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别原文、翻译及赏析_杜甫古诗词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

　　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

　　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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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别》译文

　　我离开洛阳之后便四处漂泊，远离它已有四千里之遥，安史之乱叛军长驱直入中原也已经有五六年了。

　　草木由青变衰，我来到剑阁之外，为兵戈阻断，在江边渐渐老去。

　　我思念家乡，忆念胞弟，清冷的月夜，思不能寐，忽步忽立。

　　冷落的白昼，卧看行云，倦极而眠。令人高兴的是听说司徒已攻克河阳，正乘胜追击敌人，急于要拿下幽燕。

　　《恨别》注释

　　⑴洛城：即洛阳，杜甫的故乡。四千里：约数，泛言距离之远。洛阳距成都约三千里。

　　⑵胡骑（jì）：指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长驱：长途驱驰。五六年：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至此时已有五年。

　　⑶草木变衰：指秋季。衰，衰落，凋零。宋玉《九辩》：“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行：行走，来到。剑外：剑阁以南，即蜀地。以长安为中心，蜀地在剑阁之外，故称剑外。

　　⑷“兵戈”句：谓因为战乱，自己无法归乡，只能终老异乡。江边，指锦江边。

　　⑸步月：月下漫步。清宵：清静的夜晚。

　　⑹看云：遥望白云。杜甫有四弟，名为颖、观、丰、占，其中颖、观、丰散在各地，只有占随杜甫入蜀。二句互文，形容望远怀人，日夜无休，故行为颠倒。

　　⑺闻道：听说。河阳，古地名，在今河南省孟州市西。

　　⑻司徒：指李光弼。至德二载（757），李光弼破贼将蔡希德，加检校司徒。乾元二年（759）十月，李光弼大军赴河阳，大破贼众。上元元年（760），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急为：急速做某事。破幽燕：指当时李光弼又急欲直捣叛军老巢幽燕，以打破相持局面。幽燕（yān），指范阳一带，为安史叛军的巢穴。范阳在唐以前为幽州，战国时属于燕国，故称幽燕。

　　《恨别》赏析

　　这是杜甫上元元年（760）在成都写的一首七言律诗。鉴赏此诗，一要注意炼字的表达效果，二要注意表意的含蓄蕴藉，寓情于形象的描绘和叙述之中。首联中的的“一别”“长驱”颔联中的“衰”“老”等词，一方面表现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无奈、悲凉、飘零憔悴的遭遇。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沈德潜评论此联说：“若说如何思，如何忆，情事易尽。”

　　首联以“恨别”领起，写出诗人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五六年动荡岁月中，告别故土、漂泊在外四千多里而不知归期的复杂心境，点明思家、忧国的题旨。“四千里”，从空间着笔，恨离家之远；“五六年”，从时间着笔，伤战乱之久。个人的困苦经历，国家的艰难遭遇，都在这些数量词中体现出来。在这几年中，叛军铁蹄蹂躏中原各地，生灵涂炭，血流成河，这是诗人深为忧虑的事情。

　　颔联两句描述诗人流落蜀中的情况。“草木变衰”，语出宋玉《九辩》中的“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是指草木的盛衰变易，承上句的“五六年”，暗示入蜀已有多年，同时也与下一句的“老”相呼应，暗比诗人自己的飘零憔悴。诗人到成都，多亏亲友帮助，过着比较安定的草堂生活，但思乡恋亲之情是念念不忘的。由于“兵戈阻绝”，他不能重返故土，只好老于锦江之边了。“老江边”的“老”字，悲凉沉郁，寻味不尽。

　　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杜少陵集详注》）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杜甫有四弟，名为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其中杜颖、杜观、杜丰散在各地，只有杜占随杜甫入蜀。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月夜，思不能寐，忽步忽立。白昼，卧看行云，倦极而眠。杜甫这种坐卧不宁的举动，正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它不是抽象言情，而是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形象中所蕴含的忧伤之情。手法含蓄巧妙，诗味隽永，富有情致。

　　尾联回应次句，抒写杜甫听到唐军连战皆捷的喜讯，盼望尽快破幽燕、平叛乱的急切心情。760年（上元元年）三月，检校司徒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这就是诗中“乘胜”的史实。当时李光弼又急欲直捣叛军老巢幽燕，以打破相持局面。杜甫盼望国家复兴，他自己亦可还乡，天下可喜可乐之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首诗以充满希望之句作结，感情由悲凉转为欢快，显示了杜甫胸怀的开阔。

　　这首七律用简朴优美的语言叙事抒情，言近旨远，辞浅情深。杜甫把个人的遭际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写，每一句都蕴蓄着丰富的内涵，饱和着浓郁的诗情，值得读者反复吟味。

　　《恨别》创作背景

　　该诗是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秋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所作。乾元元年（758）冬，杜甫由华州回洛阳。次年春，在洛阳东的陆浑庄故居小住，又返华州司功参军任所，不久弃官客秦州、寓同谷，至成都，辗转四千里，再未能回到洛阳。杜甫写下此诗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有五六个年头。其间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唐军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叛乱尚未完全平定。杜甫在成都听到前线传来胜利的消息，抚今追昔，有感于离乡背井、骨肉分散，写下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