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哲学：为之正名》

谈哲学：

为之正名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天朝上国的假象瞬间崩塌。从此无论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还是变法维新、民主革命，都贯穿着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正是植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并因此显出不同寻常的意义来。他希望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来尝试解决中国哲学史上争论数代的难题，并以此建立起自己的新学说。这些通过中西哲学比较、互相参照而得出的结论，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还颇有启迪意义。

王国维治学不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没有因急于富国强民而丧失学者的客观和深度，依然专心于学术发展。尽管并没有为千年以来的哲学论争带来根本性的解决方法，但王国维开创的以西方哲学方法来对传统哲学进行解答的方式，对西方哲学在国内的传播，以及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蔡元培先生对王国维给出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毫不夸张。

为哲学正名

“哲学”一词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始见于1902年《新民丛报》。但王国维涉足哲学领域则始于1901年，正如他所说的“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德（即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

哲学进入中国之初并不顺利。当时颇受慈禧太后倚重的张之洞、张百熙等人极力抵制一些西方思想的传播，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出现万分惊恐，上疏朝廷要求用传统名学来取代哲学。一时间，“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者”。

但王国维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真正的学者。他痛批张之洞等人的陋见，极力申明哲学学理上的根据，全力为哲学正名。1903年7月他发表《哲学辨惑》，分析了哲学与理学的关系，认定哲学也是中国固有的学问，“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之《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此岂独宋儒之说为然，六经亦有之。《易》之‘太极’，《书》之‘降衷’，《礼》之‘中庸’，自说者言之，谓之非虚非寂，得乎？”“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参与主持起草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砍去哲学一科。王国维批评这样的制度：“独于文科大学中削除哲学一科，而以理学科代之。”1906年又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批评《奏定学堂章程》所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制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缺少哲学一科。

《哲学辨惑》《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这两篇文章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主要从哲学是否有害、是否有用，以及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三点，来驳斥张之洞等人的哲学“有害且无用”论。

王国维指出“自由平等说非哲学之原理，乃法学、政治学之原理也”，认为封建统治者的哲学有害之说其实是错置了对象。王国维还大力宣扬哲学超越功用的学科价值，“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以此哲学无用的论调。“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哲学不是功利的，但绝非无用的。

王国维很赞同叔本华的观点，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对宇宙、人生有着终极关怀，人类与哲学是无法分割的。王国维治学态度严谨，学术胸怀开阔，批评以哲学为诟病者不知哲学之性质，不知哲学即理学，维护了哲学学科的地位与尊严。他认为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类似于诸子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关系，“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

初步建构中国哲学的学科框架

王国维认为中国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而且中国的哲学是掺杂了政治、文学的。中国哲学既没有严密的构造，又缺少完整的理论，因此王国维呼吁以西方的抽象思维来构筑中国哲学理论，为中国哲学建立自己的研究学理和概念范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王国维大力介绍西方哲学。

在东西哲学的初次大交锋中，王国维不以经世致用的传统尺度来衡量哲学的价值，而从纯粹的学术立场来审视哲学，越出传统理学的樊篱，将哲学视为最根本的科学，阐述了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必要理由，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涉及的可不是一个细小的分歧，而是与现代学术的分类直接相关的大学分科问题。”

不仅如此，王国维还将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学科研究中，他撰写的《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正是此类代表。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将此作为王国维的重大成就，他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

王国维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完善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进程，但与此同时，他也反对将西方哲学的模式生搬硬套过来，因为中西哲学之间，无论是理论倾向还是概念范畴，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王国维的这一观点，可以说至今仍对我们的哲学学科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时至今日，对王国维的评说与研究依然在继续。着名学者刘梦溪对王国维的这段评价尤为恰当，他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学术思想也因所依托的社会结构的崩解塌陷而开始了烈性的化分化合的过程。这其间诞生了一批无论学识累积还是文化担当力都堪称一流的大师巨子，他们既是传统学术的承继者，又是现代学术的奠基人。王国维是他们之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杰出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