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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念文《钱钟书《诗经》鉴赏之企慕情境》

作者:laoshi来源:古典文学网-诗词帮发表于:2022-10-20 23:49:32阅读:835

钱钟书先生高度重视对《诗经》的诗学研究,他在《管锥编》第一册《毛诗正义六十则》对《诗经》的诗学研究进行了着重论述,在《管锥编》其他三册以及《七缀集》《宋诗选注》等著作中也都涉及到《诗经》的诗学研究,从心理、艺术、训诂、修辞以及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对《诗经》的诗学研究进行了深刻阐述,不仅对旧的《诗经》的诗学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评价,更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具有开创性的新理论和新命题,极大丰富和发展了《诗经》诗学研究。其中,钱钟书先生独创的关于《诗经》鉴赏的“企慕情境”,可谓是博大精深、高屋建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思考和研究。

一、企慕情境

“企慕情境”是钱先生从《秦风·蒹葭》文本以及历来的《诗经》研究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诗歌鉴赏理论。《秦风·蒹葭》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周南·汉广》亦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钱先生首先引用陈启源的说法:“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让人们对“企慕”这一艺术情境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随后,钱钟书先生进一步指出:“二诗所赋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也。古罗马诗人恒吉尔名句云‘望对岸而手向往’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之致(按:兼指《周南·汉广》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也)。”“企慕情境”由此而来,也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企慕情境”,即抒写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以示憧憬、企盼和向往之情。

“企慕情境”在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可以说,它是诗歌乃至文艺创作和鉴赏过程中的一个永恒定理似的理论范畴,既规范贴切又深刻简明,与文艺心理学的重要基础之一“距离怅惆”这一理论相辅相成、相映生辉。正是由于“在水一方”的阻隔,“伊人”永远“在水一方”,“游女”总是“不可泳思”,形成了距离怅惘,从而增加了思慕以及思慕却不可得的怅惘力度。后代的爱情诗多相沿成习,《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李白的《相见欢》等,都表现了这一情境。推而广之,“企慕情境”不仅适用于男女艳羡之情,凡是一切为之憧憬、向往的事物,但又不能如愿以偿时,都会产生这种“距离怅惆”,故而文艺创作中屡屡出现此种情境之表达。钱钟书先生也指出,这种艺术情境不仅可用于爱情诗的描写,还可用于小说创作,甚至“蓬莱仙境”、“彼岸世界”、“永恒天国”等宗教宣传的出世之法,其产生的心理基础其实也是“企慕情境”。“企慕情境”在钱钟书先生的文艺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相传先生对早年所著《谈艺录》并不十分满意,但对《管锥篇》里所标示的“企慕情境”很有几分自信。由此可见该诗学在钱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后企慕情境

正如“文学即人学”一样,钱钟书先生治学的出发点是学问,落脚点始终都是“人”。所以,在提出“企慕情境”之后,先生又对“企慕情境”实现后的“后企慕情境”的诸种情状进行了论述。《诗经》中,我们熟知的《卫风·氓》,以一个女子之口,率真地讲述了其情变历程和深切体验。《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食兮!”一个弃妇的哀婉怨诉如杜鹃啼血历历在耳,并且这个弃妇将自己之苦归咎于“新人”之乐。“旧人”哀婉怨诉的背后是“新人”“愿望”的实现,“希望”与“怨望”乃至“绝望”共存。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诗经》之所以成为经典,必有其经典所在。钱钟书先生对这种“后企慕情境”产生的原因及男女情爱的复杂性这样论道:“盖男女乖离,初非一律,所谓‘见多情易厌,见少情易变’,亦所谓情爱之断终,有伤食而死于过饱者,又有乏食而死于过饥者。阔别而淡忘,迹疏而心随疏,如《击鼓》之‘吁嗟洵兮,不我信兮!’是也。习处而生嫌,迹密转使心疏,常近则渐欲远,故同牢而有异志,如此诗是。”可谓是见微知著,一针见血,挖掘并揭示了这一情境深层次的本质。

同“企慕情境”一样,“后企慕情境”同样不仅适用于男女情爱,更适用于各种人类心理,如钱钟书先生在讨论《王风·采葛》时,认为毛《传》将男女思慕曲解为朝士疑惧,虽然不合乎诗旨,但在阐发“身疏则谗入”的世道人事上犁然有当。“故古来权臣得君者,钟鸣漏尽,马竭器盈,而恋位不去,亦以深虑去位而身与君疏,身疏而容刀、戈也。”立于君侧为臣是企慕,而遂愿之后深忧一旦远离君王则易于遭人进谗言、身受害的情境正是“后企慕情境”的一种切实体现。

在这里,钱钟书先生用一种跨越时空的眼光,贯通中西,古今互见,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发掘出了古代诗文中蕴涵的深微的美学境界,并对其进行了有力拓展。他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针对“企慕情境”和“后企慕情境”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理想”、“幻想”、“妄想”三种联想方式,不仅揭示了“企慕情境”和“后企慕情境”的想象特点,而且提炼了它的心理特质:人生愿欲。这是钱钟书先生对文艺心理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深刻地反映出了人类共同的心理状态,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就像他的小说《围城》,历来已有形形色色的各种解读。但是用“企慕情境”和“后企慕情境”理论来解读《围城》主题,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正是这“企慕”和“后企慕”的“人生愿欲”,才构成了“圍城心境”那样的一种悲剧心理:城外的人想进来,以求达到‘企慕的圆满’;“后企慕”的城里人想出去,是因为由希望而失望、怨望,又从而别有向望。人生的“悲剧之悲剧”由此发生,人类生存困境中的普遍心理也得到了高度、典型的概括。

还是那句话,钱钟书先生治学的落脚点始终都是“人”。他不仅发现、提出了问题,更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企慕”是存在着的,“企慕不来”是存在着的,“后企慕”同样也是存在着的。事实如此,那该如何是好?先生指出,大可不必担心,不妨“慰情退步”。正如苏轼《薄薄酒》所言:“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慰情退步”是钱钟书先生在论《陈风·衡门》时提出的。《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木妻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下文言“食鱼”不必“河舫”、“河鲤”,“取妻”不必“齐姜”、“宋子”,“亦皆降格求次,称心易足也。”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人生愿欲”可以让人对更广阔、更完美的境界进行无止境的追求,那么为了更好地完成这种“愿欲”的追求,前提就是先立足当下,“慰情退步”地活着吧。

三、送别情境

“送别情境”可以说是“企慕情境”的“番外篇”。有道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分别、送别在所难免,于是就出现了“送别情境”。“送别情境”来源于《邶风·燕燕》的“瞻望勿及,伫立以泣”。钱钟书先生引一论一词来阐释。“论”是:宋人许《彦周诗话》论此二句云:“真可以泣鬼神矣!张子野长短句云‘眼力不如人,送上溪桥去’东坡与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诗”是:张先《虞美人》“一帆秋色共云遥;眼力不知人远,上江桥。”钱钟书先生认为许虽把“知”字误记作“如”字,却使诗意达到了更高境界。“曰‘不知’则质言上桥之无济于事,徒多此举;曰‘不如’则上桥尚存万一之可冀,稍延片刻之相亲。前者局外成事后之断言也,是‘徒上江桥耳’后者即兴当场之悬词也,乃‘且上江桥欤’。”一字之差,便是两种心理状态。在这里,钱钟书先生一方面以后世摹写送别情境的诗多加列举,认为摹写之作大都是《邶风·燕燕》一诗的“远绍”者,新意无多,只有宋左纬《送许白丞至白沙,为舟人所误,诗以寄之》的“水边人独立,沙上月黄昏”后来居上,更进一层。然后钱钟书先生将之与莎士比亚剧中的同样情境相比较,指出“西洋诗人之力透纸背与吾国诗人之含毫渺然,异曲而同工焉”。一方面,他又援引谢灵运、谢惠连诗句,进一步论述表明了别者的情感体验。此外,钱钟书先生在论述了人之送别的同时,还论述了人的送别情绪移入景物当中的情况,指出了《诗经》中的这种情况与后世诗歌中的区别与优劣。例如,他认为《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就是典型的杨柳在人之惜别的心境中生命化了的情态,并且情感真切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嫌。而后世摹写之作则带有雕琢之感,即使像李商隐那样的名家,其《赠柳》中的“堤远意相随”,也是“添一‘意’字,便觉著力”,不如《采薇》那样自然。三者相辅相成,深刻阐明了虽然自古至今,西洋人感情喷涌外露,中国人感情节制内敛,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生死暌隔之感,普天之下,人同此心,情同此理,送者如此情怀,别者亦概莫能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先生所论述的“送别情境”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那就是“黎明怨别”的情境。如《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火阑。”《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日出之光’。”这两首诗写的都是“黎明怨别”的情境,女子催促男子起床,而男子贪恋枕衾,不愿起床。钱钟书先生在鉴赏时,引后世六朝乐府《乌夜啼》《读曲歌》等诗文加以阐释。但他感觉这些诗文还不足以把“黎明怨别”这一情境的表现得淋漓尽致,于是,在增订中钱钟书先生又举了欧洲中世纪“黎明怨别诗”以“报更夫”、“望风友”代报晓公鸡以便及时惊醒酣睡的情侣的例子,并指出“私情幽媾,每苦守夜人报晓催起,若夫与结褵娇妻共枕,则悠然高臥待日上耳。”夫妇之晨别与情人之晨别相比较,别虽同,但心境有异,一者从容不迫,留恋不去;一者仓皇如逃,唯恐败露。它们构成了“黎明怨别”的两重情境,若不注意,则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钱钟书先生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缜密的学术思考和独创性的艺术成就,他“一辈子钟情于书”,学贯中西,通今博古,被称为“文化昆仑”,尤其是在创作《管锥编》时,晨书瞑写,仔细评论,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敢有丝毫麻痹大意。这种精神和态度,也正是我们当代的文艺工作者,无论是从事文艺创作的,还是从事文艺评论的,都应该好好学习并踏踏实实付诸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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