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诗论初探
李纲是两宋之交的著名政治家,重要诗人。他秉性刚直,忠贞爱国,北宋灭亡后一直以收复山河和中兴宋室为己任,但却屡遭排挤,几经贬谪,最终抑郁而亡。李纲对国难民生给予了极大关注,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诗歌创作取得了一定成就。李纲没有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这与其一生多从事政治,颠沛流离、倾心佛教和研究易学有关。但从他一些日常书信、文章以及诗歌创作,特别是一些表达诗歌创作观点的序言,还是可以窥测诗人的诗学观点的。
一、 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李纲在《梁溪集》卷十七的序言中说:
诗以风刺为主,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变风变雅居其太半,皆有箴规戒诲美刺伤悯哀思之言,而其言则多出于当时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贤士大夫欲诱掖其君,与夫伤谗思古,吟咏情性,止乎礼义,有先王之泽,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3年版)李纲对此还进一步解释道:
《小弁》之怨,乃所以笃亲亲之恩,《鸮》之贻,乃所以明君臣之义,《谷风》之刺,乃所以隆夫妇朋友之情,使遭变遇闵而泊然无心,于其间则父子君臣朋友夫妇之道,或几乎熄矣,王者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离骚》作。《九歌》《九章》之属,引模拟义,虽近乎悱然,爱君之诚笃,而嫉恶之志深,君子许其忠焉。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不忘君,故其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模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
李纲在序言中首先提出并重点强调了诗歌的“讽谏”作用,也就是借用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 “群”“怨”说。李纲的“用意在于以诗为礼教服务,突出表明了儒家的文艺观与政治、伦理观点是连接在一起的”(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接著,李纲还进一步指出,随着诗骚的消逝,直到唐朝,诸多诗人只有杜甫一人“得诗人比兴之旨”。其实质也就是以诗歌对政治的作用来直接衡量诗歌本身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李纲对于孔子的 “兴”“观”“群”“怨”说,只提到了后两者,而没有提到前两者。可以肯定的是,李纲对此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将其忽略了。所谓“兴”,朱熹认为是诗歌的启发、感染作用;对于“观”,则是“观风俗知盛衰”即诗歌的认识社会作用。从诗歌的本质意义上讲,“兴”“观”更注重诗歌的文学意义本身,而“群”“怨”则更倾向于诗歌的社会功能。这与李纲“重质轻文”的文学观点是一致的。
李纲这种观点与当时宋人将文学看作是涵咏性情、培育道德的手段的传统认识有很大的不同,李纲更强调的是诗歌为政治服务。他对杜甫可谓是推崇备至,在《读四家诗选四首》并序中,他一方面认为“子美诗闳深典丽,集诸家之大成”,但他更强调的则是杜诗的政治作用。
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
所以他又说:
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不忘君,故其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模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
李纲对王安石以“质文次第”四家诗选持肯定态度,这也是对其诗学思想的有力佐证。卢国龙认为:
就学术风格或理论形态而言,庆历学术是经世致用之学。……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在理论上就表现为正面面对师古与用今的思想主题,立论既本与经义,又关切现实之应用,不搞用意玄远的浮谈。(卢国龙《宋儒微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这在当时虽然只就学术层面而言,但这一思潮却把诗人的关注目光引领到社会现实和国计民生。随着国土的沦丧和王朝的兴衰,在长期儒家传统的熏陶和影响下,加之其本身的政治色彩又远远高于其作为诗人的本钱,因而过度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强调诗歌的情感宣泄作用李纲在《湖海集》序中写道:
余旧喜赋诗,自靖康谪官,以避谤辍不复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罢机政,其冬谪居武昌,明年移沣浦,又明年迁海外,自江湖涉岭海,皆骚人放逐之乡,与魑魅荒绝,非人所居之地,郁悒亡聊,则复赖诗句摅忧娱悲,以自陶写。每登临山川,啸咏风月,未尝不作诗,而嫠不恤纬之诚,间亦形于篇什,遂成卷轴,今蒙恩北归,裒葺所作,目为《湖海集》,将以示诸季,使知往反万里,四年间所得盖如此云。
这里,李纲强调了诗歌的情感宣泄作用,也就是“赖诗句滤忧娱悲”。事实确如李纲所说,不管是在早年贬谪沙阳时期,还是后来远到海南,诗人都是靠诗歌来排遣内心的苦闷与忧愁。正所谓是“儒生舍翰墨,无与寄幽抱”。但是,李纲的情感的宣泄并不同于“不平则鸣”,这和传统的主情说诗论相比,诗人所标举的情感更受到“理性”的制约。
在李纲所处的时代,性理学说、儒家道德的内化、个人修养的强调,经世致用的理性思潮在其宦海失意后演变为自觉的理性反省,重在治心养气、格物致知,要求诗人在抒发个人强烈的情感时,也要倾向内敛、中庸、平和。同时,李纲出入三教,能够很好地运用佛家的“虚空”和道家的“无为”“清修”来稀释内心的强烈情感,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正如邵雍在《击壤集》序言中说的那样,以心性规范取消情感的独立地位:
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击壤集·序言》)
正如宋代及后来诸多文人一样,李纲对屈原的评价最能体现这一点。一方面他认为屈原“爱君之诚笃,而嫉恶之志深,君子许其忠焉”,但同时又认为“《九歌》《九章》之属引模拟义”,“近乎悱然”。在《拟骚》并序中,李纲就说《离骚》“正洁耿介,情见乎辞。然而托物喻意,未免有谲怪怨怼之言”,他还说自己要“取其正洁耿介之义,去其谲怪怨怼之言,庶几不诡于圣人”。
当然,士大夫文人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的认同,还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文人从属于君主的卑妾心理和儒家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是分不开的。
三、 “重质轻文”“有文有质”和“以德主文”在文学为政治服务思想的指导下,李纲的诗歌思想体现出一种新儒学的倾向:重道德轻艺术,重理智轻情感,主实用轻藻饰。这一思想在李纲宣和庚子仲夏十一日所写的《书四家诗选后》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
子美之诗非无文也,而质胜文;永叔之诗非无质也,而文胜质;退之之诗质而无文;太白之诗文而无质。介甫选四家之诗而次第之,其序如此,又有百家诗选,以尽唐人吟咏之得。然则四家者,其诗之六经乎?于体无所不备,而测之益深,穷之益远。
李綱认为,子美之诗有“文采”,更兼“质胜文”,当之无愧名列榜首。欧阳修有“文”又有“质”,但是“质”不胜“文”,屈居第二。韩愈有“质”无“文”名列第三。李白则因有“文”无“质”,只好排名最后。由这四家诗人等次的评定可以看出,李纲首先强调的是文章的“质”,这是摆在第一位的。所谓的“质”,其实质就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能够起到的政治教化作用。其次是“文”。“文”,简单地说就是诗歌的艺术性。次要并不等于不重要,更不是不要。李纲在要求诗歌满足“质”的要求后,还是要追求一定的“文”的。但是,切不可以“文”胜“质”,否则就过犹不及了,只要“适于用而达于理,斯足矣”。
在早期贬谪沙阳时期的《次韵邓志宏〈梅花〉》一诗中,他也曾说“琢磨妙句觑天巧,为我一振诗家风”。主张诗歌应该讲求一定的“炼字”和“炼句”。在《次韵牡丹》诗中也说:“吟哦愈苦诗愈好,去去惜此窗前光。”但同时他也感觉到“却怜雕斫愁肺肝,但莫苦吟当自愈”。不久,在《读李长吉诗》中,李纲对“雕琢”诗风进行了一定的反省:“长吉工乐府,字字皆雕锼。骑驴适野外,五藏应为愁。得句乃足成,还有理致不?呕心古锦囊,绝笔白玉楼。遗篇止如此,叹息空搔头。”他认为,一味地追求“雕锼”,会导致诗歌没有“理致”,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理致”显然要比文章的“锦绣”要重要得多。
在《道乡邹公文集序》中,李纲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文气观”:
文章以气为主,如山川之有烟云,草木之有英华。非渊源根柢所蓄深厚,岂易致邪。士之养气,刚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孟轲以是著书,屈原以是作离骚经,与夫小辨曲说,章绘句以祈悦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语矣。
李纲认为,要想写好文章,首先要培养自己的“文气”,只有使“文气”充实胸襟,方能明白超然,发为文章,则“与日月争光可也”。李纲还进一步举例证明,认为韩愈的文章之所以号为第一,也是因为他的内在“仁义”,即所谓的“文气”。
唐韩愈文章号为第一,虽务去陈言,不蹈袭以为工,要之操履坚正,以养气为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论宫市,贬山阳令;在宪宗朝上表论佛骨贬潮阳守。进谏陈谋,屡挫不屈;皇皇仁义,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笔佐佑。六经粹然,一出于正,使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
对此,李纲在稍后的《古灵陈述古文集序》中有更深刻和直白的说明:
唐史论文章,谓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虽然,天之付与固无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则有辨矣。君子之文务本,渊源根柢于道德仁义,粹然一出于正。其高者裨补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丽天,而光彩下烛;山川出云,而风雨时至。英茎韶汉之谐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济人之饥寒,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务末,雕虫篆刻,章绘句,以祈悦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奸饰伪,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粪土,以锦绣而覆陷井,羊质而虎皮,凤鸣而鸷翰,此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而其余事发为文章,后世读书想望而不可及,此岂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专以利口巧言,鼓簧当世,既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祸败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为主,德以文为辅,德文兼备,与夫无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
李纲认为,只要坚持修身养性,坚持道德和仁义,修好“气”,“所为文章,温厚深纯,根于义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贵重”,就像“太羹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则,质干立而枝叶不繁,音韵古而节奏必简,非有德君子孰能与此”。反之,如果品德低下,则只能一味地雕章琢句,巧为修饰,“以祈悦人之耳目”,更甚者,外秀中腐,以致祸败。序言表面上是说君子和小人之文的区别,但实际上也是要求作者,为文首先要修身“养气”,避免“多陷浮薄,而为弄笔生”。 李纲反对玩弄词藻、雕章琢句,他要求诗歌有道德的归依和智慧的关照,而这种道德则直接皈依于儒家的“仁义”。
四、 风流雅健、平淡真诚的诗风取向李纲具有高旷的襟怀、坚毅的操守、深厚的学养和饱经忧患所经历的人生所积淀的文化人格,达到了一种出世的超脱和执着功业的境界。从李纲一生的诗文来看,他比较喜爱的诗人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李纲主要学习屈原的忠贞爱国、杜甫的幽怀时事,但从诗歌的风格取向上看,他更喜爱陶渊明的平淡淳真、李白的俊逸、韩愈的雅健和欧阳修的“醇厚”。他在《读四家诗选四首》并序中,对此有明确的表示:“介甫选四家之诗,第其质文以为先后之序。予谓子美诗闳深典丽,集诸家之大成;永叔诗温润藻艳,有廊庙富贵之气;退之诗雄厚雅徤,毅然不可屈;太白诗豪迈清逸,飘然有凌云之志。”他认为子美“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永叔是“诗篇尤藻丽,句法含万象。平夷谢雕镌,醇厚如酝酿。温温廊庙姿,不作穷愁相”;退之是“雄词障百川,伟论挂众口。余事付诗篇,雅健古无有。尤工用险韵,妥帖等妍丑。毅然倔强姿,挥此摩天手”;太白是“词章号俊逸,迈往有英气”。但是,从本质和追求上看,“雅健”才是李纲所欣赏的诗歌风格,在艺术上则要求自然真淳,浑然天成。
李纲在评价秦少游诗词时说:
少游诗字,婉美萧散,如晋宋间人,自有一种风气。所乏者,骨骼耳。
李纲欣赏秦观的诗词,认为有晋宋间人“萧散”之气。但又认为其虽然血肉丰满,却没有“骨骼”,其实也就是说秦观的诗词过于柔媚,缺少刚健之风。
李纲对清苦穷愁、所谓的“苦吟”之诗是不大喜欢的。在《读孟郊诗》中,他通过孟郊和韩愈相比,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这种情感:
我读东野诗,因知东野心。穷愁不出门,戚戚较古今。肠饥复号寒,冻折西床琴。寒苦吟亦苦,天光为沉阴。退之乃诗豪,法度严已森。雄健日千里,光芒长万寻。乃独喜东野,譬犹冠待簪。韩豪如春风,百卉开芳林。郊穷如秋露,候虫寒自吟。韩如锵金石,中作韶汉音。郊如击土鼓,淡薄意亦深。学韩如可乐,学郊愁日侵。因歌遂成谣,聊以为诗箴。
李纲的家境殷实,即使在被贬谪到荒蛮的海南时,也有仆人跟随,他没有孟郊那种困苦穷愁的生活经历,因而不可能与其产生共鸣。李纲豪放刚毅,融释三教,本人又出将入相,他不可能,也不屑于将肠饥号寒之事和戚戚悲鸣之情写在诗歌当中。在《吴慎微邓志宏同游陈氏园》中,对孟郊和贾岛的诗风表达了不屑:“珪奇窥李杜,寒色笑郊岛。”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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