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概说》国学经典解读

儒家经典概说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学派是历史上很重要的部分。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概括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的传统文化基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也就是说，儒家以六经为圣经，遵循尧舜之道、以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章（周礼）为典范，以孔子为宗师，教化民众的流派。自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思想。

一、儒家学派的发展演变

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它是在孔子学说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形成的。儒学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儒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现代新儒学。

先秦儒家诞生于春秋末年，为孔子所创立。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家，他一生教学，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又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制定了儒家经典。他还精研覃思，形成“仁义礼”一体论、仁政德治论和“君子”道德论，为儒家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作为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正式问世了。孔子创立儒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学派的诞生，而且由于儒家讲学之风的影响，促成了诸子争鸣的形成和百家的诞生，带来了中国学术繁荣的第一个高潮。

战国是儒学壮大期。此时儒家得到初步发展，成为势力强大的一世“显学”。孟子和荀子是这时期儒家著名代表人物。

两汉儒学，趋于独尊。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学校之官，建博士之职，儒学成为指导中国政治、思想、风俗的经典学问，形成影响深远的经学。另一方面，儒学在两汉又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古文经学以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先河。东汉时期，朝廷虽然只设今文博士，但治古文经学者大师辈出，贾逵、马融、许慎、郑玄，各领风骚，特别是郑玄，他遍注群经，杂糅今古，从而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息歇了今古文之争，时称“郑学”。

魏晋玄学使得儒学向异教蜕变。玄学以《易》《老》《庄》为谈资，号称“三玄”。他们毁弃名教，轻薄礼法，用“虚”“无”以释儒典，窈渺虚空，玄之又玄，大异儒家“修齐治平”之旨。

隋唐一统，儒学也复归统一。陈隋之际，陆德明综合南北训诂，著《经典释文》；唐贞观年间，孔颖达、贾公彦等奉诏修纂《五经正义》，广采博稽，玄学与汉经学熔为一炉。

宋明理学是儒学又一变种，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时间最长。理学由周敦颐、张载、邵雍开其端，程颖、程颐扬其波，而以朱熹集大成。降及元明，至于满清，皆以理学为最高的言论行为准则，理学统治中国达三四百年之久。这一时期，一些理学家忘却了孔子化时济世的传统，究心于“天理”、“人欲”之际，特别是王学末流，穷理尽性，以理杀人。儒学迂阔之弊，于此为极。

清代朴学，是对理学空谈误国的反动，也是中国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清初学者以“复古”求解放，以经世致用相标榜，以汉学相号召，以切实为职志。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王夫之等并以求实、切理见称于时。但随着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和文字狱的兴起，发而为考据辨章、音韵训诂，形成了以名物训诂为特色的“朴学”风格。朴学盛于乾隆、嘉庆，故又称“乾嘉学派”。清代朴学总体特征是重名物而轻义理，为学术而忽实用，虽整理文献有余，而经世先王之志，亦已衰矣！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学东渐形势下，吸收现代思想资料重建的儒学新流派。“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彻底结束了“儒学独尊”的历史，提倡民主，追求科学。不甘失落的中国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以新思维、新方法、新理论，对传统儒学重加梳理，使之注入新的灵魂，焕发新的活力，形成了以弘扬儒学、复兴本土文化为职志的现代新儒家学派。

二、儒家主要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本章介绍的儒家经典主要包括有《周易》《尚书》《三礼》《论语》《孟子》。

《周易》，一名《易》，又称《易经》。在中华国学经典中，《周易》位列群经之首。在古人看来，《周易》是一部阐释宇宙变化规律的伟大著作，故有“《易》以道化”与“《易》以道阴阳”的说法。这部书的体例及表达方式与其他典籍不同，是一套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完整卦画系统，同时配以简洁的文辞。这在国学经典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部政治、历史文献汇编，也是古代“六经”之一。古人有“书以道事”之说，《荀子·劝学篇》称之为“政事之纪”。司马迁也认为，《尚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太史公自序》）。书中保留了先秦时期虞夏商周的古代帝王政事、言论及号令等活动，是古代官方历史文献档案的汇编。长期以来，这部书作为古代帝王及士大夫们必读必尊的“大经大法”，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倚重，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治国宝典及政治教科书，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礼是政治伦理、行为规范的总称。今流传下来的所谓“礼”有三种，即《周礼》《仪礼》《礼记》。《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载周代官制的著作，通过叙述周代各种官职及其职掌，表达了“大一统”国家政治制度蓝图的基本构想。在后人看来，它是一部蕴含丰富的“经国治事”宝典，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统的集中体现和制度模板，后世王朝的制度构建，都受到《周礼》的深刻影响。《仪礼》又称《礼经》，是记载古代礼仪规范的礼学著作，书中内容，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留了很多远古流传下来的古代习俗、制度及礼仪传统，犹如一部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后人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礼记》是一部先秦至两汉时期儒家礼学研究文献的汇编集，主要记载先秦儒家思想，或阐发古代礼制的本质内涵，或保存古代礼制的基本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古代儒家思想的实质，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是一部记述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这部书篇幅虽然只有16000字左右，但它在国学经典中的地位，却极为重要，素有儒家“圣经”之誉。2000多年来，《论语》一直是国人蒙学的必读之书，其读者数量堪称世界之最。《论语》的内容包括政治主张、教育原则、伦理观念、品德修养等方面，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及道德理念的形成，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他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他提出了“民贵君轻”、对人民作一定的让步、反对掠夺性的战争等主张。他以“平治天下”为己任，游说诸侯，反对“霸道”，提倡以“仁”“义”为中心的所谓“仁政”“王道”。他发展了孔子的“宗周”思想，希望在诸侯中选出一个能够王天下的君主。《孟子》一书，是孟子及其弟子和同时代人的谈话记录。

三、儒家的道德思想

与当今的法治社会不同，儒家用道德构建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主张用道德来调节、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概括出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称之为“五常”。在整个古代社会，五常始终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个人修养最主要的内容，并且贯穿于整个道德生活之中。千百年来，它对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和道德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1．仁

从字源学上看，仁字从人从二，指人与人之间相依相耦，独则无耦，耦则相亲。可以说，仁是由人本身引申出来的行为原则，它要求人们以人为人，相亲相爱，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孔子首先对仁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故孔子的学说，后来又被称为“仁”学。

仁者爱人，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系时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所设计的“大同”社会中，描述了人与人相亲相爱的情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孟子通过对人性的深刻反思，认为仁是人的本性之中所固有的一种内在的情感——“恻隐之心”或曰“不忍人之心”，用现代汉语来说，即人所固有的同情心。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仁是一种内在道德情感，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显，它必须通过现实的行为表现出来。儒家提出的行为模式是取譬于己，推及于人，也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关于忠恕的含义，南宋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论语集注释》卷二）就是说，在以仁调节人际关系时，一方面，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爱心；另一方面，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中庸》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大学》说得更具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2．义

人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时，什么样的行为是应该的、正当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应该的、不正当的，儒家提出的行为价值标准就是“义”。在儒家的孔子那里就已经明确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意思是君子对天下人及天下人所作之事、所为之行，既不能一味肯定、顺从，也不能顽固地否定、拒斥，而要用义去进行判断，以义作为行为的准则和评价的标准。

孟子把义说成是“羞恶之心”。所谓羞恶，即指善恶观念，它是对善的喜好、肯定与遵循，对恶的否定、耻辱。以义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就是要求人们努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义，追求道义，根除、消灭不符合道德的恶的现象，好善而恶恶。《大学》把它概括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3．礼

儒家对礼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三礼”作为自己的经典，经过历代学者的阐释、论证、发展，越来越丰富，成为儒家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构建了一个庞大、完善的礼的体系。从大的方面而言，儒家以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概括主要的社会道德关系，提出的五伦之礼是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敬，朋友有信；具体到特定的关系例如父子关系，又规定子女孝顺敬父母之礼是敬顺、敬养、承教、继志、送死、祭祀等。

在儒家看来，礼是为人所必需的，是立人之本，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儒家的礼，不仅规定了社会结构和秩序中各个角色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还详细规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提出了各自不同的道德要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要像一个君，臣要像一个臣，父要像一个父，子要像一个子。处于社会结构中任何地位的人，他的行为必须与自己的社会身份相符合，即必须遵守礼所规定的行为模式。

《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即是礼的内在精神价值。人际交往中有分则有别，有别即需敬，有敬斯有让，有让即为和。儒家讲的“礼之和”，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目的，它是为了造就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手段，则是处理人际关系、规范自身行为的标准。

4．智

所谓“智”即知识和理性，在儒家道德思想中主要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性，孟子把它规定为“是非之心”，即人们思想中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和观念，它是儒家强调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

“智”的核心功能即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儒家认为，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中，不仅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为”，还有明了哪些事情“不可为”，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道德决断。《中庸》就把智作为“三达德”（知、仁、勇）之首，就是要求人们首先获得认识，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观念。

人是社会性动物，欲是人的自然物质需要，《孟子》说“食、色，性也。”就是肯定食欲与性欲是人类最基本的两大自然属性。但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不在自然物质情欲，而在于人有社会道德理性。孔子“克己复礼”、孟子“养心寡欲”的观点，都是强调以道德理性制约、疏导自己的自然情欲，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人的尊严。

5．信

信是儒家道德重要的德目。信从人从言，本指人所说的话，许下的诺言、誓言，故常与忠、诚连语为忠信、忠诚。作为道德范畴，它的核心内涵是真实无妄，即对某种信念、原则和语言出自内心的忠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

信被儒家认为立人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信也是立国之本，孔子说一个国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信作为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就是诚实不欺，讲究信誉，信守诺言。孔子以信为其“四教”科目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要求人们讲究信义，做到言而有信，行而有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也体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之中。儒家学派原来只是中国古代学派中的一支，但是自从汉朝以来，各朝各代几乎都将儒家学派奉为正统思想，长期占有独尊的地位。因此，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影响了一些亚洲国家。近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国力日益强盛，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已不仅限于中国和亚洲了，在全世界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狂潮，孔子学院已经遍布许多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