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

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

郭沫若

全世界已经判为了民主与反民主的两大阵营，全世界在战争的炼狱里面，为民主精神的兴废正作着生死的斗争。中国是民主阵营里重要支柱之一，中国人民应有争取民主的一切权利，和反抗非民主的绝对自由。这是现世界人类的革命民权，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民权。中国在三十三年前已经成为了民主共和国，虽然直到现在还是训政时期，①而所训之政自当为民主共和之政。训政如能提早完成，即为职司训政者的较大功绩。因而在训政时期，正不应怕民主自由之过多，而应愁民主自由之过少。为争取战争的胜利，为促进训政的完成，在革命民权所允许的范围内，我们文化工作者应有权要求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文艺创作的自由。中山先生所创导的三民主义，我们认为是旨在保护革命民权并发展革命民权的主义。它应该作为国利民福的工具，但决不应该视为国祀民仰的图腾。工具必见诸实用，砥砺改进，以期日新又新;图腾则珍逾拱璧，禁忌万端，使人不敢侵犯。工具因愈用而愈利，军队因愈战而愈强。不用之具，不战之军，虽巾笥而藏诸庙堂之上②，结果必趋于腐朽。三民主义之图腾化，实即三民主义之无用化。事苟如此，决非创导者中山先生之初心，谅亦决非奉行三民主义者诸公之所宜企冀。主义非一成不变，思想乃万化无穷。主义之职既在利国福民，则凡有益于民族，有张于民权，有补于民生的思想，均与主义不相抵触。不仅不相抵触，反而凭借思想之相辅相成，而促进主义之尽美尽善。浅屑者流每谓三民主义之外无自由，三民主义之外无思想。此实大昧于主义创导之精神与思想发展之规律。充其极，不仅有害于国家的健全，且将限制其主义之生命。自由乃主义之母，思想乃主义之乳。我辈正为尊重主义，故愿有革命思想之自由，以供主义之滋养，而使国家人民果能因主义之效用而获得幸福。由思想表现而为言论，无论其发诸唇齿，或著诸笔墨，亦无论其对群众宣扬，或偕专家研讨，均应有应分之自由，不当受不合理之干涉。我辈文化工作者既能有思想之酝酿，其发表而为言论，自有其是非善恶之一定的权衡，亦自有其利害得失之自觉的责任。苟非丧心病狂，谁能倒非为是，反黑为白，以犯天下之大不韪，而膺众人之诛戮·欲善人之所同;爱国我何能后·甘心遗臭万年的人，固人人得而诛之。然此如非元恶大憝，必为蛇虺细奸，此等人的思想既讳莫如深，而其言论亦善于诪张为幻。人间世决没有真恶的奸人而不为伪善的言论的。言论限制之设，其志当在防奸，而防奸之道实不在此。苟专赖此以防奸，不仅奸不能防，反阻碍健全言论的发展，而授予真恶者以伪善的机会而已。是畏人民批判政治吗·政治假使修明，何畏乎人民的批判·政治假使不修明，人民正为政治的主人，何缘而不得批判·民主国家的主权在民，此乃民权的初步基阶。为人民公仆者而昧此雏义，如是出于无知尚有可原，如是出于故意，则直是反民主的帝王思想之余孽。是畏人民无知而泄漏国家秘密吗·此为战时或平时相对限制言论的唯一合理的理由，但逾此以往即为僭越。人民有话不能言，言者无责可自负。其结果必然成为瓦釜雷鸣、黄钟毁弃③的世界。秦赵高可指鹿为马，袁世凯得阅御用伪报④，一时虽觉予智自雄，而卒致天下大乱。故言论限制除施于泄漏国家秘密，于利国福民有决定的危害者外，乃绝对有害无益之举。征诸古今中外之史实，证据斑斑，无烦胪列。帝王时代的愚民政策应随焚书坑儒的污史而永远被埋葬于过去了。但法西斯轴心国家却仍追随此暴政而死不觉悟。以德国言，学术机关为一党所垄断，学术研究为御用所奸污。不仅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等所谓文化科学部门均受绝端的箝制，即如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者亦均受极不人道之迫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见容于纳粹⑤，即其本人在德国亦无居住之自由，倒不仅因为他是犹太种系的原故。中国既系民主国家，则学术机关不应有垄断之嫌疑，学术研究不应有御用之痕迹。然而事实却颇相背驰。自然科学的研究在中国尚未充分发达，其所受限制，尚无若何显著者可言;而关于文化科学之探讨，则禁制纷繁，使学者每每动辄得咎。例以史学言，奖励研究皇汉盛唐，抑制研究宋末明季。帝王时代之传统史观仍被视为天经地义，有起而驳正之者即被认为“歪曲历史”。洪秀全仍是叛徒，曾国藩依然圣哲。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似此情形，颇令人啼笑皆非，真不知人间何世·种族优越之谬论本为纳粹信条，日耳曼族为上帝选民，邪马台⑥人乃天孙神子，狗屁不通，竟欲以支配世界，奴役万族。由此谬论之猖獗，人类正流血至今，而受着铁火的锻炼。中国本首先受害之国，亦即首先抗敌之国，敌人的谬论本应与我不共戴天。然在我却于无形之中仍受其感染。固有文化优越于一切的观念依然为主持杼轴者之一大方针。而所谓固有文化要不外帝王时代所钦定之体系而已。中国文化自有其优越之点，但不因其“固有”而特加尊崇。国体已为人民本位之民国，对于旧有文化自应以人民本位之思想而别作权衡，更不能沿既定体系以为准则。然而“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一反乎此者，即被认为“诬蔑中国文化”。象这种固有文化优越论，其实也就是种族优越论的变形，箝束学术研究之自由，较之各种消极的禁条，其为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消极禁条尽多，而产生它们的母亲只是这优越的一感。我们并不蔑视文化遗产，但要以人民本位为依归。本此绝对的是非，不作盲目之墨守。优越不因其固有或非固有，选择不因其钦定或非钦定。在这种限度内，研究者有其绝对的自由，亦有其绝对的责任。孰为“歪曲”，孰为“诬蔑”，决不是简单两句条文所能规定的东西。简单地规定了，这便铁案如山地剥夺了学术研究的自由。文艺作品和活动本身，近来也差不多快要被视为罪恶了。文艺有麻醉性，败坏青年的品德，纠纷青年的思想，且惯于歪曲诬蔑以诋毁当道。这是近来负责审查的人所曾公开发表过的言论。其实这就是固有文化的钦定文艺观了。所谓“文人无行”，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⑦，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不是古今来对于文人与文艺的定评吗·在上者对于文人当“倡优畜之”，如不甘此待遇者便是叛逆分子。然而文艺恰是具有这叛逆性的，它是人民要求的录音。因而历代以来也尽有些不安分的文人，不愿意做倡优，而甘于成为叛逆。明、清时代的几部伟大小说便是由这种人产生出来的。而这种人也就被迫得潦倒终生，甚至姓名堙没。这就是中国固有的文艺政策。中国已经是民主国家四大强之一，这种文艺观和这种文艺政策，应该是早被废弃的时候了。然而不幸的是既定的固有文化系统的优越感依然是中国政治的脊梁，因而文艺家所受的待遇便特别的悲惨。首先你得清高，得遵守“穷而后工”的铁则，就是把你抛在物质生活的狂涛暴浪中让你多喝盐水。而接着是须得歌颂光明，不得暴露黑暗。作家到头不免是粉饰太平的倡优，让一些吃饱了饭的名公巨卿泄泄气的资料。这决不是民主国家所应有的行为，我们以文化工作者的资格，敢于为作家们控诉。作家的代表者一人已经在痛切地陈诉了，我们只是“象小贼似的东瞧西看”。不安本分的人在目前生活的高压下实在只能做“小贼”，假使是在古时生活多少还能有点余裕的时候，或者还能有施耐庵、罗贯中那样的大贼出现，而现代不是那样的时候了。这也就是某些人所时时高嚷着的“中国没有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了。不是检查尺度放宽不放宽的问题，也不是放宽的尺度有多少的问题，而是应该根本改变检查的尺度。旧式的帝王本位时代的尺度根本不能再用了。我们要求民主的尺度，以人民为本位的尺度。文艺在作为人民的喉舌上应该有创作的自由。有光明固然值得歌颂，有黑暗尤须尽力暴露。十足的光明可容许只写一分，一分的黑暗应该要写得十足。民主国家是不容许有丝毫的黑暗存在的。讳疾忌医，是最危险的慢性自杀。你说“家丑不可外扬”吧，但“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⑧，不外扬它自己也会外扬。聪明的西子最好是去掉不洁，无须乎多打香水。如有家丑最好是让它播扬干净，我们应该努力于无可外扬的家丑。文艺活动和学术研究是自由思想的孪生子，人类文化的两翼，在利国福民的观点上，同样足以利国福民。这两种活动都需要有民主精神才能发达，而两种活动本身事实上也就是民主精神。谁要摒弃文艺，谁也就并不懂科学，并不理解政治。举凡轴心国家，文艺活动和学术活动都同时枯窘了，便是这事实的说明。全世界已经判分为民主与反民主的两大阵营，全世界在战争的炼狱里面，为民主精神的兴废正作着生死的斗争。我们中国既是民主阵营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的一切设施便应该尽力民主化。我们既参加了全世界的民主同盟，决心无条件的肃清敌人的法西斯思想，在我们自己本身便也应该无条件的不为这种思想的细菌所侵犯。这是根本问题。口头虽万遍说中国最民主，但中国并不因此而显得更民主。纸上虽万遍修改宪法草案，但中国并不因此而显得已经立宪。问题是实际，问题是处理实际的精神。我们不愿个别地指摘既往的错误，因为这错误实在举不胜举。举出了如只换汤不换药，依然无济于事。我们也不愿开出个别的丹方，因为总的丹方已经开在那儿，就请切切实实地实行吧。如果有切实实行主义的诚意，则在革命民权的范围内所能容许的，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文艺创作的自由，是丝毫也不会有问题的。中山先生说得好：现在中国既定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要人民来讲话。(在上海莫利艾路招待记者演讲。)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释自由》演讲。)人类的思想总是望进步的，要人类进步便不得不除去反对进步的障碍物。除去障碍物，便是革命。这些就是革命民权的基本认识，三民主义的真精神也就在这儿。切实地把主义作为利国福民的工具而运用，而砥砺，而改进，兼收并蓄，广益集思，以求其尽善尽美，达成目的吧。只是作为图腾而神圣视之，绝对不能完成中山先生所遗留下来的革命使命。以上是我们的呼吁，我们迫切地为革命而呼吁，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

作于1944年6月13日选自1947年《沸羹集》

〔注释〕　①训政时期：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分建国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借此于1931年6月颁布“训政时期约法”，实行独裁统治。　②巾笥而藏诸庙堂之上：语出《庄子·秋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之上’。”大意是，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死时已有三千岁了，国王包以锦缎置于竹匣中将它宝藏在宗庙的堂上。“巾”，覆盖用的丝麻织品;“笥”，一种盛放物品的竹器。　③瓦釜雷鸣、黄钟毁弃：语见《楚辞·卜居》。大意是，沉闷的砂锅弄出雷鸣般的响声，而贵为黄钟反倒遭毁坏排斥。比喻无才德的庸小威风一时，有才德的贤人反遭冷遇。“瓦釜”，砂锅。“黄钟”，黄铜铸就的钟，我国古代音乐有十二律，阴阳各六，黄钟为阳六律的第一律。 　④御用伪报：1915年下半年，日本人在北京所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袁曾命其左右每日择要剪呈该报，帝制派核心人物袁乃宽等伪造一份《顺天时报》，上载日本赞同中国改行帝制的文字，每日“进呈御览”。　⑤“爱因斯坦……纳粹”句：1933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希特勒宣布为反德犹太学说，爱因斯坦本人亦遭迫害，被迫移居美国。　⑥邪马台：日本古国名。　⑦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语见《新唐书·裴行俭传》。大意是，士人先要培养自己的度量和见识，再来做文艺方面的事情。　⑧“西子……过之”句：语见《孟子·离娄下》。大意是，如果西施身上污秽散发恶臭，路人看见也会捂着鼻子走过去。〔鉴赏〕　在《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一文里，郭沫若有感于“全世界在战争的炼狱里面，为民主精神的兴废正作着生死的斗争”，国内的民权主义名存实无，忧愤之情溢于言表。民权主义需要民主，中华民国早已建立，岂有不思民主之理·用作者的话来说，即便眼下处于训政阶段，“所训之政自当为民主共和之政”，“正不应怕民主自由之过多，而应愁民主自由之过少”。文章触及了我国民众当时反抗黑暗专制最敏感、最关心的话题，通篇理直气壮，纵横捭阖，锋芒所向，势如破竹，读后令人深思、动容。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是国利民福的工具，而不是高高在上，供人朝拜的图腾。“工具必见诸实用，砥砺改进，以期日新又新;图腾则珍逾拱璧，禁忌万端，使人不敢侵犯。”将三民主义供奉起来，作出歪曲的解释，在行动上处心积虑地压制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岂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作者还认为“主义非一成不变，思想乃万化无穷”，凭借思想还可以“促进主义之尽善尽美”，“自由乃主义之母，思想乃主义之乳。我辈正为尊重主义，故愿有革命思想之自由，以供主义之滋养，而使国家人民果能因主义之效用而获得幸福”。主义是需要思想支撑的，也需要追随时代的发展加以完善。这样一种辩证观点，是颇有识见的。争得革命的民权，就要争得思想言论、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文章论述了国家实行自由民主的重要性，反对当局将其视之为洪水猛兽的做法。人的幸福指数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自由，人是追求自由的文化生物。所谓自由，就是人尊重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地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自由决非随心所欲的放诞，个人的我行我素。自由也是有是非善恶的权衡，有对社会利害得失的公心责任的，况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谁愿意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自由和责任相辅相成，向善之心，爱国之情，这是民意之同。真正作恶的人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人则应给予充分的信赖，对广大民众的言论应该给予开闸。“故言论限制除施于泄漏国家秘密，于利国福民有决定的危害者外，乃绝对有害无益之举”，“中国既系民主国家，则学术机关不应有垄断之嫌疑，学术研究不应有御用之痕迹”。政治畏惧人民，人民不能成为政治的主人，一旦堵塞言路，“人民有话不能言，言者无责可自负。其结果必然成为瓦釜雷鸣、黄钟毁弃的世界”。到了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的时候，倒是“授予真恶者以伪善的机会”了。作者纵观世界历史，罗列了国内外一些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典型表现，论证专制制度对文化和人之危害。德国当年推行法西斯统治，种族优越论甚嚣尘上，一时犹太人如哀鸿遍野。学术机关为一党垄断，不但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等毫无生气，还殃及自然科学，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也受迫害被驱逐出国。环视中国，抗战时期虽然实行过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推行专制统治的行为一直没有停止，他们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政策，压迫进步作家，扼杀进步文化团体，禁锢知识分子的言论。他们唱的是“三民主义”的高调，却公然违背孙中山的遗愿，借“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说白了，就是为维护自己这一拨少数人的利益。我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然“关于文化科学之探讨，则禁制纷繁，使学者每每动辄得咎”。在史学领域，“奖励研究皇汉盛唐，抑制研究宋末明季”。认帝王将相为正宗，视农民起义为邪道。在“民族文化”的旗号下，大肆宣扬封建主义的糟粕，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不能动其一根毫毛，谁有异议，就被看作“诬蔑中国文化”。文艺作品则不能暴露黑暗，倘若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宣传革命，就是麻醉青年，败坏青年品德，把青年引向歧路。如果一意孤行，就“把你抛在物质生活的狂涛暴浪中让你多喝盐水”，让你陷于病不能医，死不能葬的悲惨境地。总之，要逼得你噤若寒蝉，就范、屈服于他们的专制统治。作者义正词严，据理驳斥专制统治。正是希特勒的种族优劣论，让人类流血至今，遭受地狱般的磨难。而中国之所以难以诞生伟大的文艺作品，中国的作家之所以难以表现个性，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跟专制高压不无关系。这是莫大的悲哀。作者破中有立，清晰地论述了如何实行民主的方案。“我们并不蔑视文化遗产，但要以人民本位为依归。本此绝对的是非，不作盲目之墨守”，“应该根本改变检查的尺度。旧式的帝王本位时代的尺度根本不能再用了”。所要求的是民主的尺度，以人民为本位的尺度。文艺作品既可以歌颂光明，也可以揭露黑暗，光明的一面未必写尽，而“一分的黑暗应该要写得十足”。讳疾忌医，等于慢性自杀。孟子曾说，即使像西施那样的美人，如果沾染上污秽恶臭的东西，别人也会掩鼻而过。涂抹香水，也是无益的。社会有不洁，要以清除为上策，而不必加以掩盖、美化。郭沫若把文艺活动和学术研究喻作孪生子，认为它们都需要民主精神的养育和呵护。国家既然作为民主阵营里重要支柱之一，“便应该尽力民主化”。既然加入了世界民主同盟，就要肃清敌人的法西斯主义，不为它的细菌所侵犯。郭沫若是贯穿20世纪影响整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重要人物，也是著名的政论家。他被时人称为才如大海，文章得意处又有“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苏轼语)的气势。在这篇杂文里，我们得到了切实的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