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古典诗词“搞文学的人，必须学习音韵学”

毛泽东评古典诗词“搞文学的人，必须学习音韵学”

音韵对于古典诗词的重要，正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说： “就一般诗来说，韵的最大功用在把涣散的声音贯串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曲调‍‌‍‍‌‍‌‍‍‍‌‍‍‌‍‍‍‌‍‍‌‍‍‍‌‍‍‍‍‌‍‌‍‌‍‌‍‍‌‍‍‍‍‍‍‍‍‍‌‍‍‌‍‍‌‍‌‍‌‍。它好比贯珠的串子，在中国诗里这串子尤不可少‍‌‍‍‌‍‌‍‍‍‌‍‍‌‍‍‍‌‍‍‌‍‍‍‌‍‍‍‍‌‍‌‍‌‍‌‍‍‌‍‍‍‍‍‍‍‍‍‌‍‍‌‍‍‌‍‌‍‌‍。” （朱光潜： 《中国诗的节奏与音韵的分析》）毛泽东很重视音韵，他说：搞文学的人，必须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1957年夏季，他会见了对词曲很有研究的冒广生老先生，两人娓娓交谈起有关诗词的问题。毛泽东谦虚地对冒广生说： “愿闻高见。”冒广生说： “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词，不外增、减、摊、破四法。”冒广生对三百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须墨守四声持有不同意见，说： “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解放。”毛泽东对他的这个提法很感兴趣，说： “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押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1965年在给陈毅的信中，他又强调说：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从故居的藏书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刻苦钻研音韵留下的种种印记。

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曾广诗韵全壁》。这两部书中的许多页都折着书角，其中的许多字都有各种颜色笔迹画的圈记，好像书的主人不断地翻阅过，并随时都准备查找它们。 《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人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母处，都有毛泽东用红铅笔、黑铅笔画出的圈记。内文如上平声的“一东”韵中的“东、同、中、虫、宫、雄、风……”都用笔圈出，两部书从头到尾都有这种圈记。 《增广诗韵全璧》的目录后，附作者《沦古韵通转》，毛泽东对此全文作了断句。

毛泽东读诗话时，对音韵方面的内容也很注意。《随园诗话》有关音韵方面的段落，他都加以圈画。如卷十二有一则说： “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 微梁》云： ‘吴谓善伊为稻缓，淮南人呼母为社。’《世说》： ‘王丞相作吴语曰：何乃淘？’《唐韵》： ‘江淮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又一则说： “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三百篇，爽然若失。 ‘山榛’、 ‘湿苓’、 ‘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 ‘十蒸’俱通也。 經辞》：‘肇锡余以佳名’， ‘字余曰灵均’。 ‘八庚’通‘十真’也。其他《九歌》、 《九辨》。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 ‘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 ‘汁’字韵旁通者七。”另一则说： “余《况彭尚书寿》诗， ‘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 ‘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 ‘真’韵也，而用‘芹’字。苏洒《出塞》五律， ‘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钱王巡边》长律， ‘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 ‘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这些议论音韵的地方，毛泽东都加着圈、点或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除音韵外，还钻研词律。藏书中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一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这部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体，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收集的资料比较全，仅词牌名就有660多种，各种词牌还有多种不同的体，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例证，注有音韵平仄。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画，如李白的《亿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又如石孝友的《卜算子》：

见也如何暮，别也如何遽。别也应难见也难，今后难凭据。

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

等等，都是他圈画的词。

从这些音韵、词律书籍中毛泽东圈画所留下的手迹，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他虚心和勤奋的学习精神。

毛泽东在诗词创作的实践中，既写过律诗、绝句，也运用《沁、园春》、《菩萨蛮》、《西江月》等多种词牌填过词。他说，自己对律诗“还未入门”， “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而“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毛泽东： 《致陈毅》）又说： “词中小令，这种形式，像工具，运用惯了，所以写一些。”（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他自己所说的对词“稍懂一点”，对律诗“还未入门”，其实是毛泽东“学然后知不足”的谦逊，他在诗词创作中体现的修养和功力是很深的。即便如此，对毛泽东诗词中音韵词律的运用依然有不同评价，如有一位老词人就认为：毛泽东诗词的意境、气势、眼界都了不起，只是不太会韵律。但陈毅说： “从李白写借萨蛮》才有词，古代任何一个词人写同样一个词牌，韵律也不一致。不能让格式束缚思想。艺术要创新。”陈毅曾找那位老词人交换意见，发现这位老词人自己写的《菩萨蛮》韵律也不一致，他才服了。赵朴初也说： “在格律方面，毛主席的诗词一般是很谨严的，但他绝不为格律所束缚。”毛泽东“用典而不为典所用，谨于格律而不为格律所拘”。 （赵朴初：《学习毛主席的诗词》）陈毅、赵朴初的评论是公正的。应该说，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对音韵词律是重视的，但他澎湃激越的革命诗情又绝不受什么框框的束缚，常有突破。这正是陈毅所说的艺术“创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