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受外界的影响，专心修炼品行，自然会收到好的效果。反之，如果心存杂念，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最终必会无所进益。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始终如一地充满激情去做。对于选定的方向，就应当心无旁骛地深入下去，而不是无休止地去选择所谓“最适合”我们的。其实，真正适合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最终坚持做出结果的，而不是选择的过程。因为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什么才是所谓的“最适合”我们的。只要自己决定去做的，就坚定地付诸实行，专心致志地尽力做好。那种轻易放弃，朝三暮四，俯仰于世风，用心不专，浮躁虚荣，不甘寂寞，急功近利的人，最终是不会有什么令人敬仰的成就的。

史例解读

下马陵的由来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时期哲学家、思想家。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少年时就开始研读《春秋》，非常用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钻研学问上。他总觉得人生短促，穷其一生，也只有数十年的时光，而学问却像无边的大海，只有精神专一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彼岸。因此他整天埋头读书，书房附近的园圃，景色优美，他竟然三年都未曾分心看一看。其言行举止每时每刻都遵循“礼”的规范，学士们尊奉他为导师。景帝时为博士，曾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相。后托病辞职，专心著述。其著作主要有《举贤良对策》《春秋繁露》等，后人辑为《董子文集》。

当时，汉武帝刘彻提拔贤良文学之士，请他们对施政方针提出建议。董仲舒根据西汉中期的政治需要，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新儒学。他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对他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主宰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他强调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天意的体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主张“大一统”，并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准则。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要把“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作为治国治民的手段。他还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他说，社会进步是永恒的规律，汉朝替代秦朝，是对旧制度的弊端的改革。好比琴弦已经陈旧不堪，无法使音调和谐，就必须更换新弦，然后才可以弹奏出美好的音乐。政治制度也是如此，也需要改革，以新的政体代替旧的政体，这样才能达到“善治”。汉武帝的许多改革举措和政策方略，就是根据董仲舒的理论和建议所制定的。

西安市碑林区至今保留有一条下马陵街。据说，下马陵是董仲舒的葬地，他的学生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下马步行，所以称作“下马陵”。也有人说，“下马陵”的得名，是因为汉武帝每次经过董仲舒墓时，都下马致敬。宋代学者程大昌《雍录》引李肇《国史补》：“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马，时谓之‘下马陵’。”明代正德元年，陕西巡抚王珝在这里建造了董子祠。清康熙六年祠堂扩建，并且在门前刻石“下马陵”。

好学而头悬梁

孙敬，东汉人，在班固的《汉书》中有记载：“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后为当世大儒。”意思是说，孙敬年轻时勤奋好学，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每天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时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他就找一根绳子，一头牢牢地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最后，孙敬终于成为有名的政治家。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秋，我国古代的一位下棋能手，他的棋艺非常高超。

秋有两个学生，一起跟他学习下棋，其中一个学生非常专心，集中精力跟老师学习。另一个却不这样，他认为学下棋很容易，用不着认真。老师讲解的时候，他虽然坐在那里，眼睛也好像在看着棋子，可心里却想着：“要是现在到野外射下一只鸿雁，美餐一顿该多好。”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老师的讲解一点也没听进去。

结果，虽然两个学生同是一个名师传授，但是，一个进步很快，成了棋艺高强的名手，另一个却没学到一丁点本事。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名师出高徒，可是如果不专心去学的话，再高明的老师也教不出好学生。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典句札记】

此句是对前句的总结，做到了上句所说的，不关心、不视、不闻、食不知味，就是内心的修持不被外部世界所干扰，那么就能够修身正心了。

东方人羡慕西方人的物质文明与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西方人却仰慕东方人的纯朴典雅、注重伦理和和睦的家庭关系。

修养一词，是对人的行为举止的评价。“修”主要是指整治、锻炼、学习和提高；“养”主要是指培育、涵养和熏陶。从表面上看，修养体现在人的仪表风度、言行举止上。而实际上，修养更是一个人内在心灵的体现。中国传统的修养观认为：修身首先要正心，修身绝不仅限于外表的修饰，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修养，“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现代人更应该深刻认识心灵修养的必要。良好的品质不可能与生俱来，只有通过长期的勤奋学习和砥砺锻炼的功夫，才能形成高尚的德行。孔子十五岁开始立志研究学问，修养道德，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圣贤之人。由此看来，伟大的人格，源自不断的修养。

因此，修养在于坚持不懈地努力，是长期的自我砥砺，乃至是终生不辍的功课。

史例解读

做文章不说空话

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河南邓州，后迁至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南）。因其郡望昌黎，故后人称之为韩昌黎。贞元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因谏阻奉迎佛骨，贬潮州刺史。他大力提倡儒学，反对佛教、道教，反对藩镇割据。倡导古文运动，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简洁生动，思想鲜明，立意新颖，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谥号“文”，又称韩文公。著作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韩愈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他七岁读书，十三岁便能作文。他认为自己幼年丧父，依附兄嫂，只有通过艰苦奋斗才能摆脱困境。因此，他刻苦攻读儒家著作，矢志不移。

有一个关于韩愈起名的传说，在兄嫂的抚育下，韩愈渐渐长大，这年送他去拜师入塾学习，于是，嫂嫂郑氏就想给弟弟起个高雅新奇的学名。郑氏翻看着书籍，一时总找不到一个合意的字。韩愈站在一旁，说：“嫂嫂，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郑氏说：“你大哥名会，二弟名介，会、介都是人字头，会乃聚集，介乃耿直，象征他们的品行和成就出类拔萃。那么，三弟的学名，也须找个人字作头、含义更要不同凡响的字。”韩愈立即说：“嫂嫂，那么就选‘愈’字最佳，我就叫韩愈。”郑氏问：“‘愈’字如何解说？”韩愈道：“愈，超越也。我将来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前超古人，决不当平庸之辈。”嫂嫂高兴地拍手说：“好！好！就用‘愈’字！”

韩愈少年时就胸怀远大志向，19岁时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名满当地的青年。于是赴京应试，结果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连续四次参加考试，最后才考中了第十三名进士。之后，又经过三次殿试，也没得到一官半职，很不得志，一时郁闷黯然。这天他独自游历，遇到一位先生，交谈后，那人送他几句话：“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器，必先退之。”韩愈捧读赠言，陷入深思：自古道骄兵必败，自己缺少的正是谦虚宽让的心胸。于是，他选用这首赠言中的最后两个字：退之，做为自己的字。从此他更加虚心勤学，结交儒士，砥砺学识，最终独树一帜，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名闻天下。

勤学苦读成为大名家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县人。生于明思宗崇祯十一年，卒于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年六十五岁。生而异敏。年四十五，遍读家藏书，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

万斯同小的时候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

终于，万斯同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也原谅了儿子。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