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指清初(1644)至鸦片战争(1840)期间的文学。这一时期相当于清王朝的初期和中期，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文学属于近代文学的范畴。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比较强大的封建政权，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总结时期。在承袭元明文学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现实条件的影响下，清代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新形势，表现了新特点：小说成为清代文学的主要成就，伟大的作家创作小说的自觉意识更强；戏曲发展获得了重要成就，传奇和杂剧趋于衰落，花部地方戏日渐发展，向着酿成新剧种的方向演化；诗歌经历了一个由现实主义到形式主义的变化过程；散文由清初的经世致用之文变而法古明道之风日炽；讲唱文学品种多，流传广；诗话、曲话、词话等文论著作相当丰富。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文学更表现出排旧寻新、求新求变的新趋向。清代文学是中国几千年旧体文学的总结，孕育了20世纪新文学的萌芽。

清初至鸦片战争期间清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清初期(1644－1683)文学。从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是清王朝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时期。与现实相联系，这一时期的诗歌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诗人辈出，风格多样。产生了一批富于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的诗人，如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吴嘉纪、钱澄之、归庄、申函光等。他们以不同方式参加了抗清斗争，他们的诗歌也具有爱国激情和现实内容。出现了不同的论诗主张：钱谦益提倡宋元诗；吴伟业标举唐诗；王士祯提倡神韵，作诗讲究冲淡闲远的意境。朱彝尊、施闰章、赵执信、查慎行、宋琬等人的诗作也各有特点，显示出清初诗歌发展的活跃和风格的多样。清初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初的散文风格也各不相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倡导经世致用之文，他们的散文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具有半富的现实内容；侯方域主张“才与法合”，魏僖主张理、识、法三者并重，汪琬论文主张“明道”，反对新奇，他们的散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现实。清初小说创作的主流继承了明末小说反映现实、批判堕落世风的优良传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此期小说创作的最光辉的杰作，它把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到了高峰。此外，还有讲史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讽刺世态小说和闲话小说等多种类型，显示了小说创作的丰富成果。陈忱的《水浒后传》描写梁山未死英雄李俊、阮小七等不堪忍受封建压迫而重举义旗，进行反封建斗争，并参加抗金斗争及到海外创立基业的故事，肯定了梁山的斗争，总结了受招安的教训，加强了对昏君和奸臣的批判锋芒，突出了民族矛盾和亡国之恨，深化了《水浒传》的主题。钱采、金丰编订的《说岳全传》在民族矛盾的背景上展开南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之争，表现了鲜明的爱憎倾向和爱国主义思想。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写隋唐故事，佚名著的《祷杌闲评》描写明末魏忠贤一生的恶迹，这些讲史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借历史题材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现实。张匀的《玉娇梨》、荻岸山人的《平山冷燕》、名教中人的《好逑传》等才子佳人小说，描写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故事，虽有公式化倾向和不近情理之处，以及借用才子佳人故事宣扬封建名教的倾向，但却为以后的世情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刘璋的《斩鬼传》写钟馗剿鬼故事，塑造了各种恶鬼形象，通过象征手法讽刺了统治阶级中各样人物的丑行和恶德；艾纳居士的《豆棚闲话》托古言今，立意求新，寓有讽刺。清初的戏曲仍以传奇为主，但传奇和杂剧互相争胜。产生了一批专业戏剧作家，思想性强，反映时代精神的剧作占主流。李玉、朱確、毕魏、叶时章等吴县作家集体创作了《清忠谱》，洪异作《长生殿》、孔尚任作《桃花扇》，这些传奇名作现实性强，代表着清初戏曲的高度成就；一些剧作家作品，如尤侗的《钧天乐》、杂剧《读离骚》和《吊琵琶》，吴伟业的传奇《秣陵春》、杂剧《临春阁》、《通天台》等都不同程度地借戏曲表现了作者自己的情绪。李渔作《闲情偶寄》，把戏剧表演和戏曲文学结合起来进行论述，有许多切合实际的中肯的见解，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戏曲理论著作。清初的词取得了超过元、明两代的成就，产生了不同的词派：陈维崧论词推崇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朱彝尊标榜南宋姜夔、张炎的词，讲求“句琢字炼”，风格醇雅，开创浙西词派；纳兰性德推崇南唐李煜词，强调比兴。

(二)清中叶文学。这一时期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的时期。由于“康乾盛世”假象的影响和清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文字狱，诗歌的成就不高，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占诗坛的统治地位，产生了三种影响较大的论诗主张：沈德潜倡“格调说”，强调“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主张诗歌应表现封建正统观念，应学习效法古人，要有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力图通过提倡诗教达到粉饰现实的目的；翁方纲提出“肌理说”，主张把肌理(学问材料)与义理(思想内容)、文理(结构形式)统一起来，把诗歌创作与学问考据结合起来，提倡学问诗，这是考据之学影响下产生的一种论诗主张；袁枚主张诗歌应抒写诗人的性情遭遇、个人灵感，认为“诗之传者，都是性灵”。这三种论诗主张都表现出脱离现实的倾向。此期的散文更为明显地转向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方向。方苞论文讲究“义法”，主张把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义)与向古人学习(法)结合起来；他的弟子刘大櫆继承其“义法”之论，更强调于“法”，并补充以神气之论；刘大櫆的弟子姚鼐又进而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备的主张，把文章内容与形式作了精、粗之分；把文章风格作了刚、柔之别；既主张法古又主张创新，认为内容充实而言辞丰美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从而建立了桐城派古文的系统理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师友相承，持论一致，又都是安徽桐城人，文学史称其为桐城派，称其所倡导的以法古明道为基本内容的文学复古运动为桐城派古文运动。桐城派古文在清代中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文坛居统治地位。其后，有方东树师承姚鼐，又有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为其支派，既作古文，又作骈文。清代中期的戏曲没有很高的成就，剧作家脱离现实的倾向严重，艺术上偏重模拟，文人创作日趋衰落。在戏曲发展中，雅部昆曲日渐衰落，花部地方戏日渐繁兴。花部地方戏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在道光年间以西皮和二黄为基调形成了京戏。花部地方戏的繁兴和京剧的形成标志着此期的戏曲发展较之以前有了具有深刻意义的重大变化。此期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显出了相当不平衡的状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峰，而大多数作品却黯然失色。文言小说有袁枚的《新齐谐》、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屠绅的《蟫史》等；白话小说有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和无名氏的《说唐演义全传》等，都没有很高的成就。李汝珍的《镜花缘》通过浪漫主义的海外世界的幻境来反映现实，对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弊端予以讽刺，表现了作者某些社会改良想法，较有特色。但它常以议论代替形象描写，借创作炫耀学识，作品的学术气味浓重而文学的意味淡薄，明显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清代中期的词，拟古之风日炽，在厉鹗等人推动下，浙西派词四处泛滥，发展到堆砌饾饤的极端上去。张惠言作词取法风骚，主张比兴寄托，开常州词派，编辑的《词选》有一定影响。

在整个清代文学宝库中，说唱文学和民歌占有重要地位，清代说唱文学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快书、评书、弹词、鼓词、子弟书等都广为流传。《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珍珠塔》、《义妖传》等都是有名的弹词作品；鼓词多据《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改编，写前代忠臣良将南征北讨、平番却敌故事。民歌数量多，情况复杂，但以描写男女恋情的作品占主要地位，不少民歌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真挚的爱情，对封建礼教进行了谴责，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呼声。这些民歌往往写得朴素自然，表现手法丰富，有些作品还富于浪漫主义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