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涛《和卢一萍的短暂交往史》

我和卢一萍最初都在新疆，当然，我现在仍在，他现在身居成都。由于都写东西，相见之前彼此都知道，但仅仅是知道而已，我那时在石河子的《绿风》诗刊社，他在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无缘有什么交集。我们真正相识是在2010年9月一起在鲁院学习的时候，去鲁院前的一个月，我曾读过他发在《中国作家》上的一篇短篇小说《夏巴孜归来》。那篇小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说的是夏巴孜对草原所怀有的深情，以及为了草原而迁移到异乡的故事，写得很有诗意，但故事的结尾出人意料，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我看到第十四届鲁院高研班的名单里有他，就向文友要来他的电话，非常冒昧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并说起那篇小说，在电话里，他操着带有很浓厚的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话不多，只说已经出发，先去内地办些事，期待在鲁院见面。

到鲁院当天就见上了。他看上去很内敛，有些老成，性情随和、宽厚，没有有些文人的孤傲，更没有某些诗人身上的张扬。我们住隔壁，算是邻居。坐下来简单寒暄了几句。新疆人见面没酒就跟内地人见面无茶一样，怎么行。走，去外面喝酒吧。鲁院外有一家卖烤串的，要了一些啤酒。酒一喝，话便格外敞亮，开始的拘谨也一扫而光，一直喝到尽兴才罢。

在鲁院，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小说。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写长篇的打算。一萍说有，叫《白山》。说到《白山》，他有些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情绪略显激昂地说起了这个长篇的构想和一些细节。他想写一部关于谎言的书。我震住了，对他那些妙想和主题的深刻充满敬意。我认定这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希望他一定要写出来，写好了先给我看。一萍有些狡黠地一笑说，那是一定。

在鲁院酒场多，多数时候，我在的时候，一萍也在。一萍平时话语不多，但朋友相聚时，却非常擅于说段子，说的时候，不苟言笑，而我们已经笑翻了天。最搞笑的那次是班里的中秋联欢会。一萍和同样来自新疆的江南同学合作了一个节目，一萍演老汉，而江南演少女，他们奇异鲜明的服饰首先便让我们眼前一亮，等他们诙谐而幽默地表演完，整个教室一片欢腾……

我和一萍的个人交情在增加，对他作品的了解也在加深。在那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读了一萍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如《七年前那场赛马》《北京吉普》《帕米尔情歌》《等待马蹄声响起》《幼狼》等。我还记得1990年代中期《芙蓉》“重塑70后”栏目推出的第一位青年作家就是卢一萍，那时的他不过二十出头，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华，那部发在《芙蓉》上的长篇小说《黑白》颇具寓言色彩与先锋特色，而这一系列中短篇作品更显得意味悠长而充满灵性。怀着这种好奇与疑问，我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从长谈中，我才了解到，一萍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后，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去了帕米尔高原的边防哨所工作。当然，他之所以与世隔绝起来，还是为了自己的文学梦，他想背对文坛，用心去写作。在帕米尔高原，缺少的是氧气，不缺的是孤独，或许正是那刻骨的孤独与寂寞让一萍对人生有了不同于常人的体悟，产生了一种旷达的情怀，对人性产生了一种新的关注和认知。我还记得在和一萍随后的交往中，他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一个人能活九十岁，那么前六十年应该用来读书、旅行，感受生活，体验人生，留出最后三十年来写作。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后来慢慢一想，才觉出这话的道理，其实写作，不就是写一个人的见识嘛，对生活的见识，对人性的见识。一个人的写作，不过是见识的成长史，或许说见识的重复史。我想，那几年的边防生活对一萍来说，是铸就他写作态度与雄心的重要财富。

我们那届的鲁院班，横跨新旧两个鲁院，从八里庄的老鲁院搬到文学馆路新鲁院。不久，一萍获得了那年的第九届上海文学奖。获奖小说是《二傻》。同获此奖的还有铁凝、王安忆、迟子建、北岛、舒婷、食指等著名作家、诗人。著名批评家贺绍俊在评价《二傻》时说它“以讽刺的笔法来写当代军人的生活，夸张、戏谑的风格与严肃的军旅题材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构成了强大的审美张力。”我们纷纷对一萍表示祝賀，并让一萍请喝酒。

鲁院后期，饭局不是一般的多，有时我喊一萍一起去。一萍忙得不可开交，正在校对和修改同学的感想录。我们班同学一起出了本书《从八里庄到文学馆路》，以示留念。一萍是班里的副班长，主动担当起编辑和校对工作。看我进来，一萍从书稿中抬起头来，说，时间太紧，二十多万字，不认真都不行。我是编辑出身，看着一萍的认真样，不免开玩笑说，你一定是一个好编辑。一萍愣了。

鲁院结束的前几天，班里搞了最后一次作品研讨，研讨的都是班里重量级人物的作品，有周晓枫、魏微、刘建东，还有就是一萍。时任《十月》副主编的宁肯给予一萍的作品高度肯定与评价，并说一萍有大师的写作风范与质地。我衷心为一萍感到高兴。

鲁院学习结束后，我们回到了新疆，他还在乌鲁木齐，而我在石河子，但我们已兄弟般亲密。我写的每部作品，都会发给他看，让他提些意见。一萍每次都认真看完，也认真指出不足之处。每次去乌鲁木齐办事，我一定会给一萍打电话。一萍几乎每次都请我喝酒，所谈话题几乎都跟文学有关。

2012年，我调到了乌鲁木齐的《绿洲》杂志社工作，一萍显得格外高兴，请了不少在乌鲁木齐的好友为我接风。那晚，我心里高兴，喝得烂醉。单位给我分了一间小房子，算是临时宿舍，离一萍的住处也就一公里。一萍经常喊我去吃饭，我从不客气。一萍的书房藏书丰富，《南方都市报》在“作家与书房”专栏中介绍过他的书房。我厚着脸皮问能否借几本书看。一萍说其他人不行，你随便借。那一年，我不断从一萍的书房借阅，记得有本书还被我弄脏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一萍却并不在意。当然，我书房里现在还有几本书是当时借一萍的，没还，不是忘了，是舍不得还，不知他当时是真的忘了，还是有成人之美的心。一萍的《白山》就是在那年完成了初稿，他说他现在在改，改好后再发给我看。

可当年年底，一萍被调到了成都军区，任创作室副主任兼《西南军事文学》副主编。我一边为一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感到高兴，同时也非常伤感。一萍安慰我说，新疆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一定会经常回来。我们和他的几位好友，喝了一顿大酒，便就此分离。一萍到成都后，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手上有没有小说。我刚好写了一个中篇，但不知写得怎样，便发给他，让他看看。一萍看完后，给了高度评价。小说很快就发了出来，被《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还进入了当年中篇小说的排行榜。对此，我感谢一萍和他的眼光，一萍却说，他应该感谢我，这给他刚开始的编辑业务开了一个好头。我说，我在鲁院说过的，你一定是一个好编辑。

一萍到成都不到一年，《白山》的修改便完成了，他发给了我。我认真看了，对这部厚重的作品佩服得不行，在电话里更是不吝赞誉之词。一萍却很低调，只是静静地听，一遍遍问作品的不足之处。这部作品定稿之后，他给过很多家出版社，但都没能出版。但他并不急。他对自己的作品从来都有信心。他说，一个作家要写一些发表不出来或者说不容易发表出来的作品。

一萍果然守信，经常回新疆，印象最深的那次是2014年夏天，正是世界杯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萍白天应酬，晚上回宾馆就给我打电话。我赶到宾馆，一萍已买了啤酒，我们两个一人一张床，躺在床上边喝啤酒边看世界杯。

2015年，花城出版社的编辑文珍老师回新疆探亲，让我帮着推荐一些70后真正有实力的作家，说他们准备出版一系列“锐小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萍。就给他打电话，并把邮箱发给了他。果然，一萍的作品得到了文珍老师的肯定，那本叫《天堂湾》的小说集顺利出版，花城出版社还为那套书搞了一系列活动，我在相关媒体上看到了一萍和读者们的见面会，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2016年底，一萍从部队正式退役，到《青年作家》杂志任副主编，一萍的编辑才华进一步显露，他编辑的小说被转载的数量让人吃惊。更让我欣慰的是，一萍的《白山》终于顺利出版，出版之后即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与认可，获得了一系列奖项，被《亚洲周刊》评为2017年十大小说，一萍本人还因此部作品获得了“名人堂·2017年度作家”称号。他也因为此部作品，成为中国最重要作家群体中的一个。

至此，我想说，一萍，加油，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