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杂文

杂文在鲁迅一生的文学事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鲁迅的主要战斗武器和文学业绩，凝结着他极大的精力。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开始到他逝世，共写有约六百五十余篇，一百三十五万字的杂文作品。1926年以前的杂文收在《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1927年以后的则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中；此外还有《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等。重视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贯彻科学与民主的要求，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度，针对社会痼疾与时弊，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是鲁迅前期杂文的一个特点。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是反对旧道德，抨击封建礼教，提倡新道德，主张男女平等，宣传家庭革命(《坟》：《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吃人”本质和统治权术，号召青年扫荡吃人者，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坟》：《灯下漫笔》、《春未闲谈》)，戳穿复古主义者妄图维护“吃人”统治的用心。1925年以后，鲁迅杂文直接参予了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围绕“五卅”爱国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写下一系列杂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部分)，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镇压群众运动、屠杀人民的反动与凶残，和为之效劳的御用文人们的无耻嘴脸，歌颂革命青年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勇行为，同时提出必须“痛打落水狗”的革命原则，主张革命人民对于受到挫折的敌人，一定要穷追猛打，除恶务尽(《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相信“真的猛士，将更奋然前行”(《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

1927年以后的十年内战时期，面对尖锐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鲁迅把主要精力放到杂文写作上。围绕重大的政治事件，同国民党政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鲁迅后期杂文的一个基本内容，它强烈谴责国民党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可恶罪》，《三闲集·铲共大观》)；揭露和控诉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及反革命文化“围剿”(《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剖析抨击国民党政权投降卖国罪行(《伪自由书》：《战略关系》、《天上地下》、《中国人的生命圈》等)。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揭露是后期杂文的另一重要内容。它以深刻犀利的文笔揭露各帝国主义国家狼狈为奸合伙瓜分中国的阴谋罪行(《二心集》：《答文艺新闻社问》、《“友邦惊诧”论》，《伪自由书·战略关系》)；揭露帝国主义“以华制华”、支持中国反动派镇压屠杀中国人民的卑鄙伎俩，撕下其所谓“文明”的假面，戳穿其鼓吹“王道”“尊孔”的险恶用心(《伪自由书·“以夷制夷”》、《二心集·“友邦惊诧”论》、《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这些讽刺暴露的杂文，锋利辛辣，使敌人的种种反动丑恶伎俩，都无所遁其形。对人民和革命的歌颂是后期杂文的突出内容。杂文以高度的热情歌颂人民创造历史和文明的功绩(《南腔北调集·经验》，《花边文学·知了世界》，《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声援和歌颂青年和人民群众的现实斗争(《伪自由书：《逃的辩护》、《保留》，《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等)；直接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驳斥托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这些文章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观点和立场。广泛的社会批评仍是后期杂文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陈腐的封建传统鬼神迷信到十里洋场的堕落恶习，从封建老朽的糊涂懵懂到作家文人的浅薄投机等等，国民党统治下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种种现象无不反映在鲁迅的杂文中，使之暴露其原形和本质。鲁迅的杂文内容丰富，是社会生活和思想的艺术记录，表现了历史的进程，留下了时代的眉目，它立意鲜明，思想深邃，反映迅速直接，战斗锋利切实，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在思想战线上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作为文艺性论文，它以议论为主，以逻辑的力量，分析的方法，揭示事物的矛盾和本质，又充分运用文学手段，富于形象性，往往融议论、叙事、描写、抒情于一体，既泼辣又生动，既严峻又幽默。它是匕首和投枪，能和读者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又是艺术的精品，给人以精神的陶冶和艺术的享受。由于鲁迅的提倡和创作实践，杂文这种文体，从开创走向成熟，臻于完美，成为现代文学中富有生命、影响深远的文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