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谋传统词学巅峰的形成

朱祖谋(1857—1931)，字古微，后改名孝臧，一字藿生，号沤尹，又号彊村，归安人。父朱光第，曾官河南邓州知州，为官廉正。祖谋自幼随父生活，二十岁已名著中州。光绪八年(1882)举人，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总纂总校、江西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升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累迁侍读庶士、侍讲学士。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中，上疏反对仇教启畔，几获罪。辛丑条约后，升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寻兼署吏部侍郎。光绪三十年，出任广东学政，因与总督不合，引病辞官，卜居苏州。后应聘为江苏法政学堂监督。宣统元年(1909)特诏征召，次年授弼德院顾问大臣，皆以病辞。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结交学者词人，填词赋诗，以校书、著述自娱。1931年病逝于上海。祖谋早岁工诗，蹊径在黄山谷、孟东野之间。四十岁后，始专力于词，初学吴文英，晚又肆力于苏轼、辛弃疾二家，曾校刊《东坡乐府》。所刻《彊村丛书》，搜集唐、宋、金、元词163家、173种，精加勘校，功著词林。有词集《彊村语业》三卷。另编有《湖州词徵》三十卷、《国朝湖州词录》六卷。还有《宋词三百首》、《词莂》、《清代词坛点将录》等选本，《宋词三百首》至今仍广受欢迎。朱祖谋为“晚清四大家”之一，为传统词学之一大结穴，享誉既高且久，影响至今不衰。

若就其大概而言，则诚如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谈》所言，“清代之词学，浙西、常州而已”。但艺术上若要创新，则又不能固守一派一家之法度，而需博采兼施。一切有作为有成就之词家，莫不有兼容并包之胸襟与手法。细究浙西词派前后各期重要作家，也不是宗法张炎一人，而是兼及清真、白石和梦窗。前论复堂词，称“其非独不屑为陈、朱，抑且上溯唐、五代”，甚至学习稼轩;事实上，彊村词的艺术取径比复堂词还要宽广，成就也更大，言其“为传统词学之一大结穴”，这是主要理由。

关于这一点，前人有许多议论。《词学季刊》创刊号载夏孙桐《朱彊村先生行状》，文中有云：“公……身世所历，忧危沉痛，更过于半塘。清末词学，视浙西朱、厉，毗陵张、周诸家，境界又进者，亦时为之也，故公词遂为一代之结局。”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三二年引张尔田《望江南》词，其序有云：“丈词实为有清一代词流之大殿。”《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八号载夏敬观《风雨龙吟室词序》，有云：“乾嘉人类皆学白石、稼轩、玉田、草窗、碧山……侍郎出，斠律审体，严辨四声，海内尊之，风气始一变。侍郎词蕴情高夐，含味醇厚，藻采芬溢，铸字造辞，莫不有来历。体涩而不滞，语深而不晦，晚亦颇取东坡以疏其气。”《同声月刊》第三卷第一号载张尔田《龙榆生词序》，更细论云：“余尝谓乾嘉以来词人，大都取径于南宋。……惟朱彊村侍郎词，晚年颇法于苏。”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云：“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彊村词之隐秀，皆在半塘老人上。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为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蔡嵩云《柯亭词论》云：“彊村慢词，融合东坡、梦窗之长，而运以精思果力。学东坡，取其雄而去其放;学梦窗，取其密而去其晦。遂面目一变，自成一种风格，真善学古人者。”叶恭绰《广箧中词》云：“彊村翁词，集清季词学之大成，公论翕然，无待扬榷。余意词之境界，前此已开拓殆尽，今兹欲求于声家特开领域，非别寻途径不可。故彊村翁或且为词学之一大结穴，开来启后……至所作之兼备众长，不俟再论。”朱庸斋《分春馆词话》卷三云：“彊村词笔调屈曲，寄意深邃，而其气之流溢较梦窗为显。到粤后，其词气势笔调始开朗，不局限于宋人范围，笔触广阔，意态郁勃。……清季四家成就以彊村最为杰出。……其晚年之作，遂渐趋疏朗，盖用东坡以疏其气，运密入疏，寓浓于淡故也。”台湾有学者甚至认为：“朱祖谋初为词，师法两宋诸名家，北宋如晏几道、周邦彦、柳永，南宋如朱敦儒、陆游、姜夔、王沂孙、陈允平、张炎、蒋捷、吴文英，均能得其仿佛。体备众制，兼收并蓄。”^①这些议论，概括起来，两句话：一、彊村词为清词一大结穴;二、其成就的取得，功归集成。

事实上，彊村词也确如批评家所言，无论小令还是中长调，都广采兼施，千锤百炼，绝似杜甫夔州后诗，苍劲沉着，使浙江词在艺术上达到完全成熟的境地，从而不仅将清代浙江词，而且将整个清词推上更高的艺术水准和艺术境界。限于篇幅，本章仅能举其特出者。

先来看他的小令。第一首便是《乌夜啼·同瞻园登戒坛千佛阁》。词云：

春云深宿虚坛，磬初残。步绕松阴，双引出朱栏。吹不断，黄一线，是桑干。又是夕阳无语下苍山。

此词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者时任礼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瞻园，张仲炘号。仲炘字慕京，湖北江夏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官至通政司参议。戒坛，又名戒台寺，始建于唐武德五年(622)，辽咸雍年间高僧法均在此建坛传戒，清代多次重修扩建。寺在北京西郊门头沟马鞍山，坐西朝东，依山势高低而建。寺内千佛阁重檐层阁，登高可俯视浑河，群岚叠翠，气象万千，惜今已遭拆除。此阕虽是纪游短词，上片纪游寺，下片纪登阁远眺，却是尺幅之中有千里之势，雄浑苍老，气魄宏大，凝重肃穆，自是大家手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末句表面写景，而实寓象征意味。此词作于戊戌政变后半载，变法失败，光绪被囚，中国的政治前途黯然无光，故末句语意双关。“吹不断，黄一线，是桑干”三句，兼学李白《望庐山瀑布》之“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和苏轼《澄迈驿通潮阁》之“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用而化之，一如己出，自成境界。普通作者有此一阕，亦足留名。

与此词创作背景有关联的佳作，是《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词云：

野水斜桥又一时，愁心空诉故鸥知。凄迷南郭垂鞭过，清苦西峰侧帽窥。新雪涕，旧弦诗。愔愔门馆蝶来稀。红萸白菊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

丰宜门，北京南门。裴村，刘光第字。刘为戊戌被害六君子之一。作者与刘同为光绪九年(1883)进士，有同年之谊。据彊村自定稿之《彊村语业》，此词即作于戊戌年(1898)。刘遇害在八月十三日，作者填此词在重阳节，相距仅二十五天。作者凭吊死难好友，情恳意恻，掩抑凄怨。通篇都是外在景物的描写，而情在其中，寄意遥深。时值忧危艰险之际，如此着笔，乃向秀《思旧赋》传统。这不仅是作者人格操守的反映，也是作者杰出词艺的展露。彊村词几乎句句有来历，此阕亦然;字面最为平常的末句，最有来历亦最具深意。《有所思》为汉乐府曲名，《乐府诗集》于该名下所录作品甚众，多言有所思而不得见的相思之情。而“风前”二字，又显系自李煜《悼诗》“咽绝风前思”化出。综合细味，则此句大有深意。陈邦炎先生释其词时写道：“如果推广句意，探其‘所思’之或有的内涵，则供人寻绎之空间远不止此。作者虽非推动、参预新政之人，但身丁内忧外患交迫之际，目睹接踵而至的国耻，固已久怀感慨时事之思，此时更面对变法失败、德宗被囚、国事益不可为的局面，其‘所思’自是千头万绪，匪言可尽，而此结句则亦只有不说破‘所思”之内容，以不尽尽之。”^①

读彊村词，一方面深感其内涵、语意的丰富深厚，另一方面并无阻滞艰涩之感，而反有沉雄痛快、气韵酣畅之意兴。这也是它高于复堂词的地方。再来看《浣溪沙二首》：

独鸟冲波去意闲，坏霞如赭水如笺。为谁无尽写江天?并舫风弦弹月上，当窗山髻挽云还。独经行地未荒寒。

翠阜红厓夹岸迎，阻风滋味暂时生。水窗官烛泪纵横。禅悦新耽如有会，酒悲突起总无名。长川孤月向谁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夏，作者在任广东学政上，至嘉应州(今广东梅县)视学，并与放归在家的黄遵宪相聚。公私事毕，经水道返广州，途中作此二阕。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彊村与慈禧太后为首的旧派政见不合，在殿上与太后抗争，终于在二十八年秋，由礼部侍郎外放广东学政，结束了近二十年的京官生涯。此时的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又使国家承受了更多的负担和更重的耻辱。新愁旧恨，交织胸中，悲愤郁抑，可以想见。此二阕按时间顺序，写傍晚至深夜舟行所见所感，忧愤贯穿始终。虽是短调，却写得顿挫铿锵、郁勃拗怒而又气韵潜转、情感激荡。“独”、“孤”、“为谁”、“向谁”、“暂时”、“突起”、“无名”等无力把握外物的不确定性语汇，“波”、“坏霞”、“无尽”、“江天”、“荒寒”、“阜厓夹岸”、“阻风”、“泪纵横”、“悲”、“长川”等流露外物和环境辽阔、艰险的描述性、形容性语汇，以及“冲”、“写”、“弹”、“当窗”、“挽”、“经行”、“会”、“明”等力图抗衡、把握外物的行动性语汇，使作品遒劲有力、感愤交织，从而凸显出词人身处艰危动荡时世，试图有所突破，而又孤独无助、茫然不知所措的悲怆与栖惶。但彊村词的过人之处，并不止于反映环境的凶险和人事的衰微，而是试图寻找、指示出路和前景，像与上述所描述情景相矛盾的“去意闲”、“水如笺”、“并舫风弦”、“山髻”、“还”、“未”、“迎”、“生”、“会”、“禅悦新耽”等，都让人在一片荒寒凄凉中看到一线生机，找到坚持的理由。事实上，这正是彊村词近代化意义的突出表现。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对彊村词的评价多有保留，尝言“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及见”，但《人间词话》附录一却对此二阕大力赞赏：“彊村词，余最赏其《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二阕，笔力峭拔，非他词可能过之。”亦可佐证这二首成就之高。

这种基于清醒现实主义与坚贞理想主义之人生态度的词学观，在《清平乐·夜发香港》中，表现得更加鲜明强烈。词云：

舷灯渐灭，沙动荒荒月。极目天低无去鹘，何处中原一发?江湖息影初程，舵楼一笛风生。不信狂涛东驶，蛟龙偶语分明。

光绪三十一年(1905)，彊村在广东学政任上，因与总督意见不合，遂引疾去官，借道香港，取水路北归。此词即作于离港之际。上片写所见，黑暗荒凉，几近绝望;下片写听觉，启航汽笛，催人振奋，苦闷郁塞，一时荡尽，生机顿生，希望犹存。末二句倔强斩截，别开生面;作者相信自会有“蛟龙”式的人才，来力挽狂澜，忧国、爱国之情深沉而强烈。全词虽短，却是由景及情，由近及远，层层深入。尺幅之中，写尽开船离港后所见夜景及去官北归的心情，内涵丰富，笔力遒劲，语言清奇。这样的词作，已经与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情操旨趣无多差异。

彊村词中的令词佳作还有很多，像为悼念刘光第而作的《减字木兰花》(盟鸥知否)、写于庚子事变当年除夕的《鹧鸪天》(似水清尊照鬓华)，还有临终所作《鹧鸪天》(忠孝何曾尽一分)，都是其中的杰作。

王鹏运《彊村词序》说：“公词庚、辛之际，是一大界限。自辛丑夏与公别后，词境日趋于浑，气息亦益静，而格调之高简，风度之矜庄，不惟他人不能及，即视彊村己亥以前词，亦颇有天机人事之别。”王鹏运也是词学大家，对彊村尚如此推崇，足见彊村词成就之高。相较而言，彊村后期词确实更成熟，更浑成。这固然是因为其思想感情的成熟、深沉，但更重要的还是词艺上的转益多师。而后期词的艺术成就，又集中反映在中长调上。

彊村的中长调，上祧屈骚的比喻象征传统，深得梦窗词“密丽”和“潜气内转”二长，更兼白石之疏越、东坡之清雄与稼轩之骨力，是彊村词艺术功力的具体反映。最典型的当是《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词云：

沧波放愁地，游棹轻回，风叶乱点行杯。惊秋客枕，酒醒后、登临倦眼重开。蛮烟荡无霁，飐天香花木，海气楼台。冰夷漫舞，唤痴龙、直视蓬莱。多少红桑如拱，筹笔问何年，真割珠厓?不信秋江睡稳，掣鲸身手，终古徘徊。大旗落日，照千山、劫墨成灰。又西风鹤唳，惊笳夜引，百折涛来。

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引此词，题曰：“甲辰九月，舟过香港，倚船晚眺，寄公度。”甲辰为光绪三十年(1904)。公度，黄遵宪字。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侵占香港，距作者写此词，已过去六十三年。梦窗词以“密丽”与“潜气内转”见称。此词也具备这种特点。为了突破吴词繁密、板滞和晦涩的缺陷，词人同时向白石、东坡和稼轩学习，汲取有益成分，使得这首词既显得密丽高华、章法严密，又有清疏、遒劲的气势和骨力。加上词作所写乃是失地辱国的悲愤，对同道友人的激励，爱国内容与高超技艺完美结合，遂成彊村后期长调中的代表作之一。

再看光绪三十三年(1907)，寓居苏州时所填《洞仙歌·丁未九日》。词云：

无名秋病，已三年止酒。但买萸囊作重九。亦知非吾土，强约登楼，闲坐到、淡淡斜阳时候。浮云千万态，回指长安，却是江湖钓竿手。衰鬓侧西风，故国霜多，怕明日、黄花开瘦。问畅好秋光落谁家?有独客徘徊，凭高双袖。

词人虽然退出官场，但爱国之心不减。国运日蹙，抑郁悲愤，才不得施，只能做无可奈何的坐视旁观者。以此入词，便有了这阕《洞仙歌》。故全词以清闲掩执着，以平淡掩郁愤，清奇疏宕，一气流走，略无滞涩之感。叙事、抒情、议论有机结合，主人公形象鲜明生动。王国维所言“济以白石之疏越”，张尔田、夏敬观所言“晚年颇法于苏”、“晚亦颇取东坡以疏其气”，都可说是针对此词而发。钱仲联先生甚至说此词“正如陶渊明的诗篇一样，表面看来，显得平淡，掩盖了愤郁”^①，不愧解人。此词无疑是作者后期词体创作的又一杰作。

此外像《齐天乐·鸦》、《石州慢·用东山韵》、《声声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聃赋落叶词见示，感和》、《金缕曲·书感寄王病山、秦晦鸣》、《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八声甘州·暮登灵岩绝顶，叔问为述半塘翁昔年联棹之游，歌以抒怀》等，都是转益多师，词艺浑成，词品峻洁，足可反复涵咏的佳作。其实，即使光绪二十三年(1897)、彊村四十一岁所作“早期”词《长亭怨慢·苇湾重到，红香顿稀，和半塘老人》，也是在吴文英的基础上，兼采陈与义、姜夔二家。

总之，兼容并包的胸襟，与无施不可的技艺相结合，彊村词终于成为传统词学的巅峰。

①卓清芬著《清末四大家词学及词作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3年版,第316页。
①钱仲联等撰《元明清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9—1170页。
①钱仲联选注《清词三百首》,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