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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题的主客观斟酌

作者:laoshi来源:古典文学网-诗词帮发表于:2022-09-16 21:15:56阅读:195

选择,是一种判断,也许跟爱憎好恶有关,也可能攸关是非高下。人生常常面临许多抉择与考量,如果态度缺乏审慎,眼光不够远大,纵然不至于一着错,满盘皆输;也会因疏忽任意,而距离目标渐行渐远。就论文选题而言,主观之认定,当下之抉择有三;客观之规划,未来之考量亦有三。为求学术研究之可大可久,本文较侧重未来之考量。

一、 当下之抉择

撰写论文的当事人,在选择题目的同时,必须衡量自身的性向、学养与识见。由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因此,个人条件不同,选择就有差异。假设只看现阶段的主观条件和需求,不同个人的当下抉择,其个别差异大抵表现在三方面:

(一) 兴味

每个人天生的性向不同,或倾向于文学美感,或偏重于义理思辨,或醉心于训诂考据;或追求创造发明,或热衷规划设计,或喜爱经营管理,或雅好数理逻辑,不一而足。选择论文题目时,有“自知之明”很重要。选择跟自己性向相当的选题,适才适性,最能发展良好。因为喜欢,才有可能全力以赴,百折不回。兴味,是完成理想选题的动力和助力。有了兴致和趣味,做学问就能事半功倍,深造有得。因为,学术研究是一条漫长、艰辛、寂寞的心路历程,有了兴味作伴相随,才能可大可久。

(二) 适中

论文选题之难易、大小,有其客观性。研究者面对题目,宜衡量自我之学养、能力、程度,进行“自知之明”的选择。就个人主观条件而言,题目的难易深浅度要适中,论文规模的大小广狭度也要恰当适中。如果硕士论文选了博士学位的题目,助理教授升等选了教授论文的题目,追求高远目标、知难而进的精神固然可嘉,然而跨度过大,学养、经验、方法还不到火候,触犯了“学不躐等”的研习禁忌,注定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大可不必。反之,柿子挑软的吃,舍难取易,舍大就小,画地自限,回避挑战,也未免自甘堕落,不知长进。

(三) 陌生化

研究者的识见,有高、低、宽、窄之别;论文题目也有熟、常、凡、俗与陌生、新鲜之分。眼界高、视野宽,就不会选择凡常平庸、熟烂陈俗的题目,炒冷饭,人云亦云;因为了无新意,难有创发。学术研究好比蛮荒探险,以触处陌生,随时新鲜为上。又好比冯友兰说新理学,强调“接着讲”,不是“照着讲”;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论文选题要求陌生化、新鲜感,避免熟、常、陈、俗,这才能指出向上一路,具有挑战性、开拓性和创发性。广博的阅读,可以培养眼界;深刻的思考,创意的发想,可以增长识见,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对于生发问题意识,形成陌生而具创意之论文选题,都有助益。

二、 未来之考量

论文写作,固然应着眼于研究者之学术兴味,斟酌论文程度之难易,权衡规模之大小,还要顾及选题之陌生感和创意化。同时,对于论文完成后之未来可能,亦当作高瞻远瞩之考量,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得屠龙之技,将来无龙可屠,《庄子》寓言早有提撕;倒不如当下就实事求是,进行长远研究之生涯规划。笔者以为,论文写作之未来考量,可以朝三方面推敲:

(一) 学以致用

传统学术,自先秦两汉以来,大抵强调经国济民、内圣外王、明体达用、经世致用,明清时期崇尚实学,其终极关怀,要皆切于民生日用,不尚空谈,多讲究实用应用、学以致用。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1909—2005)针砭美国大学教育的缺失,以为“都以学科为主”,“是以产品为导向,而不是以市场或最终用途为出发点”;然而职场需求的人才,“愈来愈强调应用,而不是学科的训练”。如果研究论文在选题的当下,能同时兼顾未来的应用,考量“市场或最终用途”,相信学成业就之后,将更具职场竞争优势,将更能学以致用、学用合一。就切合民生日用而言,语文交际能力之提升与强化,非常重要。如果论文写作能研究《鬼谷子》之裨阖术、《左传》之纵横学、《战国策》之说服术,就政治、外交、商业、谈判而言,是一大利多。假设选择论文写作是兵法谋略、创造变革、禅宗思维、诗歌语言等等选题,学以致用目标聚焦在管理企划、产品研发、规划设计、文化创意诸方面,“以最终用途为出发点”,凸显实用应用为导向,将不会有“屠龙之技”的遗憾。由此观之,董仲舒之名言,似可改为“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此日本涩泽荣一儒商之精神,与时俱进,自然大有可为。

自从乔布斯(Steve Jobs,1955—2011)苹果电脑问世之后,创意作为人文的软实力,就经常被提及。所有成功的故事,都开始于一个伟大的创意发想。世人逐渐意识到“创意”的魅力,以及它无所不在的能量。创意,学名叫做创造性思维,或创意思维,其特色为超越传统、妙脱蹊径;为不可思议,匪夷所思;为谢绝标准化、格式化,不雷同、不盲从。其表现往往为思维形式之反常性,思维空间之开放性,思维成果之独创性。因此,善加运用创意于文艺创作、产品研发,将可望有独一无二之成果,颠覆传统、卓越创新之品牌。创造思维推广于经营管理、规划设计、谈吐思辨,乃至于教学研究,往往可作主导策略,成为扬弃惯性思维,改变现有格局的指南针。因此,“创意”的研究,成为当今热门选题。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艺术史,可以一言蔽之,曰“模拟与创造”之辩证。程千帆教授《文论八笺》提示:“合多离少为模拟,合少离多为创造。”此就相互比较而言。古往今来,举凡出类拔萃之一流文学或艺术作品,无不信守“陈言务去”,追求“词必己出”。文、赋、诗、词、曲、小说、戏剧如此;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电影,亦不例外。如果论文写作能够选择某些一流作家、杰出艺术家之经典作品,进行创造性思维之梳理与研究,然后提炼出系列之创意方法;再集思广益,萃取出系列之创意发想,可以提供学术界、企业界之借镜与参考。证明人文的软实力,可以有功于政治运作、外交谈判,有利于科技界、企业界、产业界,甚至可以影响一般人之谈吐思辨,此之谓学以致用,学用合一。

知识的传播媒介,晚唐五代以前靠手写誊抄,所以流通缓慢,阅读量有限。赵宋开国,标榜右文,科举考试与雕版印刷相辅相成,推动政策,导致写本、印本竞奇争辉。因此,图书阅读之信息量骤增,普及教育,推手变革,华夏文明蔚为登峰造极,若称知识爆炸,亦不为过。面对汗牛充栋、琳琅满目之书籍,硕儒通人于是纷纷著书立说,企图金针度人,提示种种读书方法,如北宋五子、苏轼、朱熹等,见于语录、语类、笔记、书信、序跋不知凡几,检索《全宋文》《全宋笔记》可知。又读书有得、观书有感,形诸吟咏,载存于读书诗者,数量在一千首以上,翻检《全宋诗》可见。如果论文写作,选择研究宋人的读书法,就像学界研究《朱子语类》中朱熹的读书法般,探讨阅读哪些书籍?为什么是这些书?如何有效阅读这些书?初步得出宋人读书法的大凡,进阶可以提炼足供今人取用之阅读术。当然,研究若能进行跨领域研究,落实学科整合,将更为理想,像借镜传播与接受理论、参考阅读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学习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说,所得研究成果有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撑,将更具说服力。居今之世,可以不写作,但不能不阅读;如何读书较有效率?研究宋人读书法,自然是可以一个考虑的实用选题。当然,宋以后之元明清各代,也可以比照考量。

“梦与文学”,是一处值得组织研究团队之系统论题。从《左传》《周礼》《庄子》《列子》以下,《史记》《汉书》等二十五史,诗词、文集、笔记、小说、戏曲,原典文献无处不有。研究方法假如只是单科独进,只就梦文化谈梦,就文学论文学,触发将极其有限。如果能够跨领域、跨文化探索,邀请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精神医学等领域学人合作,对于梦的心理分析,进行破译解码,将是较具意义的学术研究工程。研究成果之实用性、影响力,或许可以媲美弗洛伊德“梦的心理分析”也说不定。

(二) 系统研究

有心选择学术研究,当作一生志业者,在进行论文选题时,有必要特别注意本题目与未来研究之系统性、延续性。换言之,应该审慎规划,选择某一块研究领域,而不单单作一个研究论题。一块研究领域,可供开发十个,或更多的论题。由于前后论题相关,自成一个研究系统,所以成果自然累积,心得容易触发扩大。省时省力,又事半功倍,所以值得鼓励、提倡。论文选题、论文写作如果不如此设计,而又必须恒常持续作研究,势必经常另起炉灶,重新摸索。由于时间分散,心力未能集中,其结果将如孟子所云“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仍然是一口水源不足的废井。反之,若抉择一块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持续作三、五年之系列探讨,将容易因绠长汲深,而精益求精,深造有得。《中庸》称“本立而道生”,《孟子》云“盈科而后进”,其此之谓。

清初金圣叹(1608—1661)批《西厢记》,《读〈西厢记〉法》中有一段话对于论文写作,极富启示性:“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一部《左传》,便十六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便一览已尽。”金圣叹认定:“《西厢记》纯是此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方法。”所以说:“我批西厢,以为读《左传》例也。”金圣叹所言,虽说《西厢记》《左传》《史记》之写作,其实,论文写作也适用上述方法。所谓“目注彼处,手写此处”“目注此处,手写彼处”,这是运用系统思维,宏观视野,作全方位之整体考量,关注局部和整体,要素和系统间之关系,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左传》为编年体,相关事迹不连贯,故须运用属辞比事、系统思维,以考索《春秋》之微辞隐义,《史记》踵事《春秋》,述楚汉之争以来至汉武帝事,触忌犯讳者多,于是拟《春秋》而推见至隐,变属辞比事为全书互见。金圣叹所谓“目注彼处,手写此处”“目注此处,手写彼处”云云,即是系统、整体、宏观考察之运用。

论文选题与写作,跟历史编纂、文学创作,运用系统思维亦相通相融。前文提及,为进行延续性研究,论文选题就得作系统化之规划,寻觅一处可大可久之研究领域,审慎寻绎抽理出可供系列探讨的议题,也许有五个选题,也可能十个,或更多,仔细推敲商榷,确定无误之后,列入未来系统探究之架构中,随时候用备用。当开始执行此一系列计划时,就自然而然如金圣叹所云“目注彼处,手写此处”或者“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反正写此、写彼,都是系统架构之一部分,或先或后,无碍于系统之整体论述;“目注彼”“目注此”,为温习局部和整体,要素和系统之紧密连结,有助于论题之持续探讨,层面之延展和扩大。假如论文写作不作延续性之规划,并非系统化设计,那么,每篇论题,孤另独立,不相统属。每篇论题都只是开始,也同时宣告结束。既无由盈科而后进,更不能厚积而薄发。于是,论文写作,也只能“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就系统思维,持续研究而言,真的是“不解其意”,而有遗憾了。

譬如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显然标榜《公羊春秋》之学说。段熙仲《春秋公羊讲疏》有《属辞》一编,提示《公羊》学极关注文章之修辞。余治平《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亦设专篇论述《春秋繁露》之修辞。如果选择“《春秋繁露》之修辞观”,作为研究论文题目,并未作“盈科而后进”之规划,当然未尝不可。但这只是金圣叹所诟病的“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而已,未免有局限,缺乏延续性、系统化,岂不可惜?如果我们扬弃惯性思维,由此一研究点,拓展成为线、面、体,则是系统化规划,持续性研究之设计。大可以追本溯源,往上深入考察《公羊传》之修辞观;再移换研究文本,为汉何休《公羊解诂》、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以探究其流变;其次再转移探讨焦点为清代庄存与《春秋正辞》、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皮锡瑞《经学通论》、廖平《公羊何氏解诂三十论》。于是涉及八部《公羊》学经典之系列研究,就“修辞观”视角,系统化、整体性上究下探;或先或后作“源流正变,因革损益”之考察。若作持续性、系统性论述,时间势必长达八年以上。因为是系统研究,相关论述成果自然容易累积,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此中有之。要之,“目注彼处,手写此处”“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确实堪作系统性规划之执行要领。

经典诠释之方法,宋元与汉唐有别。北宋自孙复、邢昺、王安石、刘敞、孙觉、苏辙、张大亨、萧楚、程颐,至胡安国著《春秋传》,经典解读已发展为义理学和性理学之创意诠释,与汉唐之章句训诂“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判然不同。尤其从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经程颐《春秋传》,到胡安国《春秋传》,经学之理学化、《春秋》之性理学已隐然成形。清乾嘉汉宋之争所谓宋学,率指此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称二千年来之儒学,“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如此说来,宋学与汉学平分二千年儒学之秋色,所谓创意诠释之优劣得失如何,当然很重要。如果据此规划,提出“《春秋》宋学与创意诠释”的系列研究,先后选择孙复、程颐、胡安国三家之《春秋》学,作由点而线之研究;随后再规划高闶《春秋集注》《朱子语类·春秋纲领》、张洽《春秋集注》、李明复《春秋集义》;元赵汸《春秋师说》、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明湛若水《春秋正传》、王樵《春秋辑传》;清张志超《春秋宗朱辨义》、方苞《春秋通论》《春秋直解》等十二家原典文献,进行面与体之考察。《春秋》宋学是否如《四库》馆臣所评,穿凿臆断、破碎缴绕;横生议论,扞格不能自达?“《春秋》宋学与创意诠释”之系统论述,将可望释疑辨惑。系统研究,不仅可大可久,更贵在能“致广大而尽精微”。

金圣叹《读〈西厢记〉法》所谓“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此处”,好在无论目注、手写;此处、彼处,要皆系统架构中之局部与要素,孰先孰后,无伤大雅。如笔者先研究苏轼、黄庭坚之题画诗,于探索题画马、题画山水、题画人物之后,深觉学而后知不足,于是广读画论、钩稽笔记、梳理序跋,然后论述诗画相资,意境拓展。之后,知杜甫咏画二十四首,为唐宋题画诗之先河,乃撰写《杜甫题画诗与诗学典范——从〈苕溪渔隐丛话〉论杜甫画山水诗切入》,作为沿波讨源。其后,又折回北宋,论苏、黄之墨竹画禅;再顺势留意南北宋之交,论述诗人之墨梅画禅与比德写意。最近出版《唐宋题画诗及其流韵》,即部分成果。若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考虑研究南宋江西诗派题画诗、孙绍远《声画集》,以及御定《历代题画诗类》。掌握本末源流,较容易可大可久。

又如研究韩愈“以文为诗”,应一并规划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以及江西诗人之“以文为诗”;甚至清代桐城派诗人、同光派诗歌,以及“五四”时期宗法宋诗之胡适等所作现代诗,多值得系统掌握,宏观论述。遗传医学“人类基因图谱”(Human Genome Map)之概念,不妨转化运用到风格传衍、文学流派之研究上。其他如“以赋为诗”“以赋为词”“以赋为文”之创意组合,破体研究,要皆为改良体格,而进行文体混血,其中优劣得失,可以一并处理探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都可以提供延续研究之利基,系统研究之参考。

(三) 前瞻论题

学术论文,讲究推陈出新,追求创造发明。于是学界之新知新觉往往开风气之先,提示热门议题,甚至前瞻性议题。由于孤明先发,一时响应者不多,探讨发掘自然有限。如果经过可行性评估,确定可以投入研究,这种前瞻性议题,就很有开发之价值。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号称“前瞻”,就是学术先锋,就是研究前驱,披荆斩棘,过程是辛苦的;但最终能采铜于山,成果却是甜蜜的。

清赵翼(1727—1814)《瓯北诗话》推崇独到创新,标榜“书,未经人用过;意,未经人说过”之“新”。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亦云:“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真是谈何容易!陈寅恪(1890—1969)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强调学术研究要追求“预流”。能关注“预流”,较有可能新创发明。这“预流”,就是前瞻性论题: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二十世纪上半叶,敦煌学的研究,是时代学术的新潮流;王国维研究甲骨文,提出二重证据,后来饶宗颐续提四重、五重证据;随着郭店竹简、上博简、清华简之重见天壤,出版流传,于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出土文献为“预流”。无论敦煌写卷、壁画,甲骨、钟鼎文字,战国竹简、西汉竹简等出土文献,或尘封二千余年,或消失千余年,就文献之陌生化而言,都是“未经人用过”。参与研求此中文献,要提出“未经人说过”之心得创见,自然较容易。欲参与此潮流,当先预知此潮流之虚实。心胸开放,眼观八方,熟悉学术市场之走向,了解当代学风之趋势,则思过半矣。所以陈寅恪说:预流,绝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

自从上世纪中叶,陈世骧提出“抒情,为中国文学传统”之命题后,东西方汉学界深以为然,纷纷撰文阐发。历经高友工、王德威诸贤,至今仍方兴未艾,此堪称文学界之预流。西方小说叙事学之发展,附庸蔚为大国,形成叙事学之研究热潮。流传至东方,两岸三地纷纷著书立说,以之探讨史传、小说、变文、戏剧之叙事学,特别关注情节之推动、形象之塑造、对话之穿插、观点之提示、主题之凸显、视角之定位。虽然夏志清(1921—2013)早已提示:“我们不应该以西方小说中的准则,来研讨中国小说。”叶维廉(1937—)也看出其中症结:“问题出在‘模子’应用的假定,是否合宜。”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十几年前,也忧心这种“失语症”之文化病态,呼吁学界“返回精神家园”,重建中国文论之“话语权”。但是四五十年过去了,叙事学仍然是西方叙事学的天下。

最近二十年来,逐渐有标榜本土之叙事学论著出版,如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论集》、杨义《中国叙事学》、董乃斌主编《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之形成》等。前三书论叙事学,虽标榜“中国”,基本上西方叙事学的成分还是很浓厚。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书名,特别标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可见有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分庭抗礼之意味。揭示“叙事传统”,为天下倡,期望激起研究热潮,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新潮流,当是董教授之初衷本意。《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所论叙事传统,涉及汉字构型、《文心雕龙》《史通》《新唐书》、乐府、诗词、唐赋、散文、《西厢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确实都是传统文学中之叙事文本。不过,诠释方法并不传统,而多借镜西方之叙事模式。若能采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之诠释法,奉《春秋》书法为叙事法度,叙事规则,且作为衡量文学性叙事之标准,则较顺理成章。

为了“返回精神家园”,重建中国文论之话语权,笔者最近三年持续发表有关《春秋》《左传》《史记》,以及方苞古文义法之论文,多达20篇。其中如《比事属辞与章学诚之〈春秋〉教:史学、叙事、古文辞与〈春秋〉书法》《书法、史学、叙事、古文与比事属辞——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理论基础》,较具代表性。选择《春秋》《左传》《史记》三书,作为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经典,以比事属辞之《春秋》教为纲领,其初体现为《春秋》书法,继之则衍化为历史编比、叙事艺术、古文义法,彼此同根共本。其后,发而用之,才展现中国传统叙事学之千姿万态、大江大海。读者不妨参考傅修延及笔者论点,进而考察《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通鉴纲目》;以及志怪、传奇、变文、话本、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胡适于民初就主张:“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古文还古文,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谈中国叙事传统,回归《春秋》《左传》《史记》经典,笔者以为,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研究热潮渐退之后,取而代之者,将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之探讨。期待治学之士,多多“预于此潮流”,共同研发“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之学术处女地。

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提出“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史学界、文学界喧腾多时,影响仍在持续中。内藤研究中国历史的分期,以为唐代为中古历史的结束,宋代为近代历史的开端;同时认为:宋代为近世的开端,自宋迄今,千年一脉云云。由于论点有待证实,故欧美汉学界谓之“内藤假说”,或“内藤命题”。胡适、王国维、严复、陈寅恪、傅乐成论史学,多推衍其说;钱穆、缪钺、钱钟书、王水照说思想、文学,亦多暗用或化用其说。这方面的相关论文,可参考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2005年)、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鳞爪文辑》卷三)。唐宋转型论,应用于东西方学界,文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居多,不下十部;思想方面次多,经眼有三四部。唯史学领域有争议,经学研究阙而弗论。唐宋之际是否存在重大之变革?如何变革转型?宋代果真是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之开端?宋代到现当代如何见得是“千年一脉”?所谓内藤命题可以普遍适用于经学、史学、义理、文学、艺术,甚至于医学吗?这些都期待学界之申说论证。“唐宋变革”论,正是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很值得作为选题考量。

知识传播之媒介,从书诸竹帛,到写于纸张,已是一大跃进。晚唐五代至宋初,再从手写誊抄变换为雕版印刷,写本转为印本,更蔚为知识之革命。由于印本具有“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大优长,传播效应化身千万,无远弗届,所以在西方,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变革之推手”。雕版印刷在两宋,既号称黄金时代,所以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预言:“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诚然!诚然!钱存训(1910—2015)为研究书史及印刷史之权威,曾呼吁学界研究印刷文化史:

近代中外学者对于印刷史的研究……更有一个较新的趋势,可称为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即对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功能和影响等方面的因果加以分析,进而研究其对学术、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引起的变化和产生的后果。(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第十章(四)《印刷术在中国社会和学术上的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358页)

印刷术的普遍运用,被认为是宋代经典研究的复兴,及改变学术和著述风尚的一种原因。(同上)

诚如钱存训所言,印刷文化史之研究,值得提倡推广,唯响应者寥若晨星。从写本文化到印本文化,就传播、阅读、接受、反应而言,生发显著之变化:知识传播之流通加快加广,阅读的质量增高增多,接受之判断追求创意,反应于影响呈现焦虑。古登堡(Gutenberg Johann,1397—1468)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对于中古欧洲,改变了阅读环境,影响了接受反应,加速古老变革,重组文学领域,催生创新体类,征存更多之传统典籍,更引发宗教革命,文艺复兴。标榜“知识就是力量”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推崇印刷术在文学之影响力,以为媲美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对全世界面貌和状态,都作了革命性的改变。场域移换到东方宋朝,雕版印刷因应右文政策,在两宋所生发之传媒效应,较诸古登堡之活字印刷,理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印刷文化史探讨的课题。由于关系到学科整合、交叉研究,颇具挑战性,所以学界问津者不多。笔者关注这个课题已长达十年以上,为响应钱存训印刷文化史之提倡,曾出版《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一书,论证宋诗特色之形成,深受印刷传媒之影响。《自序》曾提供学界可以进一步探讨之课题有十:如读书撰述之昌盛、阅读习性之改变、读书方法之注重、创作法度之讲求、诗话评点学之崛起、校雠版本学之建立、文学创作之嬗变、经典研究之复兴、学术风尚之转变,以及雕版图书之监控等等,期待大家有志一同,群策群力开发印刷文化史之研究。推而广之,除文学发展自成一家以外,宋代号称经学复兴、史学繁荣、理学形成,《本草》学昌盛,笔记、诗话、书论、画学、评点崛起,是否皆与印本作为传播媒介有关?更推而拓之,可以考察两宋以后之元、明、清之学术发展,与印刷术之广泛应用亦当有千丝万缕之关连,在在值得探讨深论。

三、 结语

《礼记·大学》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无论当下的决定,或未来的考量,都是知止的工夫。唯有“知止”,论文写作才能定、静、安、虑、得。谋定而后动,既是一切言语行为、规划设计的不二指南,故选题的主客观斟酌,成为论文写作的先发作业。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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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不马上脱衣,冷不马上穿棉。 要热是火口子,要亲是两口子。 屋里无灯望月出,身上无衣望天热。 暑伏不热,五谷不结;寒冬不冷,六畜不稳。 粗料细调喂得热,猪仔爱吃易长膘。 热天一口塘,冬天一张床。(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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