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出土的汉前子书文献排个序

一

给书籍分类排次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很早以前，就有圣人给《诗》《书》《礼》《乐》《易》《春秋》排过序。后来有贤人改良这个排法，结果排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排序都是有道理的。前一个次序是教育学的，也就是按施教的先后排序；后一个次序是历史学的，也就是按书的年代先后排序。不过相比之下，影响更大的是后一个次序。它由《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保留下来，成为几千年中国目录学的圭臬。我们于是想：既然从20世纪中期以来，出土了许多汉以前的文献，那么，是否有必要按《汉志》的标准，也给它们排个序呢？显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这样做有两个很明显的意义：一方面，对考古学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作一个总结；另一方面，验证和补充《汉志》，丰富这份关于汉代知识体系的记录。

限于篇幅，我们打算先提出一份关于子书文献的清单。这主要因为，子书在出土文献中占有很大比重，品种很多样，而且大部分是佚籍。比如《汉志》著录诸子之书4324种，新出土的相关文献有65种，约为1.5%。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

现在，我们打算按《汉志》的体例来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书文献。为此，提出一份相关简帛资料的缩略语名单，如下：

1. 子弹库楚帛书：即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1942年，因被盗掘而问世，今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2. 信阳楚简：即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简。1957年至1958年，在两座战国墓中出土，共148简。

3. 银雀山简：即山東临沂银雀山的竹简。1972年，在两座西汉初年墓（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36年至118年之间）中出土，共4956简。

4. 马王堆简和马王堆帛书：即1972年至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出土的文献，包括竹简617简、帛书12万多字。

5. 八角廊简：即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竹简，约2500简。

6. 阜阳汉简：即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竹简，约6000简。

7. 张家山简：即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

8. 放马滩秦简：即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竹简，共461简。

9. 慈利楚简：即1987年，在湖南省慈利县城关石板村出土的竹简，整简1000余简，共计21000字，主要记载吴越二国史事。

10. 郭店楚简：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竹简，共804简，有字简730简，其上有13000多个楚国文字。

11. 上博简：1994年，两批战国楚竹书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海博物馆斥资购回，共得1200余简，其中第二批为497简。

12. 清华简：2008年，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在海外流散的战国竹简，共2496简。

13. 北大简：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得到3300多简西汉竹简，其中完整简有1600余简。

就出土子部文献来说，以上最重要的是郭店楚简、上博简和年代较晚的马王堆帛书。依马王堆3号墓墓主下葬时间（前168）推算，本文介绍的出土子部文献，均应产生在刘向校书（始于公元前26年）之前。

以上诸项并不代表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的全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文物。例如1951年至1954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出土了战国简；1959年至198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旱滩坡、五坝山等地出土了汉简；1965年以来，在湖北江陵望山、凤凰山、藤店、天星观、九店、岳山、秦家咀、扬家山、毛家园、高台、王家台、周家台等地出土了大批战国至西汉的竹简木牍。这些新资料，已经得到各方面关注，成果很多。除掉发掘报告、简帛汇编、研究论文和校读记以外，还有一些概论性的著作。今参考这些成果，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部文献如下。

二

儒家：《汉志》著录52种，以《晏子》为首，次为《子思》及孔子后学之书，次为《孟子》及稷下儒家书，次为其他儒家书，次为汉儒之书及杂著。诸书特点是生发六经，留意仁义，祖述尧舜，宗师仲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29种。

（1）《晏子》一种，银雀山简。今存102简，约3500字。共16章，为《晏子春秋》的最早传本。据此拟题。晏子生卒在孔子前，刘向《晏子实录》云其书“皆合六经之义”，故列为儒家之首。

（2—3）《缁衣》两种：一为上博简，24简，978字，简长54.3公分。一为郭店楚简，47简，存1156字，简长32.5公分。两种《缁衣》均为23章，每章均以“子曰”开头，内容接近传世本《礼记·缁衣》，据拟篇题。《汉志》“诸子略”以《子思》为儒家次篇，梁沈约曾说《缁衣》“取子思子”。今据此著录。

（4—5）《五行》两种：一为郭店楚简。50简，1144字，简长32.5公分（同《缁衣》），共28章，有篇题。一为马王堆帛书，存180行，约5400字，经外有传。两种《五行》皆属思孟五行的作品，据拟篇题。

（6—9）郭店楚简四种：一为《性自命出》，67简，约二十章，前半论“乐”，后半论“性情”，据简文拟题。一为《成之闻之》，40简，论君子立教、立言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尊德义》，39简，存千字左右。篇首云“尊德义民乎民伦可以为君”云云，据拟篇题。一为《六德》，49简，据内容拟题。四篇简长皆为32.5公分，内容亦接近上文《缁衣》《五行》。

（10—11）郭店楚简二种：一为《鲁穆公问子思》，8简，存150字。据首句拟题。一为《穷达以时》，15简，存300余字，载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6.4公分，皆出孔子后学之手。

（12—13）郭店楚简二种：一为《唐虞之道》，29简，论尧舜禅让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忠信之道》，9简，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8.2公分。一说此二篇属纵横家。查郭店楚简有纵横家书《说之道》，简长15.2公分。此二篇的形制与之不合，故仍归儒家。

（14—26）上博简十三种：其一《性情论》，40简，1256字，简长57.2公分，分6章。据内容拟题。其二《子羔》，14简，395字，简长55.5公分，记述孔子答子羔问先王之游事。据第5简简背上端文字拟题。其三《鲁邦大旱》，6简，208字，简长55.5公分，记孔子答鲁哀公论刑德。以首四字为题。其四《相邦之道》，存4简，107字，简长55公分，记述孔子与子贡讨论王道。据末篇内容拟题。其五《弟子问》，存25简，简长54.7公分。据内容拟题。其六《孔子见季桓子》，存27简，554字，简长54.6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七《君子为礼》，存16简，简长54.5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八《中弓》（“中弓”即孔子弟子“仲弓”），存28简，简长47公分。据第16简简背文字拟题。其九《颜渊问于孔子》，存14简，312字，简长46.2公分。据句首文字拟题。其十《民之父母》，14简，397字，简长45.8公分。记子夏问诗及为政之道，文字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多相重而稍胜，据拟篇题。其十一《昔者君老》，存4简，158字，简长44.2公分。记太子接受国君遗训的经过，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十二《子道饿》，存6简，121字，简长44公分。据首简首三字拟题。其十三《从政》，存24简，659字，简长42.6公分。据内容拟题。

（27）《宁越子》，慈利楚简，简长45公分。应即《汉志·诸子略》儒家所载《宁越子》。

（28—29）《儒家者言》两种：一为八角廊简，存104簡，分为27章。一为阜阳汉简，木牍正、背面共存有47个篇题。二书皆记孔子及弟子言行，内容与《孔子家语》《说苑》等书相重，据拟篇题。

道家：《汉志》著录37种，以《伊尹》等三代道书为首，次为《老子》，次为《文子》《庄子》《周训》等先秦道家书，次为黄帝书，次为其他道家书及杂著。诸书皆宗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等君人南面之术。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9种。

（1—3）马王堆帛书三种：一为《九主》，存52行，约1500字。内容为伊尹论“九主”（一说出自《伊尹》），据拟篇题。一为《明君》，存48行，约1500字，以奏疏口吻说明君之理，据拟篇题。一为《德圣》，存13行，约400字。论德、圣，据拟篇题。三篇均抄写在帛书《老子》甲种卷后。

（4—6）《老子》三种，郭店楚简。甲种存39简，简长32.3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二十章；乙种存18简，简长30.6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八章；丙种存14简，简长26.5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五章。

（7）《老子》一种，北大简。存282简，约5265字，简长约32公分。

（8—9）《老子》二种，马王堆帛书。甲种存69行，约抄于高帝时期；乙种存31行，约抄于文帝时期。《德篇》在前，《道篇》在后。

（10）《文子》，八角廊简，残存277简，约2790字。其中87简内容与今本《文子》相重，据拟篇题。

（11—12）《庄子》两种：一为阜阳汉简，残存8简。其内容与传本《庄子》中的《外物》《让王》《则阳》等相合，据拟篇题。一为张家山简，存44简，约1692字，原有篇名作“盗”。

（13）《周训》，北大简。存200余简，约4800字，分14章。原题“周驯”。

（14）《太一生水》，郭店楚简，14简，约350字，简长26.5公分。含“太一生水”“天道贵弱”两主题，据篇首文字拟题。

（15）《亘先》，上博简。存13简，500字左右，简长39.4公分。“亘先”二字抄写在第3简简背，意为先天地而生。

（16—19）马王堆帛书四种：一为《经法》，存55行，约5000字，含《道法》《国次》等9篇，以农战、法治为主题。篇名“经法”二字写在篇末。一为《经》，又名《十六经》，存65行，4000余字。全篇共15组，以阴阳刑德为主题，有《立命》《观》等篇题。一为《称》，存25行，1600余字。篇题“称”写在篇末。一为《道原》，存7行，464字。篇题写在篇末，其后记字数“四百六十四”。以上四书均抄写在帛书《老子》乙种之前。

阴阳家：《汉志》著录21种，以早期阴阳家书《宋司星子韦》为首，次为《公梼生终始》《邹子》等六国阴阳家书，次为《容成子》等历法五行阴阳家书，次为汉阴阳家书及杂著。小序云阴阳家出自天文历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楚帛书》，子弹库楚帛书，900余字。分三部分，分别讨论四时、天象、月忌。有神像图，无篇题。

（2—3）银雀山简两种：一为《阴阳散》，论及“阴散为生，阳散为死”。二为《曹氏阴阳》，论及天地四时刑克。二篇均有篇题。

法家：《汉志》著录10种，前7种为战国古书，含《李子》《慎子》；后3种为汉代书、不知作者之书及杂著。小序云法家出自刑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种。

（1）《慎子曰恭俭》，上博简。6简，128字，简长32公分。简首云“慎子曰恭俭以立身”云云，据拟篇题。

墨家：《汉志》著录6种，首为周初尹佚所传之《尹佚》，次为墨子弟子书，末为《墨子》。小序云墨家的主张是贵俭、兼爱、尚贤、右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2）上博简两种：一为《鬼神》，又名《鬼神之明》，存8简，197字，简长53公分，据首句拟篇题。一为《容成氏》，53简，3000多字，简长44.5公分，有篇题。前者主题（“鬼神之明”）又见于《墨子·明鬼》，后者所述上古帝王传说有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的倾向。据此录为墨家。

（3）《墨子》，信阳楚简，存119简，470余字，简长45公分，似是《墨子》佚文。原无篇题。

纵横家：《汉志》著录12种，前5种为《苏子》等战国书，中1种为秦代书，后6种为汉代书。小序云其出自行人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5种。

（1）《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帛书。存325行，约11000字。前半讲述苏秦游说，后半辑录战国游说故事。据内容拟题。

（2）《说之道》，郭店楚简。27简，403字，简长15.2公分。一说所记为苏秦言行。篇首云“凡说之道，急者为首”云云，据拟篇题。

（3—5）《语丛》三种，郭店楚简，格言体。甲种存113简，简长17.3公分，一拟篇题为《物由望生》；乙种存54简，简长15.2公分，一拟篇题为《名数》；丙种存73简，简长17.6公分，一拟篇题为《父无恶》。体式接近《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等书，据拟篇题。

杂家：《汉志》著录20种，前2种为“黄帝之史”等人所作，次6种为周秦书（含《吕氏春秋》），次9种为汉代书，末3种为“杂”集之书。小序云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今著录出土文献1种。

（1） 《吕氏春秋》，阜阳汉简。存40余简。内容与《吕氏春秋》相合。其中《知士》《童（重）言》等章有标题。

小说家：《汉志》著录15种，前9种为先秦人所作，后6种为汉代人所作。两部分皆依作者为序，而未以书中人物为序。小序云其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4种。

（1） 《赤鹄之集汤之屋》，清华简。共15简，简长45.1公分。讲述伊尹救夏桀故事，标题见末简简背。

（2—3） 复生故事两种：一为《丹》，放马滩秦简，存8简，简长约23公分。述及“丹”死而复生故事，据拟篇题。一說应题《志怪故事》或《墓主记》。一为《泰原有死者》，北大木牍，168字，牍高23公分。以复生者口吻说丧祭宜忌，秦人所作，据篇首文字拟题。

（4） 《妄稽》，北大简。存107简，约2700字，简长约23公分。讲述汉代妒妇故事。原有篇题。

三

我们在编写以上这份子部文献目录的时候，想到一些有意思的道理。

第一，关于中国“书”观念的形成。

按照《汉志》的六部分类，以上列举的只是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中的诸子之部；如上文所说，还有许多文献未予介绍。比如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荆门包山楚墓、随县曾侯乙墓、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很多记录车马甲胄的遣策，或者记录司法、交易、疾病、祷祝、占卜等日常事务的书信、律令、簿籍、签牌。这些文献是我们通常说的档案或文书，不是“书”（典籍），所以按刘向等人的目录体例，本文未予著录。但这些资料恰好提示了刘向等人校书时的环境：他们必须面对大量文书文献，必须把“书”和文书档案明确地划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们写下的《别录》《七略》和《汉志》，便成为中国“书”观念形成的标志。

刘向等人所建立的“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几千年来，各种文书档案都被目录学家排斥，而未阑入“古典文献学”的范围。学者们昧于对文书档案的了解，于是有“中国古‘书’产生于何时”的困惑。解决这个问题难吗？其实不难。以上目录告诉我们：只要和文书作个比较，“书”的来历就清楚了。“书”区别于文书的主要特点，从形式上看，是经过了编纂；比如刘向等人的校书，主要内容便是采用合并众本为一定本的方式编书。但从实质上看，二者功能不同：“书”是公诸大众的文献，而文书则是用于日常事务，只在当事人中小范围流传的文献。因此可以说，“书”的形成，其实质就是大众文献的形成。换言之，“书”的产生，其实就是把原来用于日常事务的文献加以提升，使之具有超越意义。正因为这样，最早的中国“书”有三大特点：其一被称作“典”“谟”“训”“诰”，其二以律令、道德教训等具普遍意义的知识为内容，其三用于体制化的教学。“六经”就是这样的“书”。而子部“书”的形成，则表明“经”的扩大。正因为这样，《汉志》把子部书看作“《六经》之支与流裔”。

第二，关于六部分类法的形成。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为“书”下一个定义：“书”就是因传播需要而被编纂的文献。从这个角度看，目录学上的六部分类法，乃意味着社会对六类文献提出了传播需要，使之进入编纂。这六类书，就是《汉志》所说的“六略”。其中“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书由刘向校理，原是皇室之书；“兵书”“数术”“方技”三略之书分别由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校理，原是官守之书。透过这种分工，可以看出两种“书”的分别：刘向校理的是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是已经成形的“书”；另外三人校理的是部门资料室的收藏，尚未脱离档案性质，是半成形的“书”。不妨说，所谓“校书”，是让后一种“书”取得正式身份的仪式。

那么，为什么在“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外，增加的是“兵书”“数术”“方技”三部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出土文献中找到答案。资料表明，在出土文献中，子部书占有很大比重（从数量看，是诗赋文献的十倍）。按照刘向等人“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这意味着，有一批官守——例如联系儒家的司徒之官、联系于道家的史官、联系于名家的礼官、联系于墨家的清庙之守、联系于法家的理官、联系于阴阳家的羲和之官、联系于纵横家的行人之官、联系于杂家的议官、联系于农家的农稷之官等等——在提升档案为“书”的历程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在战国至汉初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兵书”和“数术”“方技”之书。其中兵书有银雀山的《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六韬》等，有张家山的《盖庐》等；数术书有多种《历谱》、多种《日书》、多种卜筮祭祷竹简，以及马王堆的《天文气象杂占》《五星占》《出行占》《木人占》《阴阳五行》《太一辟兵图》等；方技书则有《脉书》《病方》《白水侯方》《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引书》《脉死候》《六十病方》《医马书》等。这些资料意味着：刘向等人校书之时，其实对官守文献做过调查，进而从百官中选出步兵校尉、太史令、侍医三职——选出了三类书的代表。正因为这样，《汉志》认为：从档案到“书”的演变，是首先在官守中完成的。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部分类法的形成，而且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类中各小类的形成。

第三，关于学派分类的标准。

对于“诸子百家”“九流十家”等概念，研究者曾提出怀疑，认为这些概念不符合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事实。比如著名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就说：“刘向和刘歆所编的书目，作为遗产，所留下的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分类却往往是错误的。”（中译本第696页）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因为它忽视了刘向等人的文献学实践，进而忽视了思想同物质的关联。

不过，這一说法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如何“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事实上，解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古代子部文献编一份目录。因为编子部书目的关键就是进行学派划分，划分过程中必须试用各种方法，从而找到正确的出路。从简帛研究者的经验看，可用的方法有三条：一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特色词，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同一个学派会有相同的问题和语言方式）；二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思想主旨，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学派成立的基础是有相近的学说）；三是从暧昧文献的存在样态——比如出土地点、物质形式——中找到古人赋予的分类属性，进而得出判断（因为学派意味着历史上的认同）。本目录就是这样做的。比如，除掉注意出土文献同传世文献在文句、主题词、思想倾向的关联外，也注意这些文献在出土时彼此类聚的方式。这样一来，“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基本道理便呈现出来了。其核心是三句话：（一）对于当今的分类来说，古人的分类是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必须尊重。（二）古人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们说了什么，而且表现在他们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三）因此，思想考察应该从语言的物质载体和物质表现入手。

以上这些话，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古代人进行学派划分，是有其物质依据的。主要有三种物质：一是人。比如《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说的就是作为学派标志的人。这种人又称“子”，也就是代表了某个师承系统。二是书。比如《汉志》以“凡某某家”表书的数量，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云云，这其实就是把书作为“家”（学派）的代表。三是官守。比如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意思是六家之分取决于求“治”的路线，每家源于一种为官的职责和习惯。第三项最为重要，因为在上古时代，官守不仅掌管了资料（书），而且掌管了教育（人），具有根本意义。刘向等人虽然是面向“书”来进行学派划分的，但他们却能尊重传统，把学派的渊源归结于官守，便可以说是把握了事物本质。《汉志》中有这样一个事例：同样是容成公所传书，《汉志》却把《容成子》归入诸子略阴阳家，把《容成阴道》归入方技略房中术，因而打破了“人”的标准（所以，本目录也依据《容成氏》同《墨子》的关联，将其判为墨家）。《汉志》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呢？最有力的推测是：依据官府所藏。由此看来，《汉书·叙传》所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是富于深意的一句话。这句话说明，九流十家是刘向、刘歆、班固共同认可的学术分类。

第四，关于目录学的学术要求。

在中国学术史上，刘向等人的校书活动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它不仅建立了“书”的观念，而且创立了一套目录学体系，包括六略三十八部的分类和为古书整理本撰写叙录的方法。在子部书方面，则有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用校勘、辑佚等手段将大量散简、异本汇编为子书，其二是用目录序次展现学术的时代变迁。从本目录可以看到：《汉志》诸子略著录各家，都是严格按文献的形成年代排序的。也就是说，重视文献自身的源流，是刘向等人最重要的工作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本目录在编制之时，也充分关照古人通过行为所表达的文献分类。这类行为有三种：其一，往往将同类文献抄集在一处；其二，往往用不同质量的竹帛抄写不同内容的文献；其三，为便庋藏，往往用相同长度的简帛抄写同类文献。通过这些行为，我们懂得：古文献的载体是同它的文体相对应的。比如竹制载体有“简”有“楬”。“简”是大竹，通常载录书籍，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书；“楬”是小竹，通常用为签牌。又如竹、木之间也有体用之别，即通常把竹质材料用为书籍的载体，而把木质材料用为文书的载体。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对出土文献进行目录编制，必须注意载体的形制，把它们用作分类、排序的依据。比如郭店楚简有《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简长28.2公分；又有《说之道》，简长15.2公分。后者的性质很明确，是纵横家书；如何判定前者的性质呢？从形制不合这一点看，本目录认为其学派属性也不相合，遂把前者判属儒家之书。

总之，为出土文献编制目录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它拉近了我们同资料的距离，使我们渐次走进刘向等人的工作现场。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目录学的基本要求，我们于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所谓“辨章学术”，意味着要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认识古代知识与思想的逻辑关系；所谓“考镜源流”，意味着要结合制度与人这两个要素，来探明古代知识与思想的来龙去脉。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