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歌

美国诗歌

虽然现在还没有一部正式的美国诗歌史问世，但是现有各种美国文学史著作对于诗歌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R·H·皮尔斯的专著《美国诗歌的发展》堪称一部美国诗歌史，不过他仍然自谦地称之为“内部读物”，并且希望“将来会有一部更合适的著作，使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美国诗歌”。另外，H·W·威尔斯等许多专家也写了有关美国诗歌的长篇论文，F·O·马赛厄森等人写了这方面的一般介绍，G·W·艾伦等人写了专题研究。也有的作者出版了一些诗人的评传、美国诗歌断代史，尤其是20世纪美国诗歌史。但是与其他民族诗歌的研究比较起来，美国对其诗歌的研究是零星的、片断的。这种情况的产生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早期的美国诗歌的研究者H·S·简茨曾研究南部诗人，C·T·金迪林曾研究19世纪90年代诗歌。他们虽然发现了不少被人遗忘了的有趣诗歌，但这些诗歌都没有重大意义。

本文不准备对美国诗歌进行深入的探索，仅根据上述著作的主要内容，按照传统的年代编排及分类办法，概括地加以介绍：对1912年以前的诗歌评述比较详细;对诗歌的评价坚持历史的、发展的正确观点;对以前公认的分类原则和批评标准也进行一些重大的改动或彻底修订，以反映诗歌研究中的某些新的论点。

一、17世纪北美殖民地诗歌

从17世纪到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文化活动及诗歌创作中心主要在新英格兰、中部殖民区及北美南部等三个地域。中部殖民区鲜有现在值得研究的诗人。南部殖民地拓展最早，具备了产生早期名望较高的诗人的条件。乔治·桑迪斯(1578—1644)于1621—1625年担任詹姆斯顿城的财务司库，翻译了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歌。其译作受到了德莱顿的赞扬，这位英国诗人称他为“博学多才的桑迪斯，前一代的最佳诗人”。除了桑迪斯的译作外，1676年发表了一首优秀的诗歌，这就是昆士河城的约翰·科顿为纳撒尼尔·培根写的墓志铭。这首诗用语通俗洗练，意象朴素淳厚，堪与英国诗人沃恩(1622—1695)和赫伯特(1593—1633)的作品相媲美。除此之外，早期的南部诗歌再无其他成就值得记述。

新英格兰当时出版的著作虽不常见，但还是有诗歌作品问世;文学史上闻名的女诗人安妮·布拉兹特里特(1612—1672)1650年首先在英国出版了她的诗集。另一位诗人是爱德华·泰勒(约1644—1729)，他的作品是1937年才被人发现的。和他们大致同时代的诗人还有约翰·塞芬、本杰明·汤普森、理查德·斯蒂尔等人。他们名传后世，虽然受人喜爱的特点各有不同，但在作品的创作传统、思想感情以及乡土风味等方面，都与上面两位更加著名的诗人十分接近。从诗歌的风格上看，布拉兹特里特与泰勒相比，更为具体朴实，少了几分玄学派和巴罗克式的矫揉造作。一些有影响的评论家在开始曾有意贬低泰勒的水平，但是他的诗作在探索新英格兰宗教和日常生活奇特感情方面，具有独特的魅力，还是打动了大多数读者的心弦，例如：

啊!主啊!让我变做你的纺车永不停转，

让你的圣言化做我的绕线杆永不离手。

另一位诗人韦格尔沃思在1640年出版了《海湾赞美诗集》，在1662年出版了《最后审判日》。但是总的说来，更能代表美国清教徒诗歌潜力的还是布拉兹特里特和泰勒。清教徒的美学观点尽管有不少缺点，但总是十分珍视其宗教信念所体现的深刻而狭隘的和谐。

令人遗憾的是，以往的文学史研究者和文学选编者没有注意美国印第安人诗歌，从而忽略了美国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20世纪一些有创见的作家对印第安诗歌研究的兴趣超过了他们对17世纪殖民时期美国诗歌研究的兴趣。过去对黑人诗歌的研究也不重视。而事实上19世纪黑人圣歌和世俗诗歌给近60年来的美国黑人诗歌提供了灵感的源泉。

二、18世纪美国诗歌

到了1700年，虽然新英格兰诗人仍继续采用巴罗克风格写作，但是他们已经对英国诗人德莱顿的著作和新古典主义运动有所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在科顿·马瑟的作品中有所反映。新英格兰诗人马瑟·拜尔斯是美国新古典主义奥古斯都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德莱顿，而且英国诗人巴特勒(1612—1680)、斯威夫特(1667—1745)、蒲柏(1688—1744)、汤姆森(1700—1748)、格雷(1716—1771)、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等人的作品也都进入了美国的图书馆。1770年左右，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特及纽黑文城，当时人称“康涅狄格才子团”的诗人们，曾使当地文坛繁盛一时。这些才子主要包括约翰·特鲁布尔、蒂莫西·德怀特、乔尔·巴罗等。他们的作品有讽刺诗(如1773年发表的《迟钝进行曲》)、教诲诗(如1794年的《绿野小山》)、史诗(如1787年的《哥伦布的憧憬》)。他们在政治上坚持保守的联邦主义观点，在宗教方面信奉纽黑文派神学，但他们在思想上是明显的早期民族主义者，抱有启蒙运动者的世俗理想。他们于1783编辑的《美国诗歌选》就突出了这一思想倾向，收进了爱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1752—1832)的作品。弗瑞诺关心政治革命，信奉较为开明的自然神论。作为诗人，他把弥尔顿、新古典主义和前浪漫主义的各种风格，融合成真正的美国气韵。虽然弗瑞诺的作品中有一些常见的缺点，他在语言及气势上的粗犷豪迈风格仍对读者不乏裨益。

弗瑞诺与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关系密切，深受弗吉尼亚民主传统的熏陶。由此可知，当时美国南部的诗歌创作活动很可能比我们已经掌握的材料更加丰富多彩。在18世纪初，诗歌创作活动已经在美国南部广泛开展。在弗吉尼亚州报编辑威廉·帕克斯及南卡罗来纳州蒂莫西家族的鼓励下，这一带产生了诗人间互相协作，互相支持的写作风气。不过后来发表的作品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数量和质量。这一时期主要的诗作有威廉·道森(1704—1752)1736年发表的《即兴诗集》以及理查德·刘易斯(约1699—约1733)、约瑟夫·布朗·拉德(1764—1786)等人的作品。但18世纪成就较大的诗人仍是“康涅狄格才子团”的成员，费城诗人托马斯·戈弗雷(1736—1763)、纳撒尼尔·埃文斯(1742—1767)以及弗雷诺。

三、19世纪美国诗歌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南部涌现出了一批诗人，最有名气的有爱德华·库特·平克尼(1802—1828)、理查德·亨利·怀尔德(1789—1847)。经过几代人的开垦，美国诗坛已非不毛之地。这些诗人在这片肥沃土地上耕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丰收的愿望。同时代的北方诗人有理查德·亨利·达纳(1787—1879)、菲茨格林·哈勒克(1790—1867)、詹姆斯·盖茨·珀西瓦尔(1795—1856)等。但是这些南北方诗人与后来的威廉·布莱恩特(1794—1878)、爱伦·坡(1809—1849)以及新英格兰的一些杰出诗人比较起来，就相当逊色了。

独立战争以后的第二代诗人与第一代诗人相比有哪些优点呢?首先应看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优于第一代诗人。更主要的是，他们在创作上是保守主义者;他们按照传统方式，把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风格与新古典主义的表现手法精心糅合在一起，而摒弃了拜伦及莫尔的风格。他们一般缺乏独创精神，不肯轻易地去追随当代最时髦的风格。除了爱伦·坡和爱默生天分高出一筹外，其他人都是埋头创作的笔耕者。然而正因为他们的辛勤耕耘，他们对美国诗歌所做的贡献比今天一般人所估计的要大。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有布莱恩特、惠蒂埃、洛威尔、朗费罗和霍尔姆斯。

几乎和达纳及哈勒克同时，布莱恩特于1817年发表了诗歌《死的沉思》，1821年又发表了《诗集》。到19世纪中叶时，他已被誉为新时代诗坛先驱。他对大自然有敏锐的洞察力，其诗歌酷似华兹华斯之作，同时又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的语言和典雅风格。他的创作并不着意苛求，从不显露斧凿痕迹，充溢诗中的精美暗喻、生动描写，甚至反语嘲讽都使用得恰到好处，美妙绝伦。

和布莱恩特同一流派而创作活动稍迟十多年的一批诗人，虽然各具特色，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和布莱恩特一样，注重继承传统而不是开创新风。其中约翰·惠蒂埃(1807—1892)的诗歌最为质朴无华，他对同时代的英国诗人也最不熟悉。他的创作形式和风格都吸取自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1796)和其他前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他曾有意识地把诗歌用于反对蓄奴运动，努力探求美国历史之路。但他的诗歌大多缺乏文采。只是当他的崇高情操能弥补他的诗才缺陷时，他才能创作出不事铺张、舒展自如的诗篇，如《大雪封门》《宾夕法尼亚的朝圣者》《向蜜蜂诉情》等诗歌。当时在所受熏陶上与惠蒂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詹姆斯·洛威尔(1819—1891)，他非常留心英国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与他同时代的美国诗人的创作活动。大概由于他最少因袭传统，所以他的作品在这五位诗人中虽然数量最少，却最具有潜力。他的一些妙趣横生、灵活多变、发挥自如的诗体随笔，最能体现其诗作的潜力。遗憾的是，他当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这一创作特长。今天人们研究他的诗歌时，认为《比罗诗稿》及《批评家寓言》属于这类诗作。其实他还有相当多的其他诗篇也属于此类，如《费兹·亚当的故事》。

对于亨利·朗费罗(1807—1882)及奥利弗·霍尔姆斯(1809—1894)等诗人，也不应囿于今日的观点，而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去欣赏他们作品中的独特思想与不凡的才智。在朗费罗的作品中，意象与声音的运用十分典雅优美;热烈而含蓄的感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因此他的许多教诲诗歌虽然为一般市民所难于理解，却能为当时受过教育的读者所欣赏。他的诗歌气象万千，能使所有读者都领略到从但丁到德国浪漫主义的欧洲文学韵味。霍尔姆斯诗作的幽默感比朗费罗更为显著，他的许多即兴诗尤其如此。虽然他的严肃诗歌在今天受到苛责，但是这些诗歌继承了18世纪诗作表现才智的传统，妙言智语，光彩夺目。总而言之，上述五位诗人既接受了18世纪的诗歌理论，又继承了17世纪的传统，既同情浪漫主义，又对其极端做法抱怀疑态度。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待这五位诗人，我们应该说他们要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更加接近于20世纪的诗歌潮流。

与上述五位诗人相比，我们今天更加欣赏的诗人是拉尔夫·爱默生(1803—1882)、爱伦· 坡(1809—1849)、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以及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这四位诗人的创作活力各具特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格律上都进行了创新尝试，强调象征的意义，从感情和理智方面深刻分析个人经验。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把爱默生的诗作《尤里厄尔》称为“西方最伟大的诗歌”。这一论断虽然很少有人表示赞同，却也不无道理。四人之中，爱默生诗作最少。但他的诗歌语言自然，节奏十分接近口语。在内容方面，他的诗歌不仅包括日常生活，而且包括他在哲学论著中所探索的论题——“面包、王国、星球以及包罗万象的宇宙”。爱默生在哲学上是超验主义者。他的诗作不仅表现了这一思想，而且也表述了人的无限属性。他在思想上给惠特曼提供了启示，也为爱伦·坡及梅尔维尔提供了创作的主题。

和爱默生诗作的口语化倾向相反，爱伦·坡的诗歌刻意追求高度艺术化的韵律节奏和选字遣词。他的诗歌所呈现的音乐节奏有时跳跃性很大。他在诗中用的词语常常暗指某人某事，例如在《致某人》一诗中就有“奥伯阴暗的山间小湖”和“危尔的林地”等用语，其中的奥伯、危尔等地名也许是诗人所熟悉的人名，危尔(weir)可能隐含“危矣”(weird)之意。这类词语不是毫无意义就是过分深奥，使得学者们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去探索其含义。不过爱伦·坡这位“音韵铿锵”的诗人是把诗歌作为一种生活经历，甚至作为一种知识形式而进行创作的。他所描绘的古怪、奇特的和死去的美人表现了一种实际生活的图景。有人感到他的作品俗气。但是批评家艾伦·泰特认为：“如果我们觉得爱伦·坡奇谲的表现显得俚俗粗鄙，那么最好是让我们留心一下自己的生活吧——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马拉梅、瓦莱里等曾把爱伦·坡推崇为法国象征主义流派的先驱。美国另一位批评家威廉斯指出，爱伦·坡的特色是他诗作的美国风韵，“他的伟大就在于他不再因袭外国作品，而是转向美国本土，表现出新颖独创的精神。”

和洛威尔同时代的诗人是梅尔维尔和惠特曼。梅尔维尔的创作活动主要在于小说领域，他的诗歌写作相比之下显得逊色，远不如惠特曼突出。他的诗名大约迟至1938年才由索普予以肯定。后来，马塞林、沃伦、阿尔文等批评家一直对他推崇赞誉。他的诗歌十分口语化，酷似爱默生的风格，但更加率直粗犷。其主题如同他的主要小说一样，往往“游移深晦，令人费解”，但是其描写犀利深刻，具有他的小说中所少见的精确细密。

惠特曼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诗歌革命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比梅尔维尔的诗作更具有象征主义的想象力。他驾驭口语的技巧也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诗人。有的批评家对他的作品曾有微词。1955年在庆祝《草叶集》出版百年纪念之际，有人指出他的弱点是：修辞方面往往过多使用演说风格;游移多变的象征譬喻往往令读者意兴索然;过分追求个性解放往往违反社会常情。然而，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他的作品仍不失为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歌。

惠特曼的创作自由放任、无拘无束，或生造词语，或畅言教诲，或纵论哲理。他与传统的决裂比爱默生、爱伦·坡、梅尔维尔更为彻底。这几位诗人的追求虽然与惠特曼大体相同，但是与惠特曼的风格相比，他们的作品却情趣有余而激烈不足。惠特曼曾自视为美国诗歌的开创者，然而他的直接后继者究竟是何人，其脉络却不甚分明。尽管如此，若没有惠特曼粗犷的先声，便很难想象会有美国20世纪的诗歌。

19世纪后半叶，其他富于开拓性的诗人也从文艺观点上对惠特曼表示过保留意见，并且对他关于性的描写公开加以谴责。如艾米丽·狄更生视之为“污秽不雅”，锡德尼·兰尼尔对之感到“不胜震惊”。锡德尼·兰尼尔(1842—1881)的诗歌在许多方面与惠特曼之作相似，如诗歌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自由划分韵律、以现代科学内容入诗、相信诗人的预言作用以及稍带超验主义的色彩等等。兰尼尔的杰作是《交响曲》和《格林沼泽》，但他的其他作品还不尽完美。他和他的两位南方诗人同行蒂姆罗德与海恩一样，在创作上都受到时代与地域的局限。他们认识到浪漫主义在思想及韵律上存在缺陷但却没有提出批评。而他们的创作在许多方面刻意模仿浪漫主义诗作。

在1858—1865年之间，当兰尼尔还没有开始诗歌创作，惠特曼正在筹划他的第三、第四版诗集，梅尔维尔还在酝酿其《战事集》的时候，艾米丽·狄更生(1830—1886)已经完成了她一生中的大部分诗歌创作。狄更生创作了许多具有精美风格的诗歌，而这一艺术成就是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完成的，实在令人惊叹不已。她在采用口语体及自由运用韵律方面，似乎颇受前辈诗人爱默生的影响。然而在对人与自然的问题上，她比爱默生更倾向于早期传统，返回到清教徒的观点。她既不愿与超验主义对人的看法相苟同，也不倾心于象征主义。她所创造的意象带有玄学派的特色。她怀疑当时流行的正统派观点，坚持认为面对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人类十分渺小，能力有限。在这种看法的激励下，她写出隽永的诗歌，自1890年出版以来，一直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进入20世纪后，与法国象征主义流派、玄学派的复兴诗潮及惠特曼式自信派诗人比较起来，她的影响已经很小。在美国文学史上，她被认为是一位区域性的伟大诗人。

到了1890年，美国这一代诗人的创作生涯或已接近尾声，或已结束;维多利亚时代(1819—1901)的伟大人物不久也相继谢世。稍后，斯特德曼、阿尔德里奇、西尔等诗人曾奋力创作，但都成就不大。当时还没有哪一个诗人的成就能与狄更生或惠特曼相比。再稍后值得提及的是在狄更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几位新诗人，其中有斯蒂芬·克雷恩。他不崇尚至高无上的造物主而崇尚威力无边的大自然;他比狄更生更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诗歌格律，着意创造新鲜的意象。约翰·塔布企求把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与他持有的美国内战前的南方观点融合在诗歌之中。莉塞特·伍德沃尔斯·里斯没有狄更生那种强烈的宗教色彩，她在作品中塑造了女性敏感娴淑的形象，与狄更生的风格适成对照。而当时更为流行的是布里斯·卡门及理查德·霍维等人的作品;他们仿效惠特曼和法国艺术家豪放不羁的风格以及象征派的笔法，尤其是仿效鲁德雅德·吉卜林(1865—1936)。这一时代后期，以哈佛大学为中心，由乔治·桑塔亚纳(1863—1952)、威廉·穆迪(1869—1910)、乔治·洛奇(1873—1909)、特伦巴尔·斯蒂克尼(1874—1904)结成了一组学院派诗人。穆迪、洛奇、斯蒂克尼与桑塔亚纳的诗歌表达了一种真正的灵感。他们虽然没有脱离传统诗法，但比狄更生派或吉卜林派诗人更加趋向于现代诗歌。穆迪的诗歌没有桑塔亚纳那样抽象，他模仿弥尔顿古典诗体，他的得意之作就是用这种诗体创作的涉及诸如美国帝国主义等时事问题的作品。洛奇的作品大多是模仿丁尼生的风格。斯蒂克尼在语言上比穆迪及洛奇更娴熟地运用美国成语，他那哀婉幽曲的格调十分动人心弦。亨利·亚当斯在为洛奇所写的传记中，巧妙而集中地谈了当时的诗歌危机，并通过洛奇的自述，点明了这四位学院派诗人所关注的共同问题。洛奇说：“为了我们自己，为了艺术，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全部核心就是要从不属于我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的包围中挣脱出来，而法律、习俗和传统却形成了一整套属于他人的观念、感情和偏见。”在这四位诗人中，斯蒂克尼天资最高，但是他在1904年不幸早逝，无从取得更大的成就。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诗歌才从上一世纪的衰颓中获得复苏。

四、20世纪的美国诗歌

批评家J·C·兰塞姆曾经指出：自1650年以来的三百多年间，20世纪是英语诗歌数量最丰富的时期。兰塞姆的这一评价实际上还是保守的。仅以20世纪英语诗歌中的美国诗歌同17世纪前半期的英语诗歌作比较，前者亦丝毫不比后者逊色。

1912年以来英语诗歌数量之浩瀚，风格之多样，使得批评家很难确立规范，划分流派。现在学者们只能以1907年为分界线，将在这之前出生的划为第一代诗人，在这之后出生的划为第二代诗人。第一代诗人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创作主张，而第二代诗人则难以划分流派。从爱德温·罗宾逊(1869—1935)到罗伯特·潘·华伦(生于1905年)，第一代诗人在创作上主要有以下三种主张：一是主张更新旧的传统;二是主张发扬带强烈的惠特曼风格的美国诗风;三是主张继承经英语玄学派诗人修改的法国象征派诗风。

罗宾逊和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是主张发扬传统的一派诗人的代表人物。罗宾逊与哈佛学院派诗人关系密切，思想相同，他本人就曾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终生从事诗歌创作，取得了学院派所希望取得的成就。弗罗斯特与哈佛大学也有联系。在写作主题与方法上，他在许多方面与罗宾逊相同。两位诗人在早期都曾观察和表现过新英格兰农场和乡村艰苦的、有时是鄙俗的生活画面。他们都坚持传统诗法，但又与现代派诗人一样求索一种新的诗歌语言，摒弃所谓的标准诗风，探寻表现诗意的各种意象。有些批评家曾对弗罗斯特加以贬低，大概是由于他生活在现代社会而又拒绝参加现代流行的诗歌运动。但是弗罗斯特和罗宾逊在现代美国诗歌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比他们年轻约20年的女诗人埃德娜·米雷(1892—1950)所走的实际上也是发扬传统的创作道路。她的作品表现出一种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格调。另一位倾向于传统风格的学者诗人叫依沃尔·温特斯。他钦佩罗宾逊，把弗罗斯特称之为“精神漂泊者”。他出版的诗歌充分地表达了现代情感。

罗宾逊后来的诗歌曾采用古代亚瑟王传奇故事作为题材。弗罗斯特后来也增加了田园诗的写作。这使得人们容易忽视他们的诗作与欧美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在这两位美国诗人的全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一条主线，就是通过实际情景检验自己的理想。

卡尔·桑德堡(1887—1967)、伐切尔·林赛(1879—1931)、罗宾逊·杰弗斯(1887—1962)可作为主张第二种创作方式的代表。他们追随惠特曼的现实主义，他们或抒写现实，或发表评述，或让现实自身去说明民主的理想主义(杰弗斯则表现反民主的理想主义)。和惠特曼相似，他们的作品都倾向于运用演说性节奏而不是诗法上的节奏。他们均以民间诗人的形象出现，而不以一种表面上引人注目的方式抛弃传统。他们的上乘佳作立即得到传诵，受到称赞。年轻的诗人可以从这些惠特曼式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帮助他们摆脱上一代诗人的象征主义及玄学派等各种限制和束缚。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的作品也为一些年轻诗人提供了相同的启示。威廉斯既信奉惠特曼，也是象征派的一员。他早年与埃兹拉·庞德(1885—1972)、玛丽安·莫尔(1887—1972)、希尔达·杜利特尔(1886—1961)等诗人有过交往。他追求纯洁的语言与清晰的意象，探索人生的境况。他的诗作《帕特森》与惠特曼的《自我之歌》类似，同样具有超验主义色彩。哈特·克莱恩(1899—1932)的诗歌创作也受惠特曼的影响，探索表现现代思想的象征，探索诗歌本身的解放。但是他的作品带有使读者失望的隐晦寓意。这是由于诗人在以象征主义手法表达自我及社会问题时产生的矛盾，也是由于诗人自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所致。

无论原先信奉哪个流派，威廉斯和克莱恩的创作实践清楚地表明，纯粹的惠特曼传统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相反，对现代美国诗歌的巨大影响来自于法国象征主义及英国的阿瑟·西门斯(1865—1945)等象征派诗人。沃莱斯·斯蒂文斯(1879—1955)、庞德、E·E·肯明斯(1894—1962)等诗人的作品明显地受到纯正的象征主义影响。T·S·艾略特(1888—1965)、莫尔、兰塞姆等的作品中含有英国玄学派的因素。和后三位诗人在创作上相近的还有阿奇波德·麦克利什(1892—1982)、贺拉斯·格雷戈里(生于1898)、艾伦·泰特(1899—1979)、梅里尔·莫尔、罗伯特·潘·华伦(生于1905)等诗人。但这五位诗人深受美国当时的老一辈作家们的影响。斯蒂文斯、庞德、肯明斯、艾略特、玛丽安·莫尔、兰塞姆等人，在他们创作生涯开始时曾受到外国影响，但后来他们互相之间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象征主义及玄学派对现代美国诗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两种流派都具有世界主义色彩，使美国诗歌摆脱了19世纪英国传统的影响。这两种流派都认为：诗歌是一种独立的系统，可以看成一种自身完善的知识系统;也可以看做与其他知识完全相容的一种知识。这两种流派都流露出对人类现状的不安和忧虑，而且都主张摒弃旧传统，探索新的诗法、新的语言、新的意象。同时，二者又互有不同。象征主义产生于现代欧洲。它排斥逻辑说理，认为象征主义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惟一方法;它否定过去的文学价值而趋向于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玄学派则属于宗教兴盛时期的思潮。它热衷于经院逻辑，与神学有着亲缘关系;它批评文学传统，但又不予舍弃。正是在这两种不同成分的冲突中，现代英美诗人找到了他们完全满意的发展基础。当代英美最伟大的诗人艾略特，就是通过巧妙发挥这两个流派的优点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历史观点看，象征主义与玄学派对现代美国诗歌似乎起了决定性影响，但现代英美诗歌实际上是通过意象派运动而初露头角的。意象派与象征主义有关，同时也是受到中国诗歌、日本诗歌及普罗旺斯诗歌的启迪而发展起来的。在艾米·洛威尔(1874—1925)及1915年发表的“意象派宣言”的倡导下，意象派诗歌曾一度广受欢迎。但是，意象派诗歌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浅薄、单调的诗体，作为一场诗潮，不久便退落了。但是意象派对现代诗歌的发展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给希尔达·杜利特尔、J·G·弗莱彻及艾米·洛威尔提供了创作动力，它对艾略特、斯蒂文斯、莫尔、威廉斯也有深刻的影响。

庞德初期的创作活动也受意象派影响。后来他转入象征主义。他的长篇巨制《诗章》是其代表作，壮丽堂皇，恢宏大观。但它的内容支离破碎，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的处理方案违背常情，这都说明象征主义可能陷入死胡同。斯蒂文斯以《簧风琴》开始他的诗歌创作生涯，以后又有大量作品问世，晚年时有些批评家对他的评价甚至高于艾略特。他的作品表现了象征主义技巧与道德寓意的完美结合，以优雅的文笔与无穷的机智，创造了文学想象的理想典范。肯明斯文风虽然不如斯蒂文斯高雅，但笔锋犀利，风格明朗而幽默，也创作了许多不朽诗篇。他的用词常常违反规则，或连串不分，或截断分割，或随意换位，常不用大写，常不循语法，使他的作品乍看起来有一种前卫派的色彩。然而肯明斯的怪诞形式不仅没有损伤其诗作的朴素抒情特征，反而使他的质朴风格增添了一种奇谲之美。他的诗作对未来的读者也许显得难读，但这种奇崛的形式将永存不灭。

如前所述，艾略特、玛丽安·莫尔、兰塞姆都从玄学派传统及象征主义之中汲取了营养。其中艾略特曾以法语写诗，接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最多，而兰塞姆在这方面所受的影响最少。英国批评家阿瑟·西门斯曾于1908年撰文指出他与法国作家拉福格、兰波及科比埃尔在创作上有渊源关系。他的作品虽然有时在顺序上不合逻辑，但无论是其深层效果还是表层的熠熠光彩都表明它们是上乘之作。他曾写道：

我就是要借助一切变化着的形态来表现……

在庞德的影响下，艾略特接受了象征主义及意象主义。他曾把庞德的《诗章》选为他赞赏的当代惟一长诗。但是就英国诗歌而论，庞德受到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及19世纪90年代诗人的影响最大，而艾略特在文艺批评及诗歌创作上都受到多恩流派的影响。艾略特很可能在剑桥大学学习时就已经阅读了多恩的作品。艾略特的巨作《荒原》题有“献给埃兹拉·庞德”的献词。他的这首诗作所表现的正统基督教思想，与多恩的作品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这并不是说《荒原》回归于前人的旧观点，事实上，作者在《荒原》中大量引用了现代人类学家的观点，从而给后来的诗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心理学参照系。艾略特的作品里还有一种宗教参照系，在他后来创作的两部诗作《灰星期三》与《四个四重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这种参照系对后来诗人的影响远不如心理学参照系的影响大。艾略特写的绝不仅仅是诗歌，他写的是生活。艾略特的伟大在于其诗作的总体效果，他独特的匠心，成功地融合了把诗歌视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现代观点和把诗歌视为一种特殊知识的传统观点;他认为诗人需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与新的节奏。

兰塞姆给“重要诗人”下的定义，是他们要“不断写出相当数量的、对于人类有重要意义的、常有创新而不落窠臼之作”的诗人。按照这一标准，兰塞姆本人与玛丽安·莫尔似乎都不能列为“重要诗人”。但是这两位诗人的作品还是被人们广为传诵。莫尔比兰塞姆更擅长于细腻的心理描写，更具有试验、创造精神。总的说来，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具有结构紧凑、布局精巧、语言美妙的特征。他们都有自己的一批追随者。尤其是莫尔对下一代诗人的影响更大，当时几乎形成了一个“玛丽安·莫尔派”。

在前面提及的，受较早的现代诗人影响的五位诗人——麦克利什、格雷戈里、泰特、梅里尔·莫尔及华伦之中，后面的三位都与《逃亡者》杂志有关，并和他们原来的老师兰塞姆保持着联系。同兰塞姆一样，泰特、梅里尔·莫尔和华伦的作品都带有玄学派的韵味，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显示出兰塞姆所指出的20世纪诗歌的特点：格律上的宽松，内容上的讽刺甚至憎恶表现，结构上的极度凝练及句法上的置换等。但这三位诗人都比兰塞姆更加倾心于深层心理学的研究。他们也可能涉猎过艾略特的人类学观点和卡尔·荣格(1875—1961)及弗洛伊德(1856—1939)的临床诊断发现。梅里尔·莫尔的显著成就是放宽诗歌格律，并以十四行诗进行实验。他写了许多讽刺诗，但他的讽刺诗都是从心理上进行分析，而不是从道德上进行揭露。他写了数千首十四诗，但是诗歌的结构比较松散，量有余而质不足。泰特和华伦的诗歌也具有心理描述特色，在思想内容上则表现出宗教影响。泰特信仰罗马天主教而华伦信仰新正教。泰特作品结构上的凝练与句法置换的程度都超过了兰塞姆。华伦同时又是一位小说家，他的诗歌较通畅易懂，没有矫饰朦胧的弊病。

麦克利什、格雷戈里在作品中也尽力避免过分简缩和句法置换。麦克利什像其他现代诗人一样，开始创作诗歌时也受象征主义的影响，但他很快采用大众语言入诗，因此他既受到抨击也受到称赞。格雷戈里更明显地在诗中对当代社会问题进行评述。两位诗人都属于自由派而非保守派，都是人文主义者而不是超自然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继承了惠特曼的传统，但是表现手法上却与惠特曼迥然有别。他们不是最主要的诗人，但却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现代美国诗歌第一代诗人中最后的两位重要诗人。路易丝·波根在她的《自由诗与前卫派》一书的最后一章中，认为斯蒂文斯、玛丽安·莫尔和威廉斯是三位新诗歌的杰出实验者。本文把这三位诗人分列于不同类型之中。但是他们之间的个人交往与文学活动方面的联系都非常密切，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在对诗坛的影响、个人情趣与创作风格上有一致之处。

现代美国诗歌第二代诗人在影响、情趣与风格上的一致性更加明显，因此我们难以从主要的倾向性上对他们作任何流派的划分。第一代与第二代诗人以1907年前后出生为分界线。第二代诗人是在学习弗罗斯特、斯蒂文斯、艾略特，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英国诗人的作品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诗歌革命与胜利果实的继承者。和一切既挣脱了束缚而又得到了财富的继承人一样，他们所面临的新境遇既给人以解放的舒畅，又给人以尴尬的新制约。对于第二代诗人而言，他们很难再在诗歌主题与表达方法上比较容易地获得重大突破。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影响仍然对诗歌发展大有帮助，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显得新颖动人。还有一个值得提到的情况：第二代诗人是和第一代诗人同时进行创作活动的。如果把1885年作为第一代诗人的降生界线，到了1962年也不过只有77年，由于没有退休的限制，又由于老年医学的发展，第一代诗人与第二代诗人一直在诗坛竞相争鸣。

把韦斯坦·休·奥登的降生之年(1907)作为两代诗人的分界线不但有其便利之处，而且也承认了奥登对美国诗歌的影响。奥登(1907—1973)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美国驰名，他对第二代的一些诗人有直接影响，对许多其他诗人来说，则代表了诗歌表达在情感上的转移。他对现代诗歌技法运用娴熟，得心应手，表明了他是第一代诗人培育出来的后起之秀，其优雅雍容之处超过了前辈。他卓越的现代诗艺如今已为其他现代诗人所共享。他也与许多别的现代诗人一样，深入探讨了心理学与人类学知识在现代诗中的运用;但是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对神学存在主义或世俗存在主义的浓厚兴趣。他对第一代的著名诗人叶芝(1865—1939)做出了新的评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为叶芝所写的挽诗不仅本身就是佳作名篇，而且表述了诗人对自由的新追求，对真理的新探索及对叶芝所做贡献的感激之情。他写道：

在他漫长的囹圄岁月中，

教导自由的人如何讴歌自由。

艾略特对现代诗歌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是独一无二、举世公认的。但是，对现代美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起决定作用的当推约翰·克罗伊·兰塞姆与玛丽安·莫尔。兰塞姆作为诗人、批评家和编辑所起的作用，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理查德·埃伯哈特师承弗罗斯特，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型诗人;西奥多·罗斯基有着迪伦·托马斯式的预言家特色，是一位激越奔放、自我意识强烈的诗人。但这两位诗人的作品中都体现了兰塞姆的影响。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兰塞姆在美国诗坛影响之深。另一位对美国现代诗歌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是玛丽安·莫尔。她在1921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立即引起轰动而且至今受到珍视，但是她真正蜚声诗坛却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连福特汽车公司也曾希望她能为新型汽车提供牌名。在受她影响的许多诗人中，比较著名的有伊丽莎白·毕肖普和理查德·韦尔伯;前者在风格上更接近于莫尔。两位诗人都给美国诗歌带来了令人难忘的才智与情趣——优雅、含蓄，虽然有些过分成熟，但却具有隽永之美。和他们形成对照的是兰德尔·贾瑞尔及霍华德·奈美洛夫。这几位诗人的风格更加富有变化，更加带有开拓色彩。他们深受奥登的影响，但又不囿于奥登之滥觞，而只以奥登为起点，开拓他们的创作历程。和奥登一样，他们继承老一辈的传统，同时又使自己的创作与他们所面临的现代文化相协调。

批评家恰尔迪在《本世纪中叶的诗人》一书的序言中，曾对当代诗人作过如下评述：“这些诗人不是意象派，也不是具体派;不是古典主义派，也不是存在主义派……所以，他们的诗歌没有形成哪一种运动，也没有发表哪一种宣言。”除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版的“垮掉派”的诗作以外，当代美国诗坛并没有出现某种明确的诗歌运动。一度曾与黑山学院有联系的知名诗人，虽然被人称之为“黑山派”，但他们同时又与其他学府的诗人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因此，恰尔迪的以下论断还是颇有道理的：“现代美国诗歌更像是古典主义诗歌与玄学派诗歌的混合物，是一种个人评述性的诗歌，其特点是试探性，既是个人自省，又与社会密切相关，随时注意探讨人类环境出现的新经验。因此，现代美国诗歌多姿多彩，虽然具有一定难度，却是一种有着巨大价值的诗歌。”

本文虽然列举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第二代美国诗人，但还有许多诗人没有提及。要从这些诗人中确定谁的作品价值最高，现在还很难做出公允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