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学主张
苏轼没有留下专门的文论著作，他的文学主张散见于部分诗文和他同后辈往还的书札中。这些零散的言论汇集起来，可以看出苏轼对文学的社会功能、艺术价值、创作规律等重大问题都有独到的认识和精辟的见地。
苏轼重视文学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功能。他强调文章要“有为而作”，遵循其父苏洵“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教导，讲求诗文的实际效果，排斥抵制形式主义的文风。他在散文方面以韩愈为师，说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在诗歌方面则对杜甫推崇备至，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在词方面，他主张打破诗与词的界限，反对诗庄词媚的传统说法，认为词中“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开拓了一条“以诗为词”赋予词以严肃主题的新路。
苏轼对文学的艺术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和阐述。他继承了欧阳修的观点，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切合实际的说明，认为二者是结合而非从属的关系。对道的理解，苏轼也更宽泛，除了治国之道，他更重视文章之道，即文学的艺术价值。他反复强调“辞达”，发扬了儒家传统的文学观点，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这就不再是象韩愈那样仅仅把文看作载道的工具了。苏轼引用欧阳修把文章比喻为“精金美玉”的言论，也可看出他对文学自身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的重视。
苏轼对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也作了探索。他主张作家为文先要“了然于心”，有了创作冲动才能写出好的诗文。他强调立“意”，重视内容，也认为要有与内容相适应的不同的形式。进入写作时，则“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也就是在“求物之妙”把握描写对象的本质之后，自由挥洒，不拘一格，摆脱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基于此，苏轼认为诗、词、文应该有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不能人为划一，正如世间的美女肥瘠各异却各具姿质一样，文学的风格也该各呈异彩，各具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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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仲连与田单论攻狄 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馀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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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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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传文言文翻译 导语：传主孙承宗一生几起几落。最初是秀才，在边境省份讲授经文，他喜欢向一些低级武官和老兵们探求询问军事险要地形和关塞，因为这精通边防事务。以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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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1】AI·未来（李开复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1.2万字，2018年9月第1版，62元）△共8个部分：[1]中国的“斯普特尼时刻”；[2]从竞技场杀出的世界级创业者；[3]中国的另类互联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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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韦嗣立传》文言文原文及译文 原文： 嗣立，字延构，与承庆异母。少友悌，母遇承庆严，每笞，辄解衣求代，母不听，即遣奴自捶，母感寤，为均爱。第进士，累调双流令，政为二川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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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九龄幼聪敏，善属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 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时张说为中书令，与九龄同姓，叙为昭穆，尤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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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年十岁，诵古文。”周以前书皆是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2]，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3]，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4]。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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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圣光献曹皇后，真定人，枢密使周武惠王彬之孙也。明道二年，郭后废，诏聘入宫。景祐元年九月，册为皇后。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 庆历八年闰正月，帝将以望夕再张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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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仪受辱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②，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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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春醪：酒名。醪：浊酒。 ②危樯：指舟船。 【评解】 这首词通过景物描写，抒发作者的惜春情怀。上片写暮春季节，燕子穿阁，杨花飘落，而春醪味薄，难解闲愁。下片写桃杏凋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