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运动与创作

话剧作为中国传统旧剧的对立物，于二十世纪初年由外国引进，被称为“文明戏”，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发展走向繁荣；辛亥革命后，受政治逆流打击和“商业化”侵蚀，很快趋于没落。“五四”文学革命发难后，倡导者们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戏”特别是以京剧为主的旧剧展开批判，抨击“文明戏”的堕落，批判旧戏宣传封建思想，“团圆迷信”，“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钱玄同致陈独秀信，《新青年》3卷1号)，并把脸谱、唱工、台步、武打、锣鼓等均视为应抛弃的“遗形物”而予以全部否定；主张建立“西洋派”的戏——话剧，强调戏剧应以反映现实社会人生、发挥理想为主旨。1918年《新青年》出版过“易卜生专号”和“戏剧改良专号”。初期对于传统旧戏的批判和话剧的提倡，具有开拓性，但全盘否定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是错误的有害的。

“五四”以后，新文学社团不断涌现同时，新的戏剧团体也纷纷成立。1921年有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汪仲贤、熊佛西等十三人在上海组织的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半月刊，提出“爱美剧”(即“业余戏剧”)口号，反对以看戏为消闲，强调戏剧的社会职责。此外有应云卫、谷剑尘发起，欧阳予倩、洪深先后加入的上海戏剧协社，陈大悲、李健吾等人组织的北京实验剧社。稍后有朱穰丞、马彦祥、袁牧之等人组成的辛酉剧社和田汉领导的南国社。这些社团继续批判传统旧戏和“文明戏”，反对戏剧的商品化，强调戏剧反映现实、承担社会教育的任务，积极翻译介绍西方话剧剧本和理论知识，致力于表演艺术的建设，大力推动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它们为培养戏剧干部，为以后话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话剧创作成就不如小说、诗歌、散文之可观，但也和文学革命精神相一致，采用口语白话，反映现实的社会人生，揭露抨击其种种弊端，宣传民主的、革命的思想。其中以婚姻爱情题材表现反封建主题为多。胡适的《终身大事》(1919)，在文学革命初期以宣传婚姻自主而发生影响。进入二十年代后，创作逐渐增加，热心话剧运动者，多致力于话剧创作。欧阳予倩(1889－1962)的《泼妇》(1922)、《回家以后》(1924)都是写婚姻问题，前者抨击了封建主义的多妻主义，后者批判了资产阶级性的随意遗弃，具有讽刺特色。丁西林(1894－1955)的剧作轻松谐趣，独幕喜剧《一只马蜂》(1923)描写一对男女青年，用“说谎”骗过老太太取得了婚姻自主的胜利，《压迫》(1926)写一对男女房客以假扮夫妻抵抗了房主的“压迫和欺负”。洪深(1894－1955)1922年创作并主演的三幕剧《赵阎王》通过一个被迫到军队当兵的破产农民，逐渐变成一个无恶不做的“阎王”的描写，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军阀队伍的种种罪恶。田汉对戏剧运动和戏剧创作有重要贡献。《咖啡店之一夜》(1920)通过穷秀才的女儿白秋英被盐商儿子李乾卿抛弃的故事，谴责了纨袴子弟玩弄、欺骗妇女的劣迹；《获虎之夜》(1922)通过富家女儿莲姑和流浪儿黄大傻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门第观念、包办婚姻的罪恶；《午饭之前》(1922)反映了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黄花岗》(第一幕，1925)配合“五卅”斗争，歌颂了革命志士林觉民。田汉的剧作以浪漫主义为特点，具有浓重的抒情气氛和主观色彩。本时期历史题材也受到一定注意，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聂荌》(后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是优秀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