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三峡诗的空间形象
诗歌中有非常丰富的空间形象以及表現手法。其中急速、飞驰的空间形象,既可以表现痛苦、焦虑的情感,也可以表现极度的兴奋、喜悦。唐至德二载(757)永王李璘兵败,诗人李白作为幕僚被判流放夜郎。李白过洞庭,沿着长江而上,行经三峡夔州时,幸遇大赦。李白接到赦令,满怀喜悦,立即掉转船头,顺流回返: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是李白的名篇《早发白帝城》。诗虽短短四句,却塑造出舟行峡江、一日千里这一鲜明生动的空间形象。白帝古城在夔州,李白早晨从白帝城出发,晚上就到了江陵(今湖北荆州)。这段水路正好是长江的三峡,两岸群山连绵,江水湍急。千里之遥,轻舟朝发而夕至。两岸不时传来猿声,轻舟急速越过万重山峦。行舟快速传达出诗人兴奋激动的心情。
空间因素在这首诗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此诗塑造了一个人物形象,那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诗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出现,严格说来仅仅只有“朝辞”暗示了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如果说,它描写了诗人喜悦之情,那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诗中完全没有直接的情感描写。如果说,一首诗必定有一个抒情形象,那么这首诗的抒情形象只能是诗中留给读者鲜明的空间印象。如果说,诗歌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叙事的话,那么这首诗只是叙述了在大跨度空间中一片轻舟急速位移的状况。这一空间过程描绘得如此生动,以致读者仿佛随着船行千里从不同的角度目击了这一过程,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就好像航拍的影视画面一样。诗歌着力描写的这一空间过程,我们称之为“空间形象”。瞬息千里的空间形象是这首诗艺术上成功的关键,也是这首诗的全部,换言之,如果把空间过程从这首诗中过滤掉,那么它实际上就什么也不剩了。一日千里,空间上快速穿行,传达了诗人难以言表的喜悦。
空间形象的塑造依赖于多方面综合因素的历史积累。我们看到,三峡一带独特的地理形态通过许多历史事件,不断进入到集体记忆当中。诗人的空间形象,实际上是在丰厚的历史记忆、生动的群体空间感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结果。
山川地理,对于诗人而言,既是客观自然的对象,又是历史悠久而丰富的印迹。自然的山川已经在历史文化的记忆中讲述了千百遍,所以,诗人面对的并非纯粹客观的空间,而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形成的空间。也就是说,在诗人看三峡之时,他已经是通过自身的历史文化来看这些山川。
李白诗中的白帝城在夔州奉节县(今属重庆),汉代称为鱼复县。鱼复故城即赤甲(赤岬)城。(参《通典》卷一七五《州郡五》夔州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莽时,公孙述据蜀,有白龙出殿前井中,述以为瑞,自称白帝,更号鱼复为白帝城。后刘备改为永安宫。《水经注》卷三三都有相关记载。围绕着白帝城,有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夔州为蜀之重镇,素为兵家所争之地,其地形势险峻,李白形容白帝城是在“彩云间”,正写其所在山势之高。
李白说:“千里江陵一日还。”空间上“千里”距离之长与时间上“一日”之短相对比,突出船行快速,这正是长江地理形势造成的。长江源于青藏高原,源头区域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而95%的落差集中在宜昌以上的上游段。从文献角度来看,对三峡江行之速的描写并非始于李白。盛弘之《荆州记》曰:
旧云自三峡取蜀,数千里中恒是一山,此盖好大之言也。唯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日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宜有时云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渌潭,回清到影,绝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其间。清荣峻茂,良多雅趣。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太平御览》卷五三,《四部丛刊》本)
此段文字,完全为《水经注》所抄录,卷三四曰: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隠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淸倒影,绝多生怪(本作柽,陈桥驿以为当是怪字之讹)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淸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两段文字对照,可见传写修改的变化。船行快捷,已经在这些文献中有所表述,所谓“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这些空间认知、形象概括为后来诗人的创造奠定了基础。《水经注》成书在北朝,公元六世纪前期,距离李白(701—762)约有两百年。
永泰二年(766)李白已经去世四年,杜甫到达夔州,《最能行》当作于这一时期。诗曰:
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欹帆侧柂入波涛,撇旋梢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杨慎《升庵诗话》曰:“盛弘之《荆州记》巫峡江水之迅云:‘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杜子美诗:‘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李太白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扁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鸟逝不是过也。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李、杜诗旨有别,一叙遇赦喜还,一述夔州风土,本不可相较。不过,就诗句所塑造的舟行千里、朝发夕至的空间形象而言,李白此诗确实用笔有力,刻划生动。焦竑《唐诗选脉会通》亦赞李白概括盛弘之之语,“述之为约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舟行千里、朝发夕至的意思,李白诗前两句就写尽了。三四句实际上把意思再说一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首绝句,诗人在四句之中竟然写了两遍,不过,叙述方式却大不相同。前两句重概括,后两句重形象。清沈德潜《唐诗别裁》云:“写出瞬息千里,若有神助。入猿声一句,文势不伤于直,画家布景设色,专于此处用意。”施补华《岘佣说诗》曰:“太白七绝,天才超逸而神韵随之。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如此迅捷,则轻舟之过万山不待言矣。中间用‘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句垫之,无此句则直而无味,有此句走处仍留,急语仍缓,可悟用笔之妙。”
论者皆赞叹第三句曲折用笔而富有意味,道理何在?此处“走处仍留,急语仍缓”;“入猿声一句,文势不伤于直”,正是绝句冲突性结构、戏剧性结构的反映。此诗前两句为概括,概括不免抽象,虽用语简洁有力,然而留给读者的具体印象、可以想象的内容却比较少。这就是诗家所谓“急语”、“直而无味”。也就是说,如果读者对于三峡了解不多,他们想象舟行千里的过程就比较模糊,就像对飞船一无所知的人无法想象绕月飞行一样。所以,诗人回过头来重新描写这一段过程,他没有忘掉诗人之所长,或者说,几乎本能地运用诗歌的动态手法,着重表现动态的形象:“轻舟……过万重山。”这使得读者对“千里江陵一日还”有了具体想象的线索,形象性、画面感就是前引诗家所谓“画家布景设色”,而且诗人没有忘记一定不能漏掉声音元素:“两岸猿声啼不住。”陶渊明在非常寂静的村落空间描写中,正因为“鸡鸣”、“狗吠”这些声音元素创造出真切、生动的想象情境,同样,在李白这首诗中,尽管整个空间形象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两岸猿声”更使人产生身临其境、能够充分想象的效果。从前引《荆州记》及《水经注》文可见,“猿声”意象也来源于前代的感知、知识的积累。
总之,此诗有两个叙事层面,一是比较概括性的,点明“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是更加具体形象的描述,以“两岸”、“猿啼”、“轻舟”、“过”、“万重山”等具体细节刻划舟行千里的空间形象,给人以丰富的想象。这一快捷急速的空间形象正传达出诗人遇赦回归时喜悦兴奋的心情。
傅庚生云:“李青莲《早发白帝城》……当亦是成于长流夜郎、遇赦得还、放舟大江之顷,可与杜诗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比并以吟哦也。”(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论者将这两首诗放在一起,值得深思。这两首诗都是一时兴会所至而创作的杰作,让人把这两首诗联系在一起,不仅在于它们都提到了三峡,更关键的在于它们有着非常类似的空间形象以及形象表现手法。杜甫的这首诗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曰: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广德元年(763)春杜甫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听到安史之乱头目自缢,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喜讯,万分高兴,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诗”(《读杜心解》卷四)。与李白《早发白帝城》诗非常相似,杜甫此诗在意象和感受性方面确实给人迅快、急速的印象。论者从不同角度都说明了这一共同的感受,如明末黄周星评此诗所曰:“写出意外惊喜之况,有如长江放溜,骏马注坡,直是一往奔腾,不可收拾。”(《唐诗快》卷二)邵长蘅云:“一片真气流行,此为神来之作。”毛奇龄说:“即实从归途一直快数作结,大奇。且两峡两阳作跌宕句,律法又变。”(《杜诗镜铨》卷九)都说明一个特点,迅速、畅快。
此诗首联写初闻喜讯时的激动;颔联虽为对仗,但“看妻子”与“卷诗书”实为两个连续性的动作,而且正是在“涕泪满衣”后才有的动作;颈联承“喜欲狂”而来,因喜而放歌纵酒,且思及还乡;尾联遂筹划还乡的路径。
迅快、急速的印象实际上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此诗风格质朴,意思浅近明白,笔墨酣畅淋漓。特别是末尾诗人运用“流水对法”,两句诗十四个字中一连嵌入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在本句中各自对应,又前后联中彼此对偶,在诗歌形式上极为工整,给人畅快的印象。论者以为的“一往奔腾,不可收拾”、“一片真气流行”,以及王嗣奭《杜臆》所谓“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直,他人决不能道”,皆是此意。
二是空间意象上的迅急。这主要源于末尾两句,“一直快数”,“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给人造成迅急、快速的空间意象。巫峡,长江三峡之一,在今重庆巫山县。襄阳,今属湖北。洛阳,今属河南。唯巴峡在什么地方,诸家异说。
冯至《杜甫诗选》注此诗云:“巴峡,在湖北巴东县西。”(冯至《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巴东县在巫峡与西陵峽之间,这当是说,巴峡在三峡当中,而且从上游下行,先经过巫峡,再通过巴峡。这与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句意,即从巴峡而至巫峡的意思显然不合。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以为,巴峡即“指嘉陵江上游,阆、白二水的江峡,曲折三曲,状如巴字,故称巴峡,又称巴江。杜甫在梓州动身,先要由涪江入嘉陵江,所以说‘即从’”(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萧说所据即《太平御览》卷六五“巴字水”条引《三巴记》,曰:“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然《三巴记》说的是巴水,似与嘉陵江无关。嘉陵江左右各有一水,左有巴水(巴江,今巴河、渠江),右有涪江水,三水于合州处汇合,称涪江水(今又称嘉陵江),通向重庆。但梓州即在涪江水边,而且涪江水运很盛,所以,杜甫欲走长江,过巫峡,何以要取道嘉陵江上游,颇难解释。
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注此诗曰:“巴峡,指今重庆市东面的巴峡,在嘉陵江,俗称小三峡。《华阳国志·巴志》:‘巴亦有三峡。’”(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严耕望曰:“渝州以下为入峡路。江行八里,南岸涂山,高七里(此“七里”当有误。高度常用若干丈,很少说多少里。三峡峭壁高出江面有超过500米者,四川盆地四周高山和高原海拔2000—3000米,盆地海拔300—700米。参任美锷《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6页),有禹庙,传为禹娶处。又东接石洞峡,去州二十里,为蜀汉置关处,似即古阳关,乃巴国拒楚三关之一。又东,山颇高险,古盖有黄葛峡之名。又东经明月峡,去州八十里,峡西二里有三搥石。峡首南岸,壁高四十丈,有圆孔如满月,故名。有古滩城者,传为巴子置津立城外,在巴县东七十九里,盖在此峡之首欤?又东一百五十里至乐温县(今长寿西北五十里)。又东南经杜诗所见之黄草峡,九十五里至鸡鸣峡,南岸有枳县故城。又十五里至涪州治所涪陵县。”(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时谓重庆以东的石洞峡、铜锣峡、明月峡统称巴峡,若是则巴峡当在重庆至涪陵的长江段,则与嘉陵江无涉。
杜甫一家当时住在梓州,就在涪江边。根据严耕望对唐代交通的考证,可以推知他们返回洛阳的路线。杜甫当是选择涪江水路,从梓州(三台)到渝州(重庆),再从长江水路,穿过三峡,到达荆州。从荆州改由陆路,通过襄阳,到达洛阳。
具体行程:从梓州出发,沿涪江水向东南方向,经射洪县、通泉县、长江县、遂州(方义县,今遂宁)、青石县、青石山,至合州石镜县,到达渝州(重庆)。唐时涪江的水运甚盛,盖从绵州(今绵阳)、梓州至合州、渝州多取水路而行。涪江水在渝州与长江汇合,船行入长江,一路东行,经过涪州、忠州、万州、云安、夔州,即过巫峡,归州,峡州(宜昌),到达荆州。
在荆州改从襄荆驿路北上襄阳、洛阳。从荆州出发,经过纪南驿(纪南故城即楚之郢都)、白碑驿、观风驿、武宁驿、团林驿(今团林铺),荆门县荆门关,乐乡县乐乡关、蛮水驿、宜城驿、宜城县、善谑驿、襄河驿,经过鹿门山、凤林关、岘山、桃林馆,到达襄州(襄阳县,今湖北襄阳市)汉阴驿。渡汉水,经过邓城县,邓州(穰县),南阳驿、南阳县,鲁山县,龙兴县、汝州,郁阳驿、广城驿、白沙馆、彭婆馆,渡伊水到达龙门驿,从伊阙进入东都洛阳。(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王文楚《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考》、《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载《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
杜甫所想的回家之路分为三段:一是梓州到渝州的水路,约380公里;二是从渝州经长江三峡到达荆州的水路,约780公里;三是从荆州,经过襄阳到达洛阳的驿路,距离约550公里,总计1710公里。在当时舟车的条件下,客观上无论如何都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但诗人却说: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他只说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并且用“从”、“穿”、“下”、“向”这几个词将行程中的标志性的地点连接起来,漫长的1700公里,在想象中被压缩为咫尺之遥,仿佛一下就可穿越而过。霍松林说:“‘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想象的飞驰。试想,‘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多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见《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穿”、“向”这两个字表现出强烈的动态,但“下”字更值得注意。按照历史上语言习惯,古之行路,由西北而东南率谓之“下”,由东南而西北率谓之“上”。从荆州北行到襄阳、洛阳,总是称之为“北上”,从北方到南方地区,称之为南下。(上北下南,这种习惯在英语中也存在。英语中有uptown与downtown的区分。商人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曾做过纽约市长,他在十九世纪30—40年代的日记中,称曼哈顿岛的南部为下城,北部则称之为上城。一个半世纪以后,当美国人提到芝加哥以南的伊利诺伊州时还在用下州,而提到纽约市以北的纽约州时则用上州。见[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下城:1880—1950年间的兴衰》,周尚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按照通常习惯,诗人应该说“便上襄阳向洛阳”。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荆州的平均海拔大约30~40米,境内丘陵地,海拔50米以上,八岭山最高海拔103米。襄阳市最低点海拔44米,丘陵海拔多在90~250米之间,最高点是与河南省交界处的玉皇顶,海拔778.5米。保康县官山的海拔2000米。
洛阳地处秦岭山系向东延伸的余脉,小秦岭、崤山、熊耳山、外方山和伏牛山等都集中在境内的西部,一般海拔约1000~2000米,部分山峰超过2000米,栾川境内伏牛山脉的老君山,海拔2192米,是洛阳市的最高山地。东部海拔150~800米,部分超过1000米。
显然,荆州地势最低,襄阳更高一些,而洛阳的海拔普遍又高于襄阳。所以,从地形上来说,诗人也应该是“便上襄阳向洛阳”,但詩人在这里,偏偏没有按照一般的语言习惯,他完全改变惯例,把从荆州一路向上的空间过程改换成一路下行的状态。无论是按照经验还是理推,下行的速度总是远远快于上行速度,当诗人用“下”时,显然比更加客观的“上”字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快速的暗示和想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在空间形象的表现手法上,与屈原“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完全一致,它们都是将地名、地点所标识的巨大空间跨度,压缩在“朝……夕……”的时间段中,或者是在“穿”、“下”这样的速度中越过。它们都表现了一个强烈的情感,在屈原那里,是某种忧患、不安,而在杜甫那里,则是终于能够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的喜悦。诗句简洁对称、无限趋于完美的形式,使得这种情感更加强烈,整个诗句一气贯注、活泼流走,足见诗人此时思绪的飞扬,迫切回乡的欣喜与渴望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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