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的论诗主张
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清王朝政权巩固，经济繁荣，思想文化统治收到效果，考据之风日炽，诗坛又弥漫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风气，出现了三个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提出了不同的论诗主张。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论诗倡“格调”说，认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其所谓“性情”是指符合封建正统观念要求的思想感情；其所谓“论法”，是指作诗应学习古人，他主张古体诗学汉魏，近体诗宗盛唐。他提倡儒家传统的诗教和诗歌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这种论诗主张是继承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主张，适应着清王朝粉饰现实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因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沈德潜曾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和《国朝诗别裁》，风行一时。著有《归愚诗文钞》和《说诗晬语》。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顺天大兴(今北京)人。他论诗主“肌理”说。他主张把作诗与考证结合起来，认为“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认为诗歌应把“肌理”(学问材料)、“义理”(思想意义)和文理(组织结构)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从此出发，他提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提倡所谓“学问诗”，把经史考据和金石勘研都写入诗中。这显然是一种受考据之学影响产生的论诗主张。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反对模拟古人和以考据入诗，主张抒写性情遭际和个人灵感，认为“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他所提倡的“性灵”说体现着要求打破传统束缚的精神，对封建正统观念是一种冲击。但这种主张并非要求诗歌应反映现实，而是要求诗歌表现封建文人的思想情趣和性情遭际，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诗也往往很肤浅，缺乏深厚的思想内容，多为咏叹生活琐事和风花雪月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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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698—756），字少伯，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王昌龄以其七言绝句艺术精湛而得名。语出明代胡应麟《诗薮》：“七言绝，太白（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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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竹文言文原文 【原文】 余家有茅屋三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阳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竹子，断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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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月 刘方平 更深月色半人家[1]，北斗阑干南斗斜[2]。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作者简介] 刘方平（生卒年不详） "> 《鞋匠与财主》赏析
鞋匠与财主一个补鞋匠从早到晚哼着歌,他的曲调明快、欢乐。他的快活也感染了别人,听到这歌声,人们的心情都欢快起来。他比古希腊七圣人中的任何一位都要心满意足。鞋匠有个财主邻居,却与鞋匠恰恰相反,极少唱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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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日〕西嵨定生著，顾姗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5万字，2017年4月第1版，89元）△8部分：[1]秦帝国的崛起；[2]秦帝国的崩溃与汉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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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言”是言语（讲话）,“行”是行为（事实）。言语不一定能够成为事实，事实也不一定根据言语。言语多而事实亦多者，上等。言语多而事实绝无者，卑下。判别人品，不可专听其言语，还要细察其行为。古希腊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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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诗歌 一、古典希腊诗歌诗歌在古希腊有着独特的重要意义，它不但用于抒发感情，而且用于交流知识、纪念活动和指导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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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字德温，河津人。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补鄢陵学生，遂举河南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以省亲归。居父丧，悉遵古礼。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杨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