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节选)
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节选)
梁漱溟
今日讲题为《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在座诸同学或已知余在山东办理乡村建设研究院。既知余所从事者为乡村建设运动,余更希望诸同学能深知乡村建设运动之做法即为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余心目中以为民众教育之所以能救中国,乃是从余自己说起。昨日曾与诸先生谈及,余于任何专门学问,专门功夫,皆未尝研究,皆未曾做过,特以中国问题重重迫我,使我不能不思量,不考虑,不发愁,而欲求其解决之方法。因之乃参考各方意见,留心他人见解,最后我得一结论。我之所以认为民众教育可以救中国者,实属从研究中国问题得来,非从研究民众教育得来。民众教育乃办法,中国有问题乃事实,从方法入手以求吻合问题,此实不可能;其顺序当从问题入手,归纳一方法,则此方法当不期而切合问题。余今日所欲申述者,即从中国问题的研究而归入于民众教育;关于此点,余当以极简短之意见贡献于诸同学。……余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之动力,在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两者构成一大力量而后始可解决中国问题。……余认为如果知识分子肯下乡与农民结合,去甘肃陕西等地留学,不去外国留学;在知识分子自身,可以纠正许多虚见,在农民方面得了知识分子之帮助,不啻添了耳目口舌,颇有生气当可免于死气沉沉,了无生趣。今日乡村农民之痛苦,城市人民恒未知其万一;而乡村人民虽有口舌,究之高吭呼号,声闻不远,非赖笔之为文以求众目共见不可。使知识分子亲历民间,深知农民之疾劳,写为文章,昭告世人,然后再进一步为农民谋改进之方法。如利用水塘,经营养鱼,开辟荒山,从事造林,此非已使民众具备头脑乎·民众既具有头脑,耳目口舌,又已齐备,则中国问题之解决,何难之有·余恒以为欲求中国问题之解决,应先知问题之灼点所在。余认为中国问题之灼点,即在知识分子与农民。知识分子之革命,须由乡村农民做起;良以农民为潜伏之最大力量,此种力量一经发动,则任何问题不期而可有办法。中国问题所应下的功夫,在文化之培养与建造,或者有一日不能免于内部爆发与推翻旧秩序之事实;但就目下言之,实无旧秩序可以推翻,惟有从正面培养文化,补充文化,建造文化。而建造新秩序之问题,乃培养的问题。如民主政治为社会的一种秩序,但民主政治之实现,厥为先使多数人具备民主政治之常识,了解民主政治之意义而后此种秩序方可造成。知识分子为文化所寄托,负有培养、补充、建造文化之责任,此实无可旁贷者也。民众教育系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互通声气之一办法。余以为知识分子领导农民,建设乡村厥为取道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在乡村建设上做工夫,则民众教育必落空;乡村建设不取径于民众教育,则一切无办法。今日吾人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所办事业,如领导民众造林、养鱼、改良农业等,皆为新事业,而非民间所固有者,亦皆属民众教育之功课。再如民间固有之陋旧积习,如缠足、吃鸦片烟等,亦为吾人所亟宜设法改革者。余以为民众教育工作不外固定的与流动的两种:固定的如教育民众读书识字,在使民众获有一工具耳;流动的则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匪患正深之地而对民众讲休闲教育,必无益于实事也。总之,吾人今日所从事之工作,从目的说为乡村建设,从方法说系民众教育。此种工作全属在文化建造上做工夫,其结果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无问题可言。原载1934年10月11日《乡村建设》旬刊4卷7、 8期合刊
〔鉴赏〕 此为梁漱溟1934年5月31日,在江苏无锡所作的演讲。讲演的宗旨是,民众教育的完成之日,就是中国社会问题得以解救之时。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是,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构成一大力量而后始可解决中国问题”。他主张“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实质上是乡村遭受破坏的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到抗战爆发前,乡村建设成为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这个时期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最炽热的阶段,而自然灾害又频频发生,再加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内忧与外患使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苦不堪言。1931—1936年,全国因灾荒死亡的人数近700万。一些有识之士,把复兴农村、救济农村当作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切入点。由对农村问题的重视,产生了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指把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包括在内的,具有改良性质的社会活动。这一运动基本上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而没有出过国门的只有梁漱溟一人。在乡村建设旗号下,河北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山东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而规模与影响最深广的,却是一直待在本土的梁漱溟。因为只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上兼而有之,其他人大多以实践为主,很少有系统理论。从事乡村建设的人们,有一个基本见解,那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政治、经济问题,也不是外族压迫的问题,而是文化或教育问题。如梁漱溟在演讲中所说,“与其谓之为政治问题,毋宁谓之为文化问题”。而“民族对外抵抗问题”,“此一问题仍属文化问题”;经济问题“仍与前两问题无异,皆在于文化之补充与培养”(《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81—483页)。中国不需要任何根本变革,只要到乡间去从事平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事情就可迎刃而解。梁漱溟的基本观点,或者说他观察中国问题的大前提,以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所旨趣的政治、经济、民族三大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而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社会,如何提高乡村民众的文化素质就成为关键所在。梁漱溟断言:“余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之动力,在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两者构成一大力量而后始可解决中国问题。”具体的做法:一是知识分子关心农民的疾苦,向社会反映他们的心声,“使知识分子亲历民间,深知农民之疾劳,写为文章,昭告世人”。二是用先进的方法从经济上帮助农民:“再进一步为农民谋改进之方法。如利用水塘,经营养鱼,开辟荒山,从事造林,此非已使农众具备头脑乎·”三是改革民俗陋习:“如缠足、吃鸦片烟等,亦为吾人所亟宜设法改革者。”四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教育民众读书识字,在使民众获有一工具耳”。要落实这四项事宜,必定要设立一个组织去推动与实行。这个组织,就是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作乡村建设实验时设立的乡农学校。讲演中没有涉及乡农学校,但乡农学校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特色所在。乡农学校作为实现他理想的组织,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于一体的机构。“我们的理想是政、教、富、卫合一。我们在邹平正实验着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的理想,用村学代替村公所,用乡学代替区公所,县自治机关系统,就是县政府—乡学—村学。乡学、村学既是乡村自治机关,又是乡村教育机关。”(1934年梁漱溟在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报告)村学、乡学,就是乡农学校,这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乡村的基层组织。乡民是学众,学长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教员是知识分子。“总之,吾人今日所从事之工作,从目的说为乡村建设,从方法说系民众教育。此种工作全属在文化建造上做工夫,其结果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无问题可言。”这篇演讲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梁漱溟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问题的突破口在农村,虽然他没有找到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途径。二是强调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农民同生活,指导农民进行经济活动,提高农民文化修养。三是提出教育救国论的主张。他与在河北定县搞平民教育的晏阳初一样,对教育功能抬得很高,都是教育救国论者。梁漱溟以为,一旦社会出了问题,教育可以随时修缮之;社会之所以有暴力,是由于教育不在社会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缘故。梁漱溟以为民众教育的实现,就是乡村建设运动完成的保证,同教育万能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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