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晚”

毛泽东读《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晚”

故居藏书中，有不同版本的《楚辞》多部‍‌‍‍‌‍‌‍‍‍‌‍‍‌‍‍‍‌‍‍‌‍‍‍‌‍‍‍‍‌‍‌‍‌‍‌‍‍‌‍‍‍‍‍‍‍‍‍‌‍‍‌‍‍‌‍‌‍‌‍。 《楚辞》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主的“骚体”诗歌汇集‍‌‍‍‌‍‌‍‍‍‌‍‍‌‍‍‍‌‍‍‌‍‍‍‌‍‍‍‍‌‍‌‍‌‍‌‍‍‌‍‍‍‍‍‍‍‍‍‌‍‍‌‍‍‌‍‌‍‌‍。从种种迹象看，这是毛泽东终生爱读、百读不厌的一部诗集，特别是其中的《离骚》‍‌‍‍‌‍‌‍‍‍‌‍‍‌‍‍‍‌‍‍‌‍‍‍‌‍‍‍‍‌‍‌‍‌‍‌‍‍‌‍‍‍‍‍‍‍‍‍‌‍‍‌‍‍‌‍‌‍‌‍。

屈原出生于公元前三百多年的战国时期，他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是深受楚怀王信任的一名大臣。战国时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争霸，战乱不已，屈原主张对内清明政治，对外联合抗秦，确保楚国的强盛。楚怀王、楚顷襄王昏聩，听信上官大夫的谗言，不听屈原的忠谏，并对他贬职放逐，最后导致秦军破楚，君臣仓皇出奔，人民四散逃亡。屈原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完全绝望，怀着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愤， “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屈原的《离骚》是一首近似自传体的长诗。诗人以纵横驰骋的丰富想象力，曲折离奇的优美神话传说，多姿多彩的景物花鸟，激越高昂的诗歌韵律，叙述他坎坷不平的生活遭际，表达他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抒发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感情。《离骚》具有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虽经历史沙尘的磨砺，它不衰的光彩仍然照耀着千秋后世。除《离骚》之外，屈原还有《九歌》、《天问》、《九章》等作品传世，这些作品都以忧国忧民，感怀身世为主旋律，构思奇特，色彩缤纷，感情强烈，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骚体”的流派。以《离骚》为主，集“骚体”作品大成的經辞》，享誉诗坛，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离骚》，按司马迁的解释， “犹离忧也”；班固说： “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颂《离骚》为： “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离骚》，一部不朽的诗歌作品；屈原，一位中国诗歌史上最早、最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

毛泽东对屈原有着特殊的感情。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赴前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方陪同的汉学家费德林有过一次有关中国诗歌的谈话。他从《诗经》谈起，其中突出地谈到屈原。他说：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精萃。它来源于民间创作，都是无名作者，……《诗经》代表了中国最早的美学，这种诗感情真切，深入浅出，语言很精练。” 《诗经》之后，毛泽东认为“首屈一指”的诗人是屈原，他称屈原为“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对屈原，毛泽东深情地说： “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他分析屈原所处的历史时代说： “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 “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抚古追今，毛泽东一往情深地说： “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土地——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他有关屈原最完整的论述，也流露了他对屈原最真挚的感情。确实，湘楚大地钟灵毓秀，它培育了屈原，也培育了毛泽东。这两位相距两千多年的伟大爱国者和诗人，情相投，神相通，气相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的诗句，不也正是毛泽东一生的写照吗？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崇敬屈原，喜爱屈原的作品。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笔迹抄录了《离骚》、《九歌》全诗，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抄文占去了前11页，它留下了毛泽东早期学习屈原作品所下苦功的珍贵史料。据在这一时期和毛泽东相识的罗章龙回忆，在他和毛泽东初次见面交谈的三个多小时中，毛泽东“对《离骚》颇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会面，罗章龙曾写诗纪事，其中特别提道：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屈平即屈原‍‌‍‍‌‍‌‍‍‍‌‍‍‌‍‍‍‌‍‍‌‍‍‍‌‍‍‍‍‌‍‌‍‌‍‌‍‍‌‍‍‍‍‍‍‍‍‍‌‍‍‌‍‍‌‍‌‍‌‍。可见，贾谊的《治安策》和屈原的《离骚》都是他们那时十分喜爱的作品，也是他们的谈话内容。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的工作十分繁重，但每次外出携带的阅读书籍中，总忘不了带上《楚辞》。1957年，他请人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共计50余种。在那段时间里，他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18日凌晨1点多钟，空军雷达发现敌情，全城进入防空状态。警卫人员要求毛泽东进防空洞，以保安全，他却神情若定，泰然处之。挥手说：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又说：“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他让人点燃起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了《楚辞》。在这之前的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一个简单的生活细节，寥寥几笔的一封短信，一代伟人毛泽东从《离骚》中得到的思想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跃然入目。另一年夏天，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中午时分仍然辗转难眠，服用安眠药物后，他终于睡着，抓在手中的书搁在胸脯上，人们发现那是一本《楚辞》。1959年和1961年，毛泽东又两次要《楚辞》读，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这两本书。

在收藏于故居里的这本《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出了圈画。如：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阮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垮以轨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吾今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归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以上每句末，毛泽东都作了圈断。

这些事实虽不是毛泽东读《离骚》的全貌，但已可以看出他读《离骚》不止一遍两遍，也超过“三复四温”，是从青年读到老年，常读常新，时有领会。

毛泽东从《离骚》中汲取精神力量的同时，还从《离骚》中汲取诗歌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精髓，融入自己的诗词作品中；并经常点化运用屈原作品中某些典故佳句于自己的诗句中。1961年，毛泽东写作《七律·答友人》一诗，对其中“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一句，他说： “‘洞庭波’取自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洞庭波兮木叶下’。”毛泽东对屈原的作品随手拈来，运用自如，是何等熟悉！这还不仅反映在他的诗词创作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交往中，积淀在他头脑中屈原的诗句，也常常一触即发地涌现。1950年3月，毛泽东接见新中国未来的大使们，一一问过姓名后，进行了亲切地交谈。当他走到黄镇面前时，问道： “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土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回答： “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 “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 《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毛泽东高度评价屈原的《离骚》及其流派。1951年，毛泽东邀请他的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里划船，对他们说：“《左传》、《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也还有一读的价值。”1958年，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旅途中，毛泽东孜孜不倦地读《楚辞》。他问张治中： “你读过《楚辞》吗？”并推荐说： “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说：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有可喜之处。”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说：屈原的“《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总之，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肯定是多方面的。

毛泽东喜爱屈原的诗作，极为敬重屈原的人品道德‍‌‍‍‌‍‌‍‍‍‌‍‍‌‍‍‍‌‍‍‌‍‍‍‌‍‍‍‍‌‍‌‍‌‍‌‍‍‌‍‍‍‍‍‍‍‍‍‌‍‍‌‍‍‌‍‌‍‌‍。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屈原《九歌·少司令》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客人的心情。接着他向尼赫鲁介绍说： “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二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毛泽东同情屈原的生活遭遇，更赞赏屈原不屈的斗争性格。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作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生活，才有可能产生《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司马迁那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名言，毛泽东多次引用，鼓励人们要在逆境中振奋精神，不屈不挠地有所作为。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敢讲真话时，举历史人物为例，其中就有屈原。他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应该向他学习。

毛泽东不仅继承了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风，而且高度评价屈原终生追求并为之献身的政治理想——国家统一富强，社会繁荣昌盛，政治清明廉正，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予以实现。所以毛泽东说： “我们就是他（指屈原）生命长存的见证。”

屈原和他的作品不是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