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条件前提,郑和下西洋所产生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简介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宦官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的庞大船队远航,拜访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明王朝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史称郑和下西洋。每次都由苏州浏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世。明代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和明代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更早狄亚士57年远赴非洲。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
郑和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当代航海事业的顶峰,后世几百年中,几无人能及。
“西洋”即今文莱以西的海域,包括中国南海及印度洋。与“西洋”相对的是“东洋”,即日本。
条件前提
1.中国唐宋元朝以来发达的造船技术;
2.罗盘,火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3.永乐帝朱棣宣扬大国国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4.中国的元朝的远洋贸易传统,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5.明朝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能够调动力量办大事,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军事力量保障;
6.郑和船队上的海员、明朝军队士兵、翻译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郑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洋洲等地。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⒈宣扬明朝国威(政治目的);
⒉扩展朝贡贸易(经济目的);
⒊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⒋出海目的是为迎佛牙
⒌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
皇位继承方面
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最后攻下国都南京,火烧皇宫,但过后没有找到其侄建文帝的遗体。朱棣虽马上自号永乐帝,但对于此事及建文帝遗臣跳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明朝历史文献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没有被烧死,而逃亡海外之传言,甚至有说出家于二十年后,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认为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之一主因为追寻建文帝。此种说法不一定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目前,绝大多数学者已不相信此说。但历史小说常常为了戏剧化,尚强调此可能。
政治方面
永乐帝在位24年间,中国西北部的蒙古旧部继续对明朝产生危机,永乐帝还亲征几次,并在最后一次征途中去世。所以,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永乐没有后顾之忧,以利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
但此说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说是,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国。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郑和七次下西洋,碰到三次战役,其一为帮助某一小国政权转换,一为某国想偷袭郑和船队,一为海盗集团,三者都是小战役。有人依此视为郑和下西洋有当“国际警察“之作用。但这些只是顺途发生事件,不可能是主要动机或目的。郑和碑文有言“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清宁,番人仰赖者“,可证实此言。
外交方面
西洋各国对于郑和庞大百艘巨舶及数万兵士,浩浩荡荡迫临其海域,当然会有小巫见大巫,战战兢兢之感。所以“扬威跃武“作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只为海外展示国力,对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费那么大的经费及军力呢?故“扬威跃武“不可能是永乐帝的“终极“目的。
因为下西洋七次中,郑和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国家或城池。故近二十年来,常常有人倡言: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但这是表面、肤浅、“自吹自擂“,“自己往脸上贴金“之说而已。想想西洋小国会认为这是“和平“之举吗?
其实,郑和的宝船每次都载了许多宝物,送给每一个访国之国王,做为“礼物“。并且许多国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并带了其国之特产珍奇,返回明都进贡。这些外国使者来中国后,过些时间要郑和船送他们返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所以永乐年间,海外朝贡国家由洪武帝年间之几国,增至30余国。其中满剌加(今马六甲)和浡泥(今北加里曼丹和文莱一带)两国与明朝的关系最为密切。[5]永乐死后,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以前朝贡国就不来了。宣帝初年,希望有外国来朝贡,才有第七次之行。
再者,这共28年间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两年,故约有一半年月,郑和船队络绎不绝之中国至西洋之间。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呢?
综观之,明初永乐之“外交“实是现代“金钱外交“之历史先例而已。
贸易方面
西洋诸国,对明朝出品之陶瓷、丝绸、钱币等等,都极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所以下西洋当然有某程度中外两方贸易作用。但若贸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故学界所习用“朝贡贸易“为郑和下西洋动机之说,是把“贸易“重要性过于夸大了。
文化方面
原为中国东南沿海区的妈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对郑和下西洋人员是很重要的。因为访问西洋各国有七次之多,妈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传播到南洋诸国。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响至今的。但这些相互海事与宗教信仰之发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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