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笔”与“锦绣堆”

丙申金秋，游学两湖，先往武汉参加第十二届国际辞赋学术研讨会，我在开幕式致词时诵小律一章：“黄鹤觅仙踪，宾朋兴味浓。凌云编赋迹，锦绣织芳容。佛郭三千界，巫山十二峰。赓歌神女曲，体物豁心胸。”这次赋会由湖北大学与三峡大学联办，且逢第十二届，故以“巫山十二峰”喻意，或謂诗中之“警策”句，然其用典说赋，则在颔联。“凌云”即“凌云笔”，指盛汉司马相如的赋，“锦绣”即“锦绣堆”，指晚唐徐寅的赋，而在文学史上极具形象性与经典性的“凌云”“锦绣”二词指向作家个人，皆在赋域，耐人寻思；而两词形容之差异在赋史上的体现，则尤具深意。

有关“凌云”本事，见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唐初相如县令陈子良撰《祭司马相如文》用两句话概括相如一生际遇，即“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而相如赋“惊”汉武帝有三次，初以《子虚赋》，继以“天子游猎之赋”，复以《大人赋》，并成就其“凌云笔”的传奇。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谓“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实以“凌云”标榜相如赋的超俗成就。以致后世延伸其说，广其域而通谓诗文之才，例如“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一）、“闭门教草三千牍，传来旧物凌云笔”（李新《送吴使君》）、“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元好问《论诗》）、“未敢窃嘉名，愧彼凌云笔”（袁翼《景德窑砚山笔架歌》）等，均取意宽泛。尽管从接受史的角度看“凌云笔”，释义有多重取向，如文学禀赋、创作想象、翰墨丹青、神来之笔，甚至政治才情、君臣际会诸端，然其发端于赋才，如谓“赋有凌云之称”（江淹《别赋》）、“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王勃《滕王阁序》）、“相如空有凌云笔，谁解黄金买赋看”（王旭《雨夜同赵君宝赋》）等，皆归于相如赋。当然，这也可提升于赋体的典范思考，如谓“赋要凌云，文如翻水”（洪希文《踏莎行》），“赋”“文”比较，实明“体”义。

“锦绣堆”原典出自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谢廷浩，闽人也。大顺中颇以辞赋著名，与徐寅不相上下，时号‘锦绣堆’。”谢氏与徐寅皆闽（福建）人，为同时辞赋家，赋风相近，但因谢赋不存，以致在赋史上多以“锦绣堆”拟状徐寅的赋，其名号亦渐归之。如浦铣《历代赋话》卷六引刘后村《徐先辈集序》云：“唐人最重公赋，目为‘锦绣堆’。日本诸国至以金书《人生几何》《御沟水》《斩蛇剑》等篇为屏帏。”此言徐赋在海外的影响，可证“锦绣堆”喻赋的褒赏之意。然则以“锦绣堆”称徐赋，又与司马相如具有遥协的双重意蕴：一是以“锦绣”说赋，源自《西京杂记》中“相如曰”所谓“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二是相如“凌云”赋“惊”汉主，有君臣际遇内涵，于是徐寅“锦绣”赋也被涂抹了际遇色彩。如《东坡志林》有则记载：“徐寅，唐末号能赋。谒朱全忠，误犯其讳。全忠色变……寅欲遁去，恐不得脱，乃作《过太原赋》以献。其略云：‘千金汉将，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风而胆落。’全忠大喜，遗绢五百匹。”赋的前句写朱全忠，后句“一眼胡奴”指李克用。对此本事，浦铣《历代赋话》又引述“后村跋语”，以为“徐先辈唐末擢第，不肯仕朱梁（朱全忠即后之梁太祖朱温），归死于莆。其墓只书‘唐徐先辈’，与朱文公书‘晋处士陶潜’何异？”由此认为“《志林》语恐不足信”。尽管徐寅献赋的历史真实性有质疑，但从宋人的记述，其以赋赎“过”而邀“赏”，实与徐寅赋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关。据史载，徐寅早年好乡前辈（福建莆田）欧阳詹、林藻、林蕴诗文，中唐昭宗乾宁二年进士，其赋作因词藻华美，音韵铿锵，以致家家传书，“长安纸价为高三日”。由此可见，徐寅与相如虽生异代，赋重当时，却是相同的。只是值得注意，《史记》载相如“凌云”赋使汉主“大悦”，是武帝读其全篇后的感动与迷狂，而《东坡志林》载徐寅赋令朱温“大喜”，聚焦点则在赋中某句，这或许正是从赋史视域看“凌云笔”与“锦绣堆”的一大关节。

从古人有关评价相如赋与徐寅赋的论述，也可看出些许端倪。如评相如赋谓“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班固《汉书·叙传》）、“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无论褒贬，均着眼于功用、博物与繁类。而评徐寅赋的创作特点，如《四库全书总目》录馆臣语谓“句雕字琢，不出当时程式之格，而刻意锻炼，时多秀句”，李调元《雨村赋话》卷三论赋体偶对时举徐寅《斩蛇剑赋》“磨霜砺雪兮，荧煌错落。伊逐鹿之英圣，有斩蛇之锋锷”语，评谓“全从字面取巧，乾符、咸通之间，风尚如此，而世运亦靡靡日下矣”，锻炼秀句与字面取巧，成为其或褒或贬的视点。

回到“凌云”赋的创作及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相如三“惊”汉主的系列是由诸侯赋（《子虚》）到天子赋（《天子游猎》）再到游仙赋（《大人》），而其文本也是由自谓“未足观”（《子虚》）到“推天子”之苑囿（《上林》）之可观，再到令天子飘若“凌云”的《大人赋》，尽管论家皆有“因以讽谏”说，但其描写则表现出宏大的气象。以《大人》为例，正因相如说“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所以赋中尽力书写“帝王之仙意”，于是开篇谓“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视域极其宏阔而空灵，而继谓“大人”（喻帝王）之仙游，阵容豪华，扈跸如云，其遍历名山大川，遇仙姝，采灵物，餐饮芳香，随观万象，可谓极尽描绘之能事。如赋中写“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游”，“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屯余车其万乘兮，云盖而树华旗”，“遍览八纮而观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以及赋末之收束所描绘的“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恍惚而无闻。乘虚无而上遐兮，超无有而独存”，完全从物态的刻画上升到一种气象的营构。唐代李德裕《文章论》批评沈约“独以音韵为切，轻重为难，语虽甚工，旨则未远”，以倡导为文“鼓气以壮势”，移之评析汉大赋（气壮）与魏晋以后小赋（韵切）的变迁，似可佐证相如赋的“凌云”之意。

如果说“凌云”赋之词章偏在繁类成艳，才气重在呈示气象，则“锦绣”赋的词章着力点却在具体的雕镌，才情更多用于技法。徐寅赋堪称典型。徐寅赋作虽然也颇具思想性，如对末世政治的讽喻，其《寒赋》仿效宋玉《风赋》，以“战士之寒”“农者之寒”“儒者之寒”构篇，讥嘲大王的“寡人今日之寒”；又对末世人生的伤感，如李调元《雨村赋话》卷九引《偶隽》谓“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但观其赋作形式，多为律体，论其艺术，其脍炙人口者多为“秀句”。如其名篇《斩蛇剑赋》写汉史，开篇所言“磨霜砺雪”数语，已“全从字面取巧”（李调元语），其间论理，如谓“得非秦毒之奢，变作长蛇，汉德之俭，化为长剑。奢以俭陷，蛇以剑斩”，对仗工稳，立意警策。又如《御沟水赋》，秀句尤多，如“萦紫阁之千峰，清辞玉洞；泻银河之一派，泠入瑰宫”，“涵暮景于琼殿，倒晴光于绛阁”，“青芜濯翠兮宵雨霁，红杏飘英兮春日晚”，“时时而翡翠随波，飞穿禁柳；往往而鸳鸯逐浪，衔出宫花”，可谓精心雕琢，满目琳琅。至于抒发感慨，如《人生几何赋》写楚霸王与孟尝君“七十战争如虎豹，竟到乌江；三千宾客若鸳鸿，难寻朱履”，又写六代风华之凋谢，有云“香阁之罗纨未脱，已别承恩；春风之桃李方开，早闻移主”，其中凄怆情怀则由凄美语词表现，隐秀趣味也蕴涵于句法营构间。当然，徐赋遣词造句，多刻意锻炼，如“储晶蓄素，刮银兔之秋光；矗浪凝波，刷金乌之画形”，“琼窗而鳌顶均岫，绮栋而壶中借云”，“露洗霜融，涵虚湛空”（《鲛人室赋》），句雕字琢，因匠气而损匠心。这，正是“锦绣堆”之评的双面刃，褒贬均存其间。

从文学的创作共性来看，“凌云笔”重在对才情与想象的赞许，“锦绣堆”重在对华丽词藻的评说，不限于诗文或辞赋，然落实于具体作品，相如《大人赋》的仙游题材与徐寅《斩蛇剑》等赋的历史题材，却是两者不同评价的一大原因。当然，我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以相如赋与徐寅赋为标识，将“凌云”与“锦绣”归之赋域，显然又与汉大赋与唐律赋的“体类”差异有关，就其创作方式，则有所呈示：首先，词章之表达不同。赋是修辞的艺术，这是任何赋体（散体、骈体、律体等）所共有的，然汉大赋的词章在“繁类成艳”，寄托于全篇的宏大书写，相如的《子虚》《上林》《大人》无不如此。这也是汉代作为宫廷言语侍从的赋家写作铺陈大赋的共同特征，即以词章构建气象。随着社会的变迁，魏晋以降在野文人赋的兴起，“置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的秀句、字眼，渐成包括辞赋创作的审美标准，尤其是唐代兴起的律赋进入闱场作考功之用，考试官“入眼青”的秀句更加得到赏鉴，如李程《日五色赋》因“德动天鉴，祥开日华”的发端“警策”而得高选，就是典型的例证。赋家秀句的积叠，自然形成了“锦绣堆”。其次，才学的彰显不同。“赋兼才学”（刘熙载《赋概》），是赋家的秉赋，也是赋体的特性，观才学也成为赋学批评的一大要点。然比较而言，班固论相如赋的“多识博物，有可观采”，是对赋呈博物（繁类）而见才学的笼统评述，汉大赋的才学最突出的就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语）的书写。不同的是，唐宋批评家对律赋尤其是闱场律赋之才学的认知，恰恰是在细微的描写，如赵璘《因话录》评裴度《铸剑戟为农器赋》中“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数语，以为“晋公以文儒为相”之“異日之事”的先兆“气概”。又如郑起潜《声律关键》论宋人闱场律赋的“琢句”，以为“前辈一联两句，便见器识”。由此，又能推演而观汉大赋与唐律赋法式的重点不同，概括而言，“凌云笔”的词章与才学的展现在于篇法，内涵有物、有序的义法，“锦绣堆”之于词章与才学，多呈现于句法，侧重在宣示技法。

“凌云笔”与“锦绣堆”各有胜义，但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又多了一层赋史的意味，其间的得失功罪，任人评说，殊无的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