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的商王国

商族，子姓，我国古老的东方部落，始祖名契。从契始商部落进入父系社会，到成汤灭夏止，历经十四世，曾八次迁徙。成汤时商族发展起来而西进，与夏族冲突。灭夏之前做了充分准备，先灭夏的属国，最后与夏战于鸣条，桀败南逃死于南巢，夏亡。成汤建立商朝定都于亳，至商亡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历时四九六年，或说六百余年。商建国后，向黄河中上游发展，比夏统治范围广，以河南中部为中心，东至海，西到陕西，北到河北，南抵湖北，为“邦畿千里”的奴隶制大国。成汤之后，仍然“不常宁，不常厥邑”，直到盘庚即位，商族已有五迁，最终盘庚迁到殷。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的重要事件，它扭转了以前的动乱局面，加强了商王室的统治，自此后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为商朝的新发展打下基础。到武丁时商朝达于顶盛。武丁知人善任是一个有赫赫武功的君主，除商本土外，还控制三十多个隶属于商的方国。商王国的中央统治机构是：商王是奴隶主阶级的总头，占有全国土地和臣民，自称“余一人”受上帝的旨意来主宰人间的一切。他又是商族的最高族长，靠血缘纽带维系统治。商王传位方法有两种，商朝中期以前多为兄终弟及；后期多为父死子继，但无嫡庶之别。商王以下有重臣：尹，国王辅佐，或称“多尹”；乍册，负责制定政策；史、卜人、贞人或称巫，掌管宗教祭祀；多射、卫、戍、师、多马、多亚等管理军事。此外还有小臣、小籍臣、小多马羌臣、百工、多士等中下级官吏。邦伯、百执事为地方官僚。地方行政机构的划分是：王都所在地为王畿，当时叫大邑商。都城之外的居住区叫鄙。在商王国的区域内分布着许多聚族而居的小邑，是社会的基层组织。中央对地方控制实行外服制，有侯、甸、男、卫四服，既是一种地方行政区划，又是一种服役制度。商王拥有三师常备军，设有监狱叫“美里”或“圜土”，并有残酷异常的刑法。商人迷信，侍奉上帝、祖先和山川土地等自然神，是国家仅次于征伐的第二种大事，商王无日不卜，无事不卜，他通过问卜与神联系，这是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氏族组织没有打破，血缘纽带变成阶级压迫的工具，商朝就牢固地保留着氏族制残余。因而商朝仍保有了某些氏族民主制的传统。商代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但仍处于以木石工具为主的游耕阶段。木耒是常见的农具，大量使用石器，在殷墟一地就发现了三千多件石镰。此外还有蚌器，青铜农具也有发现，但极少。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提高，一般采取名曰“田”的简单协作的耕作方式。农作物种类甚多：禾，泛指一切谷物；黍，即糜子；稷是谷子；来为小麦；麦是大麦；还有稻。经济作物也有发展，有菜园、果园和桑园。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当年食用有余则储于仓窖之中，或用于造酒。殷人酗酒成风，说明余粮不少。畜牧经济也有发展，卜辞所见六畜俱全。狩猎捕捞也在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以青铜制造为代表的手工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发展起来。奴隶劳动大量用于手工业。生产门类增加，作坊规模扩大，分工较细，技术空前提高。制陶是商代主要手工业部门之一。陶器是商代人日常生活用具，生产量很大，种类多。陶质除一般灰陶、黑陶、红陶外，还出现了釉陶。郑州出土的青釉瓷尊虽属原始瓷器但已与一般瓷器接近。商代晚期又出现了白陶。骨器、玉器也很普遍，纺织业除麻织外还有丝织。漆器制作也达一定水平。建筑业成就很突出，郑州、殷墟的商代城市都有一定布局，城内外布有宫殿、居民区、作坊、陵墓，街道井然有序。用于交通的舟、车均已出现，这便于商王国与遥远的外地构成贸易联系。商代奴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包括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两个方面。当时实行井田制，这是一种土地从公有向私有过渡并具两重性的农村公社所有制。井田上劳动的主要是众人或称众，文献上又称小人，他们是公社自由民或叫平民。商代奴隶制并不发达，农业生产未见使用奴隶，他们或用于手工业或用于家内劳动。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俘，因为没有人身自由，往往被大量杀戮和殉葬。据甲骨文资料从盘庚到亡国，用于人祭者至少残杀一万四千余人。这是对人的劳动价值认识不足的表现，社会尚处于不发达的奴隶制阶段。贵族奴隶主生活腐朽，阶级矛盾在商后期日益尖锐，祖甲即帝甲时期是商朝历史的转折点，七世后到纣时亡。商朝阶级斗争情况留下的资料不多，奴隶有逃亡、骚动；平民则有怠工、逃亡乃至暴动。帝乙、辛即商代最后二王时，屡征夷方、盂方。帝辛时征战经年不息，消耗了大量物力人力，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此时商的属国周，在西方兴起，乘纣伐东夷之机一举灭商，时在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对于奴隶制商王国的认识目前史学界尚不一致，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商的奴隶制所处的发展程度的认识不一。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徐喜辰的《井田制度研究》等，都阐发了各自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