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斯坦因：长城故址汉简》

谈斯坦因：

长城故址汉简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原籍匈牙利，1904年入英国籍，是世界着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也是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敦煌文物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曾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着名的4次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我国的新疆和甘肃，其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以及其他中亚文物，时至今日，这些文物仍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敦煌汉简的发现

王国维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许多资料都是从斯坦因手中获得，譬如1914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共同发表的《流沙坠简》，就收录了1907年敦煌新发现的汉简588枚。王国维这样记录着当年的发现：

斯坦因博士第二次游历中亚细亚时，于敦煌西北古长城故址，得汉代木简数千枚，其文字可读者尚近千枚。携归英伦后，即刻寄法国沙畹教授处，属其考订。早有发行之说，至今未果。盖简数太多，尽失编次，欲整齐次第，复还旧观，良非易事。其迟迟出版，非无故也。长城古简中有字书，然非《急就篇》，意当为《仓颉》、《凡将》、《训纂》、《磅喜》诸书也。考汉时版牍，但为奏事移文通问之用，其写书皆用竹帛。此乃用木，盖西北少竹，故以木代之欤。斯氏此行，又于长城遗址下掘得汉帛二条。一条广汉尺尺许，长寸许，其上有二十八字，云“任城国古父绸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其一条广汉尺二尺二寸，长寸许，绸有波纹。此三年前余友自巴黎贻书来言如此。然古绸字非帛名，疑本文当作紬。又汉任城国食任城、樊、亢父三县。“古父”本文，当作“亢父”。至此紬所记之长短广狭价值均与古书所记者密合，余另有《古代布帛修广考》，文繁不录。

敦煌汉简的发现，与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脱不开干系。汉王朝征服西域后，为加强统治，并维护汉与西域诸国的沟通，在疏勒河下游修建了塞墙、烽火台和堡垒，这就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汉长城。汉长城的作用除了抵御匈奴南侵，还为过往的商队、使节、官员提供食宿与安全保障。然而随着汉王朝的没落，这段长城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终于被历史遗忘在黄沙之下。当年对日常生活与军事管理的记录主要使用简牍，这些珍贵的记录在干燥的环境下被保存了下来。

王国维提到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之行，是第一次冒险的继续。1907年3月，做好充分准备的斯坦因穿过罗布泊继续东进，顺着古河道的盐质地带一直走，终于到达了长城的西端，并在此处发现了了不起的东西——“那是一座用硬土砖造成，高达二十三呎左右，保存比较完好的碉堡。”继而，又在塞墙和烽火台的周围，发现了后来被称为“敦煌汉简”的写有汉字的小木片。斯坦因尽快赶到敦煌，竭尽所能雇到了十二名民工，他带领这些民工在之前发现木简的地方又有了更多的新发现。

斯坦因并不懂汉字，最初对这些木简以及木简历史价值的认识，是通过他的助手蒋师爷蒋孝畹完成的。斯坦因这样记录了他们当时的收获，“那些有字的小木片上有许多证明是有年代的，据我的中文秘书检阅的结果，所有这些年代都是在西元后第一世纪，我们因此更为兴奋。这里的边墙遗址在前汉时候便已为人据有，而我手中所有的是中国写本文书中最古的东西，那是确实无疑的了。”“木简的性质差异很大：有关于军事统治简单的报告同命令；收到器械给养一类特件的呈报；私人的通信之类。此外还有学校字书以及书法练习一类的残片。”

汉简价值的彰显

这些木简运到伦敦后便保存在英国国家博物馆中，至于汉文献整理与简牍释文的工作，斯坦因则交给了法国的着名汉学家沙畹。斯坦因此次带回的东西有二百余件之多，沙畹接手后，首先用放大镜将木简进行统一的梳理，区别哪些有字哪些没字，然后才进行释文，几易其稿，最终按照年代排出序列。

这批资料不仅是当时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真正汉文文书写本，而且其中3张纸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这无疑也是最古老的纸张，无论上面的文字记录了什么内容，仅仅这些纸就已具有极高的意义与价值。

这批敦煌汉简的发现，在中国学界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在罗振玉、王国维二人合着的《流沙坠简》序言中说：“光绪戊申（1908～1909）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国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

东方学是近代西方学者研究亚洲和北非等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综合学科，源自16世纪以来的西方传教士、商人等关于中国及东方各国风土人情的记载。到了17世纪末，欧洲出版发行了许多东方典籍，并创办了教授东方语言的学校，培养了大量研究东方语言、历史的专门人才。19世纪之后，随着对东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英、法等国相继成立了亚洲学会，美国、德国等国家也成立了东方学会。1811年俄国人普丁谢夫来到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探险”，从那以后，更多来自欧洲各国的学者，受本国政府及组织的派遣，组成各类“探险队”，令我国珍贵文物大量流失。

敦煌汉简流失海外令人“恻焉疚怀”，但中国学者又急切地期盼着资料的发布。1912年沙畹提供了手校本之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即刻联手，据此作了释文考证，并于1914年在京都率先出版了《流沙坠简》，成为中国人研究简牍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这批汉简的发现，使20世纪的人们能够亲眼看到两千年前真正的汉代文书，随着人们对简文的认识、理解而日益加深，这些简书也愈发受到重视。曾经，王国维与沙畹等人都认为汉代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而汉简的发现却告诉人们，玉门关在敦煌西边，而且位置未曾移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简牍学的发展，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谜团会被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