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转变：从大清首相到民国总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原清政府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北洋将领合影
    辛亥年八月二十二日（1911年10月13日），隐居近3年的袁世凯，一下接到两道圣旨：朝廷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立刻就职，主持对革命军的剿抚事宜；随后，又授予他指挥湖北各路援军的权力。

    对于要不要奉旨出山，袁世凯的幕僚们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害怕“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落得兔死狗烹的局面。袁世凯当场回答：“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为革命党”，表示无论如何要为朝廷平叛。其实袁世凯自己也深知，此次复出，会发生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因此，他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

    坚持君主立宪的“救世主”

    表面上看，袁世凯只能在忠君报国和附从革命两者之间选择，其实还有第三条路——自行称帝。当时张一鏖、倪嗣冲等亲信即曾“劝进”，唆使袁世凯推翻清廷。这个提议被袁世凯否决，据徐世昌说，原因有几个：“一、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二、旧臣尚多，亦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实权者，尚未灌输此等脑筋；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自为，不过北方半壁，内部或仍有问题，而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展程度尚看不透。”

    上面这几点确实道出了袁世凯面对的两难局面：一方面，北方朝廷尚有一搏的实力；另一方面，南方革命党也是声势浩大。北洋军无论站在哪一方，反对另一方，都不免帮别人火中取栗，得不偿失。要实现利益最大化，袁世凯必须另辟蹊径。

    只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初期，袁世凯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剿灭革命军实在是易如反掌。因此袁世凯在决定奉旨出山后，并没有急着上战场，而是同清廷谈起了条件。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徐世昌和袁世凯议定6项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事实上，有关政治内容的条件，袁世凯一个都没有提。

    袁世凯上“谢恩折”的同时，附带有“应行筹办各事清折”，声言自己“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向朝廷提出“节略八条”。袁世凯要求朝廷招募新兵，拨发饷银，同时不得遥制其军事部署。他在北洋军中的亲信将领王士珍、冯国璋、段芝贵等要随军南下。前方军情紧急，朝廷为让袁世凯早日出征，只好全部答应了下来。

    在君宪、共和间左右摇摆

    袁世凯的要求满足了，但他的信心不足了。他10月31日在信阳从陆军部大臣荫昌手中接过指挥权，11月1日到达孝感。此时局势已然大变，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已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需要一场大胜，让清廷暂时安心，也震慑一下革命党，好在冯国璋很快攻下了汉口。同一天，清廷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但一直到11月8日，经资政院按《宪法信条》的选举程序后，袁世凯才同意回京组阁。

    袁世凯此时还是希望能保全清廷的。11月2日，袁克定告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其父计划通过占领一处控制汉阳的战略要地，以和革命党谈判。袁克定还说，虽然“反满的情绪十分强烈而普遍，以至（革命一方）做出妥协的前景很不确定”，但“袁世凯本人希望建立一个保留满清王朝的完备的（君主）立宪政府”。所以，在北洋军拿下汉口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让人写信劝降，许诺清廷将实行君主立宪。

    几天时间过去，革命军没有回应。袁世凯在命北洋军继续向汉阳猛攻的同时，又让黎元洪的老朋友、北洋军将领刘承恩捎信过去。送信人王洪胜见到黎元洪后说，袁大人“意在两下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因打仗时，坏的房子，失的银钱，全是汉人的”。已经是革命军名义统帅的黎元洪严正地表明了立场：“这个时候，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指袁世凯），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无有法子了。”回绝了劝降，但黎元洪没有把和谈大门关死：“你们大人（指刘承恩）若能过江来，就请过来谈谈。”

    走之前，袁总理真的让刘承恩带着海军参领蔡廷干，作为代表，出使武昌军政府。他们带去了议和的4项条件：皇上下诏罪己；朝廷实行立宪；废除党禁；皇族不问国政。这等于告诉革命军，如果答应君主立宪，那么和平立刻到来，不然的话，只能继续兵戎相见。

    革命党人并不领情，原先的立宪领袖、现在的都督府要员汤化龙在欢迎会上发言，“实事求是，则满清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家之惨，胜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觉悟，顺应潮流，必以吾言为然，谙蔡、刘二君，转到项城不必固执可也。”既然实行共和，对皇族也有莫大好处，为什么还要保留君主呢？双方第一次谈判话不投机，只能无果而终。

    不过统领革命军的战时总司令黄兴，给袁世凯的一封复信，应该触动了袁世凯。在信中，除了历数满清罪恶外，黄兴提出一个重要建议：“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这让袁世凯第一次看到，自己有成为共和国首任总统的机会。借革命党推翻清朝，自己不必篡位，而能当国家元首，何乐而不为？

    打定了做总统的主意

    袁世凯离开了战场，北洋军的攻势却没有停。11月27日，冯国璋攻陷汉口，兵指武昌。老冯被朝廷封为二等男爵，急着再建大功，炮轰武昌，鄂军都督府、军务部中弹，黎元洪外出躲避，城内人心惶惶。各路援军缓不救急，没人觉得革命军能守住武昌。冯国璋一时间壮志凌云，扬言：“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我看最好让我先克复了武昌，三镇在握，再同他们城下议和，岂非必操胜算！”

    革命军在汉口惨败的同时，光复了南京。这时，贵州、浙江、江苏、广西、福建、广东等都相继附从革命，依旧效忠清廷的，仅剩下北方数省。因此，袁世凯想的可不是冯国璋这么简单，清廷既然大势已去，那么为自己谋个大总统，当然最为现实。袁世凯为此临时换将，让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代替冯国璋主持前方军政。

    这时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两军同意停战三日。停战期后来一续再续，辛亥革命期间唯一的一场大战——阳厦战争，就此结束。满洲亲贵们当然不答应，质问袁世凯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袁世凯借口“党人势大”，需要缓图，并信誓旦旦地说：“议和是一时权宜之计，岂能忘恩于清室？”

    事实上，对于政体问题，袁世凯内心里已经有了些许动摇，不再咬定君主立宪了。对于共和问题，他表示：“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口不能赞同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这时为了向南方示好，原先被捕的革命党人被全部特赦，其中也包括那位要“引刀成一快”的刺客汪精卫。汪精卫作为革命党的代表，留在了敌人内部，常常向袁世凯灌输共和思想，并一再游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同黄兴一样，对袁许以首任大总统的职位。

    摄政王载沣交出权力，回家去做自己的醇亲王了，袁世凯则被任命为全权大臣，掌控了中央大权。唐绍仪作为全权大臣总代表，汪精卫、杨度等为随行参赞，同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启了南北和谈。表面上看，北方要君宪，南方主共和，谈判桌上原本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但因为北方代表唐绍仪自己也倾向共和，经过5次会谈，很快就有了共识：各省出代表3人，召开国民会议，投票解决国体问题。

    在媒体聚焦的南北谈判背后，政治上的秘密交易也在进行。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亲信廖宇春，在上海见到黄兴委托的江苏革命军参谋长顾忠琛，双方订下密约：“确定共和政体；优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此举意义重大，后来钱基博对学生沈云龙说：“谈史实者，知辛亥南北和议代表之为伍廷芳、唐绍仪，而不知和议之成，实成于顾忠琛、廖宇春之磋订五条草约也。”

    大清朝只能束手待毙

    在南北双方谈得差不多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变故，那就是孙中山回国，并被各省代表选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有了同清政府对等的地位。当然，对于袁世凯同革命军的密约，孙中山也是知情的。为了安抚袁世凯，孙中山特意发电，解释革命军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自己只是暂代职务，“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希望袁“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袁世凯大失所望之下，令冯国璋、段祺瑞、张怀芝等数十位北洋军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实行共和，拥护清室。唐绍仪被勒令辞职，袁世凯要亲自主持和议。这时，孙中山的第二封解释电报来了，“如清帝宣布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则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才算是让袁世凯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不过袁世凯想当这个总统也并不容易，他固然可以凭手中北洋军威胁清廷，让隆裕太后乖乖交出政权，但那样自己欺负孤儿寡母，当王莽、董卓的名声也板上钉钉了。总统要当，这篡位的罪名又要推出去。袁世凯正在犯 愁，革命党就出手帮忙了。

    1月16日，袁世凯入宫，第一次请隆裕太后同意退位，以“顺应民心”。回府途中，袁世凯遇刺，多名侍卫被炸死。黄芝萌、张先培等杀袁世凯，是看他首鼠两端，意图为共和去一阻碍。谁知这次失败的刺杀行动竟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满朝大臣原以为他和革命党是一伙的，联合起来推翻朝廷。现在这么一看，革命党是要往死里整这位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朝中的阻力一下少了很多。他趁机请假回家，闭门不出。

    满朝的亲王、贝勒当然不能眼看大清三百年基业拱手相让，在御前会议上反对退位。他们成立“君主立宪维持会”（即宗社党），要求对抗革命军。宗室鹰派领袖良弼对袁世凯说：“若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同阁下同归澌灭。”谁知，他话才出口，当天晚上就被革命党彭家珍炸成重伤，几天后去世。那些反对和议，叫嚣同革命党战斗到最后的亲贵们，再也不敢言语。大清朝失去了最后的支持者。

    隆裕太后除了屈服以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她让梁士诒转告袁世凯：“我母子二人性命操于尔等之手，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隆裕太后加封袁世凯为“一等侯爵”，此前只有曾国藩以汉人的身份，获得过这一殊荣。

    1912年2月5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在一个月前刚刚联名拥护清室的北洋将领们，调转枪口，要求“立即实行共和”。如果朝廷不同意的话，段祺瑞等就要“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这之后，直隶总督张镇芳领衔，署两江总督张勋、安徽巡抚张怀芝、河南巡抚齐跃琳、吉林巡抚陈昭常、署山东巡抚张广建等地方首长，也一致要求朝廷“宣布共和”。

    作为大清的臣子，袁世凯为清室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他们争取了一个还不错的条件，主要包括两点：允许溥仪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内，保留皇帝尊号；民国政府每年拨给清室400万元经费。1912年2月12日，清室颁布退位诏书，称“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并“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南京临时政府信守承诺，由临时参议院全票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参考资料：张国淦《北洋述闻》、陈志让《袁世凯传》、丁健《试论辛亥年袁世凯复出时的心路历程》、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农伟雄《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