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议对第二十四 文心雕龙议对翻译

文心雕龙议对第二十四

“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

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宅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荛。春秋释宋，鲁桓预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辩：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吾丘之驳挟弓，安国之辩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芝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存于兹矣。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者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麏兴于前，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赞曰∶

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刚，攡辞无懦。

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

文心雕龙议对翻译

周代的祖先和豳人的商讨，就是所谓“议”。“议”是讲求适宜，研究怎样合于事理的。《周易·节卦》的象辞说：“君子节制礼仪，使之有定，议论德行，使之适宜。”《尚书·周官》中说：“办事必须根据古义加以评议，政事才不迷乱。”可见“议”以控制得当为贵，这是儒家经典的精神。

早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就说过，轩辕黄帝曾立“明台之议”，可见“议”的源头已很长远了。唐尧时期洪水造成灾难，帝尧曾向管理四方诸侯的四岳提出询问;帝舜为了举出能任百揆等官的人选，曾向群臣征求意见，确定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人;夏、商、周三代办事，征询意见直到打柴草的人。春秋时期楚国释放宋襄公，鲁僖公曾参与此事的商议。战国时赵武灵王要换用胡人的衣服，他的叔父不同意而进行了反覆争论;商鞅在秦国变法，反对者甘龙和他进行了辩论：虽然“议”的基本法则尚未确定下来，但以上辩论是颇为可观的。到了汉代，“驳议”的体制才正式确立。所谓“驳”，就是杂;议论是纷纭复杂的，所以叫做“驳”。从两汉文化昌明之后，典范的奏议显著而完备了;当时人才济济，好的奏议充满朝廷：如贾谊代替所有老臣草议，可说是写奏议最敏捷的作者了。又如吾丘寿王对禁民挟带弓弩的反驳，韩安国和反对与匈奴和亲者的辩论，贾捐之反对用大军平定朱崖郡叛乱的议论，刘歆关于不应毁武帝宗庙的争辩等，虽然内容和文辞各不相同，但都抓住奏议的要领了。至于东汉张敏反对“轻侮法”，郭躬议论秦彭并非擅自杀人，三国时魏国程晓驳斥校事官的流弊，司马芝建议再铸五铢钱，晋代何曾要求免除对已嫁妇女不合理的刑律，秦秀议论怎样定贾充的谥号等，都写得符合实际，公允恰当，可说是通晓奏议体制的了。汉代善于写驳议的，当以应劭为首;晋代长于写奏议的，则以傅咸为高。但应劭博通古事，而铨衡贯通，颇有条理;傅咸很懂治道，却写得枝蔓纷繁。至于陆机的《晋书限断议》，尚为锐利，但未删减其繁杂的文辞，颇有影响于文章的骨力：这些也还各有优点和一定的教育意义。

凡有行动，首先要加以议论;要明了事物，必须把可疑的问题考察清楚。这是为了严肃慎重地处理各种政务，使治国之道缓急适度。所以，写议奏的主要依据，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典范，继承前代的传统，研究当今的变化;说理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大发谬论，用词不应在文采藻饰上过分铺张。论祭祀，必须深悉礼仪;写战争，必须懂得军事;讲种田，首先要通晓农业;议断案，务须精通法律。然后突出其重大意义，运用公允严正的文辞。议奏文以明辨简洁为能，不以繁富的采饰为巧;论事以明白核实为美，不以深幽隐晦为奇：这就是议奏文的基本要领了。如果不通晓国家政治，而随意搬弄文墨，东拉西扯地构成文辞，牵强附会地凑成小巧，这种徒然施展华丽的文章，固然要被事实所抛弃;即使讲出一些道理，也被大量的文采所淹没了。从前秦穆公的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随从大批服饰艳丽的陪嫁女，晋国人便重视陪嫁人而轻视秦穆公之女;楚国有人卖珠给郑国，用熏了桂香、装饰了玫瑰的精制匣子，郑国人只买盛珠的匣子而把珠退回。如果文饰淹没了所讲的道理，形式胜过了所表达的内容，那末，秦人嫁女、楚人卖珠的故事，便又出现在今天了。

还有对策，是应答皇帝诏令而做出的政见陈述;射策，是为了研究事理而向皇帝主动奉献的政见。这种文体必须有中肯的言辞，准确的说理，就如同箭矢射中靶心一样。虽然两种文体名称不同，但都属于“议”的一种形式。古代造就人才的时候，要选拔那些能办事、善辞令的人。汉文帝中期，开始从各地选拔贤良。晁错因为对策对答而被列为第一名。汉成帝则广访贤才，将对策第一的人直接任用，而射策的人因为中了甲科进入仕途。这确实是选拔贤才的重要方法。看晁错对策文，是以古验今，文辞简洁且辨理明确，论事通达且高瞻远瞩，卓越超群，获得第一完全是有根据的。董仲舒写对策文，是根据《春秋》大义，结合阴阳两气相生相变的理论研究各时代的政治发展，虽然文辞繁杂但并不沉冗混乱，是因为说明白了其中的事理。公孙弘写对策文，文辞简明扼要、外延不多，但能以简约的文辞概括要点，切合利弊而情理斐然，所以尽管被太常定为下等，却被汉武帝擢升为上等。杜钦写对策文，以简略的文辞对答，却显示出他仅是就事论事，而不为堆砌辞藻写作。东汉鲁丕，其对策辞藻质朴，以儒家正论迎合对策主题，恰到好处，因此才独中高等。以上这五个人的对策文，都被前代公认为典范之作。而自魏晋以来，为文者大都开始追求华丽的文辞，来记载实际的事理，不足之处逐渐增多。到他们受推举应选的时候，都以病为借口拒绝对策，让皇帝即使希望征求到对策文，也无法得到。所以当汉成帝主持博士饮酒礼时，堂上就出现了野鸡;当晋成帝集合各州郡的秀才举行对策考试时，就会在堂前出现麋鹿。这不是什么怪异的事情，不过是选举失当罢了。而“驳”这种文体则注重对事理的辩论，是持不同见解的各方的辩论;对策重在对理论进行宣扬，以阐明治理天下的道理。如果对策能让其引述的史实符合治世之道，让其解说的道理切合当今政务，让其能斟酌错综复杂的情况来重铸世俗，而非不切实际的谈论;让作者的通达权变来拯救世俗而非冷漠地旁观;让自己的论述能广泛传播但不是泛泛而谈，就像水虽然很大却不至于泛滥，那就算得上是优秀的对策文了。能达到这种效果的人，是难得的有才人，但有很多人只是善于处理政务却文才不足，有的文才出众却短于政务，如果能通过对策选拔到具有文才又擅长处理国家政务的人，确实算得上是通才了。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让文采声名远播，这样的人才难道很多吗?

总结：

“议”用于商讨政事，应该名实相符。分析道理要有力量，运用文辞不能软弱。

在帝王之前对策，众多的应试者同时斟酌对答;只要把握好议对文应有益于治道的特点，雅正的谋议就能远为传播。

文心雕龙议对赏析

《议对》的“议”和“对”都是文体的名称，都是议政和对策的文章。“议”有议论的意思，与一般的议政文的不同，就在于是就有不同意见的大政方针问题向帝王呈述意见和建议的文章。“对”是对策，即“议”的另一种样式，又分为“对策”与“射策”两种，是针对考试科目的不同而分的。“对策”是回答帝王的策问;“射策”是针对政事中的问题献计献策。

全篇分两部分：一、讲“议”的含义、意义、起源和评论魏晋以前的主要代表作品。论“议”体的基本写作要求。二、讲对策、射策的含义、起源和评论两汉魏晋的代表作品。对策、射策的基本写作要求。

“议”和“对”这两种文体，关系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刘勰认为写作“议”和“对”都要慎重，要求所议问题必须有所了解，不能凭空的驰骋才华而无实际的作用。另外还主张知识分子应成为“练治”而“工文”的通才，既精通治理国家大事，又精通写作“议”、“对”这一类文章。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