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笋《黄豆》

家乡，农历的十月初一，是女儿回娘家上坟祭祖的日子。母亲一直在乡下老宅过活。每年的这个日子，我都要回一趟老家，为早逝的父亲焚香烧纸，同时陪陪年迈的母亲。很早我就从县城赶到了娘家。午后，天突然阴郁起来，不多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乡下的雨天，泥道湿滑，很难走。母亲也说，天不好，别急着回去，就住一宿吧。我也想多陪母亲说说话，真是“人留天也留”。秋末冬初，天黑得快。我和母亲老早就吃了晚饭，上了热炕头，把腿伸进被窝里，暖乎乎的，披衣坐着面对面聊着天。窗外，屋檐雨落的“滴答”声，格外清冷响亮。

母亲说着街坊邻里新近的故事，不时，还评说几句。从前街说到后街，从东头说到西头……

不知何时，外面起风了。风雨里，院里的梧桐树发出“呜呜”的呼声，刮落的树叶“唏哩啪啦”乱响。

“睡吧，桂花！时候不早了。还有，胡同口……你三叔，听说病倒了，这次怕是……明早，你买点水果、点心，去看看他吧？”母亲说。

“好吧！怪不得，上午我来时，没看见三叔坐在胡同口的碌碡上。”我应声答道。随即，脑海里翻腾起胡同口三叔零零碎碎的往事。

胡同口三叔是同族的远房。我们四家住着一条南北胡同，我家住胡同头南端，他家住胡同口北头。我知道，三叔的日子这几年很苦。他家门前有株柿树，树下栽竖着一个碌碡。他头发灰白，似一墩枯草。脸色黑中带黄，整日坐在碌碡上，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搭扶在腿上，面无表情，眼珠好长时间不动，像个木头人。有时，周围也围拢着两三个老人，三叔却很少说话。每次我回娘家，走到胡同口，碰见这些老人，送给他们水果点心之类时，老人们都不胜欢喜，接过食品，一个劲地说：“这孩子，真好……真好……”。而三叔却躲躲闪闪，似乎不敢看我的眼睛。我硬是把食品塞到他的手里，他才勉强接住，双手抖抖瑟瑟。我有些疑惑，也有些不解，心里总不是滋味。

老来的三叔着实有些可怜。然而，先前的三叔可不是这个样子，他风光着呢。

记忆里，那时的我，还是七、八岁的孩子。那时胡同口三叔差不多30岁，是民兵连长。他穿着当时最流行的黄大衣，走路总高高地仰着头，看人斜楞着眼，凶凶的，样子挺吓人。三叔爱管闲事，见啥不顺眼，开口就骂人。批斗会上，他最卖力气，喊起口号声嘶力竭，整起人来拳打脚踢。因排行老三，人送外号“三土匪”。我们这些孩子见了他，总是贴着墙根走，大气不敢喘，也不敢正眼看他。

那年秋天，是個午后。生产队的场院上，晒着的棉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雪白柔软，还有摊晒的金灿灿的玉米和黄橙橙的黄豆堆。母亲正和大人们一起忙活着打场、翻场、扬场。“三土匪”叼着烟卷儿，蹲在一旁，像是监工。我们四五个孩子在黄豆堆旁玩耍，我是唯一的女孩，最小。当头的是大憨，他最大，有十二三岁。大憨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他说：“咱们每人抓一把黄豆，装进衣兜里，赶快跑开，千万别让‘三土匪’看见！回家点着火，用勺子头炒炒吃，可香呢，真解馋！”大憨让我第一个去。他说我小，不容易被发现。他们做掩护，用身子围着我，挡住大人的视线。小小年纪的我，一切按“指令”行事。虽然心里吓得“怦怦”直跳，但一想起黄豆炒熟的香味，我就馋得直咽唾沫。我猫着腰悄悄走近豆堆旁，四处张望了一下，见没人注意，抓起一把黄豆装进衣兜里，撒腿就往家跑。刚刚跑出没几步，就听到一声大喊：“站住！”几乎同时，一只大手揪住我的衣领，“啪啪”两个耳光扇了过来。我眼前一阵发黑，满脸生疼。用手一抹嘴，手上沾满血。原来，我被“三土匪”抓住了。惊慌的母亲扔下手中的家什，跑了过来，一把将我揽进怀里，便跟“三土匪”吵起来：“不就是一把豆子吗？小孩子，还不懂事，你抬手就打……你看看，打得孩子满脸是血，你忍心吗？你真是个土匪……”

也许是被“土匪”二字激怒了，“三土匪”瞪着眼，狂叫着“你混蛋……你……”，冲着我娘俩就跑过来。乡亲们纷纷跑来劝解，有的拉住“三土匪”，有的推着母亲，把我们劝回了家。

天井里，梧桐树下，母亲紧紧抱住我。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害怕惹了祸，母亲会打我，抬头去看母亲的脸。突然，“吧嗒、吧嗒”的热泪滴落到我的脸上……随后的日子里，我眼前时常出现“三土匪”打我的影子，一看见“三土匪”，我的脸就隐隐生疼。好几次，我还梦见“三土匪”追我打我骂我，还把母亲推倒在地……我恨“三土匪”，我要报仇！

机会终于来了。那是第二年的春天，春寒料峭，杏花初开。我折了一枝杏花，蹦蹦跳跳地往家走。走到“三土匪”家门口，看见他家锁着大门，一个好主意突然冒出来。我拾起路边的砖头，扔进了“三土匪”家的院里，立刻听到“哗啦”一声，极清脆，不是砸了盆就是破了罐。我高兴极了，又接着扔了两块砖头，撒腿跑回家。这一天，我心里总像揣了个小兔子，怦怦乱跳，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害怕，一会儿感觉出了气，一会儿又怕惹了祸……一天没敢出门。

吃晚饭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告诉母亲：“娘，我今天报仇了……”我刚一张口，母亲就把筷子重重地往饭桌上一拍，脱口问道：“报仇？报什么仇？”口气中有几分惊愕，几分质问。我知道自己闯祸了，但面对母亲逼视的目光，我还是吞吞吐吐地道出了原委。

母亲沉思片刻，长长地叹一口气，说：“桂花，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是你三叔哇……”

后来，我上学、工作、出嫁，最后在县城安居乐业。曾经的磕磕碰碰、恩恩怨怨，随着岁月的流失，早已烟消云散了。唯有那把黄豆，总是难以从记忆中抹掉。每次回娘家，母亲总忘不了提醒我：“你上学出息了，别摆架子。进村看见老少爷们要快下车打招呼。碰见胡同里邻舍老少，不管是谁，都要送些礼品给他们。娘不缺吃不缺穿，他们日子寒微啊！”我明白母亲的意思，“不管是谁”暗指的就是胡同口三叔。

农村刚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那阵，三叔动不动就嚷：“哼，社会主义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什么政策！”他身上的黄大衣也由陈旧而破烂，灰不溜秋。今天破一道口子，明天露出两朵棉絮，也懒得缝补，酷似乞丐穿的衣服。“三土匪”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偶尔他到责任田里转一圈，依旧仰着头，连脚底下的杂草也不肯弯下腰去拔一棵。庄稼不买他的账，秋后甩脸子给他看，收成连人家的一半都没有。三叔的日子从此败落下来……

早晨我起得晚，母亲早已把饭做好了。我和母亲商量，索性给三叔200元钱，表达一下心意吧。母亲说，也好，他家手头紧，正用得着呢。匆匆吃过饭，我就往三叔家走去。

昨夜的秋风冷雨，使得三叔门前柿树的叶子落得精光。泛红的落叶粘贴在湿透的地上，像是斑斑血迹，太阳一照，煞是刺眼。光溜溜的碌碡空等着它的主人，显得格外清冷落寂。枯黑的树枝上，倒悬着三两个黄色熟透的果子，在蓝天清风里来回晃动摇摇欲坠。

三叔的屋里灰暗阴冷，污浊腥臊的气味扑鼻而来。三婶闷头坐在炕沿上。三叔躺在被窝里，被子上压着那件又脏又破的黄大衣，一动不动。见我进屋，三婶急忙拉亮灯。我说：“三婶，天下雨，我没来得及买东西，就给你这……你给三叔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随手把200元钱递给三婶。三婶有些惊慌失措，摇手推让着，但最终还是接下了，不住地点着头，语无伦次地说：“桂花真好，你看……老吃你的东西……真是……真是不好意思啊！”

昏黄的灯光下，三叔的脸越发显得枯瘦蜡黄，没有一丝血色。我眼前蓦然闪过遗体告别仪式上安静躺着的逝者，不由得一阵寒颤。三叔似乎知道我来了，嘴唇哆嗦了几下，像是说着什么，声音微弱且含混。我全然不懂。三婶俯身趴到三叔嘴边侧耳细听，然后告诉我：“他在叫你的名字，桂花。”突然，三叔睁开凹陷的眼睛，嘴巴张大，呼吸急促，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但话音依然微弱含混。三婶不得不更加全神贯注地仔细辨听，听了一会儿，转身去墙角揭开矮缸的盖子，挖了一瓢黄豆，颤巍巍端到我的面前。我疑惑地看着三婶，竞有些木然了。

三婶解释说：“这黄豆是我跟你三叔春天在崖头边开荒种的，没施化肥农药，也没有虫。你三叔说，你带回去，给孩子炒炒吃，很香的。”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时不知所措，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三叔嘴里又嘟囔起来。三婶接着解释说：“桂花，你三叔让你收下……不然，他心里过意不去啊！”

待我接過黄豆，再看三叔，他已合上了眼睛，眼窝湿润，分明是涌出了泪花。

我的心一下子也酸楚起来，泪水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我倾身凑近三叔耳边，几近哽咽地说：“三叔，您不要多想，好好歇息吧！”

我端着那瓢黄豆，回到母亲身边，放到堂屋的方桌上。母亲脸上掠过一丝惊讶，随即便平静下来。她没有多问，我也没说什么。娘俩呆呆地望着那瓢金灿灿的黄豆，好久没有言语。

就在我赶回县城的那天下午，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三叔走了。母亲还告诉我：那瓢黄豆极好，咱们就留做豆种吧。来年春天你回来，咱娘俩一块种到园子的向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