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洛阳怀古赋》原文、译文、赏析

作者： 邵雍

【原文】：

洛阳之为都，地居天地之中，有终天之王气在焉。予家此。治平岁，会秋，乘雨霁，与殿院刘君玉登天宫寺三宝阁，洛之风景因得周览。惜其百代兴废以来，天子虽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怀古之感，以通讽谕。君玉好赋，以赋言。

秋雨霁，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怀之能快?唯高阁之可凭。天之空廓，风之轻泠，览三川之形胜，感千古之废兴。乃眷西北物华之妍，云情物态，一气茫然。拥楼阁以高下，焕金碧之光鲜，当地势之拱处，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东都，此邦若诸夏。不会要于方来，不号令于天下。声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义，不此而化。宫殿森列，鞠而为茂草，园囿棋布，荒而为平野。鸾舆曾不到者，三十余年，使人依然而叹曰：虚有都之名也!

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内，列壤唯九，而居中者实为豫州，荆河之北，此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滨，建国为万，而居中者实为洛阳，瀍(chán)涧之侧，此唯旧邦。迄于今日二千年之有余，因兴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赋者，阅古今变易之时，述兴亡异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后来之国家也。噫!太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参用适宜。伊六圣之经理，实万世之宗师。我乃谓治民之道，于是乎大尽矣。逮夫五霸抗轨，七雄驾威，汉之兴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汉之衰。始鼎力而治，终豆分而隳。晋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画畿。或走齐而驿魏，或道陈而经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风物；李唐蟠关中之腹，孕五代之乱离。其间或道胜而得民，或兵强而慑下；或虎吞而龙噬，或鸡狂而犬诈；或创业于艰难，或守成于逸暇；或覆餗(sù)而终焉，或包桑而振者。故得陈其六事，虽善恶不同，其成败一也。

其一曰：大哉德之为大也，能润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后化之于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严而治，不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顺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灵，其帝者之所为乎?

其二曰：至哉政之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后教之于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者也。所以有严而治，有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灵，其王者之所为乎?

其三曰：壮哉力之为大也，能教天下，必先丰府库，峙仓箱，锐锋镝，峻金汤，严法令于烈火，肃兵刑于秋霜，竦民听于上下，慑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为乎?

其四曰：时若伤之于随，失之于宽，始则废事，久则生奸。既利不能胜害，故狂得以疾贤。是必薄其赋敛，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罚，欲民不残，而民愈残。所致之之道，失其本矣。

其五曰：时若任之以明，专之以察，始则烈烈，终焉缺缺。既上下以交虚，乃恩信之见夺。是必峻其刑罚，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赋敛，欲国不竭，而国愈竭。盖致之之道，失其末矣。

其六曰：水旱为沴，年岁丰虚，此天地之常理，虽圣人不能无。盖有备而无患，不得中者。加以宽猛失政，重轻逸权，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焉?所谓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败六焉，此之谓也。

君天下者，得不用圣帝之典谟，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杀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抚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陈革命，则抑为人之匪君；明逊国，则杜为人之不臣。定礼乐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诸侯之乱伦，删《诗》以扬文武之美，序《书》以尊尧舜之仁，赞大《易》以都括，与六经而并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时。必时教之各备，则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为帝事，则请执天道焉。中为王事，则请执人道焉。下为霸事，则请执地道焉。三道之间，能举其一，千古之上，犹反掌焉，则是洛之兴也，又何计乎都与不都也?如欲用我，吾从其中。

【译文】：

洛阳作为都城，地理位置处在天地的正中，有久远无穷的王气在这块地方。我把家安置在这里。英宗治平年间，适逢秋天，趁着雨过天晴，我与殿中侍御史刘君玉一同登上著名的天宫寺里的三宝阁，洛阳的风景因而能够尽收眼底。叹惜从古至今百代兴盛衰亡，虽不少天子定都于此，而大多不能长治久安。所以产生怀古的感慨，以表达讽谕借鉴之意。我知道君王喜欢赋，便用赋来抒怀。

秋雨已停，日色清朗，秀美的景色显现，秋天的特征更加鲜明。怎样才能使郁结的心情变得欢快呢?唯有登高望远可以解忧。天宇多么空阔，秋风何其清凉，纵观三川的秀美景致，感叹千古百代的更替兴衰。这才感到西北的美。好事物让人眷恋，看那白云轻风，山川大地，茫茫一片。高高低低的楼阁鳞次栉比，金碧辉煌发出迷人的光彩，在地势的突出之处，就是皇帝生活的所在。可惜的是，天子定都洛阳，国家虽居华夏中心却像个小小的诸侯国。典章制度、文物故实不能传之将来，现在也不能对天下发号施令。声教文明礼乐典章，不会从这里产生；道德仁义习俗教化，不能从这里向外传播。宫殿高楼密密麻麻，衰败时到处青草丛生；园囿池阁星罗棋布，荒芜时长满野草闲花。御驾不曾到这里，已有三十多年光景了。不禁使人留恋往事，感叹不已：真是虚有国都之名啊!

唉!在夏禹治水时，四海之内，天下分为九块，最中间的是豫州，在荆水和黄河的北面，这是它们的上游。周公选择定居地时，普天之下，所有土地上建立的小都邑成千上万，而处在最中间的要算洛阳，它在瀍水和涧水的侧面，这是最古老的城邦。到今天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只因政权更迭兴亡不定，所以天子不是经常在这里定都。我之所以要作此赋，是要观览古往今来变易的时机，叙述兴亡替代的异同规律。回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君王，为后来的国家的生存发展提供借鉴。

啊!伏羲氏使尧舜效法，进而成就了夏禹、商汤、周文三王的法令，参考使用十分恰当。这是六位圣贤的治国之道，也是万世尊崇的师表。所以我认为治国治民之道，在这里已达到尽善尽美了。到后来春秋五霸违抗周代礼法，战国七雄各显威风；汉代的兴起，是趁着秦朝的腐败；曹氏的擅权，碰上了汉室的衰微。它们开始都全力以赴励精图治，到头来莫不豆剖瓜分分裂破碎。晋代在中原挡不住匈奴的进攻；刘宋划江左为王畿，再后来驱齐而灭魏，又经过陈朝和隋代。自北魏迁都洛阳拓展河南的疆域，大量移植六朝的景物和文化；到李唐蟠据在关中的腹心，导致了五代的动乱。这中间各个朝代，有的因正义而得到民心，有的因军事实力强大而让人屈服，有的横行强暴如虎咬龙吞，有的狡诈奸佞如鸡鸣狗盗，有的艰苦创业来之不易，有的贪图享乐坐吃山空，有的一朝覆灭湮没无闻，有的根基稳固振作崛起……。所以，我陈述六种历史教训，虽然善恶不同，而其中成败的规律都完全一样。

其一是：最高的德政之所以伟大，能施惠天下，必然首先以身作则，然后才能教化他人。所谓“化”，就是“效法”的意思，是要别人效法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不需严刑而治理好国家，无所为而无不成功，不说空话而信誉卓著，不发命令而一切正常运转，顺应天下人的性命，养育千千万万的生灵。这大概是上帝才能办得到的吧?

其二是：最好的政治之所以伟大，能以天下为公，必定首先身体力行，然后才能教育他人。所谓“教”，就是“端正”的意思，这要从我自己做一个正人君子开始。所以，要达到善政，就要以严格的管理来治理国家，有具体的目标和措施来保证成功，有明确的指示保证可靠，有准确命令保障工作顺利进行。解脱天下人的疾苦，满足天下老百姓的各种愿望。这大概是王者能做到的吧。

其三是：最伟壮的力量其所以伟大，能教导天下百姓，必定首先使府库充实，储备丰厚，武器锐利，城池坚固，严明法纪像烈火一样无情，执行刑罚如秋霜般肃杀，让民众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肃敬听话，让少数民族慑伏于遥远的边疆。这大概是霸者所做的吧。

其四是：时政如果失之随意，或过于宽大，开初就会误事，久了更会产生奸诈。既然利益不能超过弊端，所以小人就嫉贤妒能。这样就必定要减轻赋税，希望百姓不至穷困，可是百姓反而更加穷困；减省刑罚，希望百姓不受伤害，而民众的伤害反而加重。这是所实行的政策，失其根本啊!

其五是：时政如果信任修明的法令，专擅各方面的考察，开始可能威风凛凛轰轰烈烈，到头来却大家不满足。既然上下之间互相欺骗，恩情信誉荡然无存。这样一来就必定要严刑峻法，使民众不至犯上作乱，而民众愈发作乱；加重赋税收入，以求国库充实，而国家财政反而枯竭。这大概是所推行的政策，纠缠于细微末节而失之浅薄吧。

其六是：水涝干旱造成灾害，年成或丰收或歉收，这本是自然界的正常情况，虽是圣人也无法避免。即使有备无患，国情也难得维持中等水平。再加上或宽或严政策失误，上下大小权力散失，即使没有水旱灾害，老百姓也困苦不堪，何况有水旱战争等天灾人祸发生呢?这就是连本带末一起丢失，岂有国家不亡之理?天下事或成或败的六大因素，就是说的这些呀!

要做统治天下的君王，能够不用远古圣王的训诰，能够不行英明君主的教化吗?士大夫可杀他的头，却不能侮辱他；老百姓可与他亲近而不能瞧不起他。上司能爱民如子，百姓必感恩戴德。孔子所以述说汤武革命的故事，是告诫作君王的人不要违反君道；宣扬尧舜逊让的史实，为的是杜绝臣子的犯上作乱。孔子规定礼乐统一了天下的政治教化，修订《春秋》而责备诸侯的犯上作乱，删订《诗经》来赞扬周文王周武王的美德，给《尚书》作序以推崇尧舜的仁政，赞美《大易》总括六经要义，与六经并存传世。想来不能因地理位置的重要，而轻视对民众的教化；不能因为对民众的教化，违背天理。必须既合时，又施教，二者皆备，于是无论居住在哪里，都会各得其所。所以，可知地理位置是否重要不是永久固定的。帝王们如一定要取法乎上行大德之政，则请遵循上天的道理。取法乎中行王者之事，则请遵循人间的规律。等而下之行霸者之事，则请实行地上的法则。这三道之间，能施行任意一种，则实现千古之上的三代之治，如同反掌般容易。如此，就是洛阳的兴旺发达之兆，又何必管它国都不国都呢?

如果要我选择，我取人道而行之。

【评介】：

登临送目，忆昔怀古，是古代作者创作的契机之一。登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洛阳古都的高阁，怀古之感更是油然而生。邵雍这篇赋，正如序中所云，是要通过“怀古”来“通讽谕”的，这样，文中的讽谕显然是作者命意所在。

这篇赋节奏舒缓。第一段从登阁慢慢道来。秋高气爽，和友人登阁抒怀，纵目古都，首先看到的是西北美妙的秋景。随着视线的转移，金碧辉煌的宫殿映入眼帘，帝王的居所也格外醒目。面对此情此景，作者却发出了“天子居东都，此邦若诸夏”的感叹。所谓“若诸夏”，是说洛阳不能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洛阳在周公卜居时就是位居天下中心的城邦，到宋代已两千余年历史了，它为什么会衰落呢?作者借此很自然地道出他作赋的动机：通过对洛阳古都的反思，“阅古今变易之时，述兴亡异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后来之国家。”讽谕的主旨被鲜明地提出。

接下来，讲治国之道，谈由盛而衰的历史。作者肯定的是上古的治世。三代之治，本是儒家神话，但后世人们一般深信不疑，这与儒家政治理想中的崇古特征有关。邵雍认为，治民之道，在上古尽善尽美，之后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这一段很精炼，也很精采，短短几句把上古春秋到五代的二千余年历史概括无余，又准确地把握住了各朝各代政治的主要特色。句式骈散相间，一气贯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二千余年的历史进程得到如此精当的表述。不可谓不是大手笔。

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是作者写这篇怀古赋的目的，邵雍从历史的演进中，总结出了六种不同的治国之方，成败善恶尽在其中。这一段是全文的核心。

邵雍认为，政治中最高的境界是圣道，圣道依靠德治。德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德治靠以身作则，以德化人，达到无为而治。能够做到德治无疑是上帝、是圣人。第二种较好的政治是以天下为公，它可以通过王道实现。王道讲仁政，王者身休力行，化育众人，在管理上有章法可依，因而能够成功。第三种是霸道，行霸道以实力服人，既有充实的物资，又严刑峻法，用威力慑伏民众。霸道也能维持一个国家的统治。等而下之的是四、五、六类政治。一是纲常松弛，没有号召力，国家一盘散沙，尽管薄赋敛，省刑罚，但民不聊生，每况愈下，这种作法是放任自流，失去了根本，并不是无为而治。第二种弊政与前一种正好相反，当政者过于注重细微末节，严刑峻法，斤斤计较，人与人之间的信义荡然无存。结果是乱祸四起，国力衰竭，原因在于当政的舍本逐末。最后是自然界的因素。旱涝之类天灾，圣人也不能避免，但若政治英明，则可减轻天灾造成的损失。若弊政丛生，人祸再加上天灾，则是本末尽失，只有亡国了。

天下成败、国家兴亡，无非是这六种可能。作者在归纳这六种现象时，肯定的是前二种政治。这也表现出作者的政治理想是传统的内圣外王理想。“大哉德之为大”，就是孟子讲的“圣王不作”。而关于“王者”、“霸者”的议论，同样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解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邵雍在论述圣王关系时，也明显接受了荀子的思想：“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者尽，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荀子·解蔽》)尽伦为人道之极，尽制为事功之极，能兼之者谓之圣王。但邵雍把圣独立于王之上，似乎是说有一种境界，如远古时代的政治，是很难达到的。这样，即便是王者，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其讽谏当代皇帝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最后一段，讲君民关系应统一在礼教之中，表现了邵雍理学家的特色。而点睛之笔，则在“必时教之各备，则居地而得宜”的议论上。这一段议论还表现出了作者的进步历史观：世上本无风水宝地，只要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顺天敬人，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至于国都吗，定在哪里都无所谓的。行文至此，又归结到“洛阳怀古”的题目上来。邵雍认为在天道、人道、地道三道之中，天道高不可及，地道取法乎下，都不可取。真正能行于世的，还是人道——王道，还是儒家这一套学说最合国情啊!

赋名“洛阳怀古”，而意在发表对历史的见解，所以，邵雍写作时绝不拘泥于洛阳所见所闻或洛阳的兴衰，而是借帝都起兴，联想到帝国的兴衰无定，历史的瓜瓞绵绵，跳得开，又进得去，最后得出“都与不都”的观点，议论畅达，结论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