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澄温沅季诸弟(学问之道无穷总以有恒为主)

致澄温沅季诸弟(学问之道无穷总以有恒为主)

曾国藩

四位老弟足下：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遗泽、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觖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运之不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于诸弟者，但将诸弟每月功课写明告我，则我心大慰矣。乃诸弟每次写信，从不将自己之业写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诸事。此时家中重庆①，外事又有我料理，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后写信，但将每月作诗几首，作文几首，看书几卷，详细告我，则我欢喜无量。诸弟或能为科名中人，或能为学问中人，其为父母之令子②一也，我之欢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迟，而遂谓无可自力也。如霞仙③今日之身份，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份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④文集》百卷，《归震川⑤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硃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明年肄业⑥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无不可者。谓在家不可用功，此巧于卸责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务纷冗，而犹可以不间断，况家中万万不及此间之纷冗乎·树堂⑦、筠仙⑧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书十五页，亦极有恒。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而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兄国藩手草。

作于1844年选自《曾文正公全集》

〔注释〕　①重庆：指祖父母与父母俱在。　②令子：指佳儿，贤郎。多用于称赞他人之子。　③霞仙：即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是桐城派古文家，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客。　④王荆公：即王安石(1021—1086)，封荆国公，故世人又称王荆公。　⑤归震川：即归有光(1507—1571)，明代官员、散文家，别号震川。　⑥肄业：修习课业。古人书所学之文字于方版谓之业，师授生叫授业，生受之于师叫受业，习之叫肄业。　⑦树堂：即冯卓怀，字树堂，曾国藩幕僚。　⑧筠仙：即郭嵩焘(1818—1891)，号筠仙，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曾为曾国藩幕僚。〔鉴赏〕　曾国藩是清朝中兴名臣，也是近代极具影响的杰出人物。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言、立功等方面，曾国藩无疑是出众的，能做到这些，与其一生坚持读书治学紧密相关，以学修身是贯穿其一生的精神动力。

“学问之道无穷”中的“无穷”，既是治学读书中面临的现实，也是治学读书的态度。知识不论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还是从学科门类的横向角度都是无穷无尽的，人的生命有限，这对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是治学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学问之道无穷”有一个清醒、平和的认识，保持乐观的治学态度，确立治学的准则，并对知识进行必要的选择。学问之道无穷无尽，各种书籍汗牛充栋，若是没有乐观的心态，很可能会望而却步。曾国藩将无穷视为乐趣，在1858年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提到，“喜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读书应“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书海无涯，曾国藩以畅游其中为乐。“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涵”则“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有乐观的心态，才能视读书治学为乐事，坚持不懈，学与思并行，才能有所体会和心得。读书治学还需海纳百川，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所有的知识。虚心就是不存成见，虚怀若谷，不带主观偏见，更不能主观臆断。虚其心胸，不排除异见，不抗拒新事物，读书治学才能做到兼容并包。曾国藩虽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宋明儒学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气学、心学也多有汲取，取长补短。除儒学外，曾国藩在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继承了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了晚清古文的“湘乡派”。治学读书的准则和目的是经世致用。曾国藩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主动研究社会现实问题。他不满足于某一种学科，只要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他都认真研读。这种经世致用的态度不仅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研读精深，同时也体现在以宽容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曾国藩不懂近代的自然科学，却慨然出资600两白银帮助数学家李善兰刊印《几何原本》并为之作序(由曾国藩子曾纪泽所写，再署上曾国藩的名字)。曾国藩以不懂天文算术为耻，鼓励儿子学习天文数学，由此培养了儿孙辈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趣。长子曾纪泽不仅熟读儒家典籍，而且学习洋务和英语，广泛涉猎西方的数学、物理等知识，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次子曾纪鸿不热衷于仕途而酷爱数学，并精通天文、地理、舆图诸学，是清末著名数学家。此外，曾国藩一生致力于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各类人才，其幕府人才库规模巨大，几乎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容闳等科学家与学者，都被曾国藩招入幕府。曾国藩身体力行，倡导学习西方文化，筹办洋务，聘用外籍专家，并在容闳等人的协助下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创办了第一家兵工厂，筹办翻译馆，翻译印刷了一大批西方书籍，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正因为秉承对“学问之道无穷”的态度，曾国藩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学海无涯，需对知识选择和甄别，否则必会被各类书籍所淹没。1859年，曾国藩在回复友人的信中将读书分为看和读两种，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宜主讽咏宜熟、宜专。看即泛读，读即精读。读书首先需要大量的阅读来丰富知识面，开拓眼界。然后精读，熟读经典。1844年，曾国藩在《致温弟沅弟》的信中列出了自己每日要读10页的“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他说：“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1859年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又开出一个长长的书单，“王氏父子年考订之书二十八种，凡家中所无者，尔可开一单来，余当一一购得寄回”。“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学海无涯，贵在“有恒”，“恒”字道出了读书治学的精髓。“有恒”是人们成就一切事情的基本品格，“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致澄温沅季诸弟》)，“有恒”也是解决“学问之道无穷”问题的最重要的办法。曾国藩一生读书治学不殆，经史子集无不深谙博览。年幼时，自知聪慧不足，却以勤补拙，坚持不懈，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此后，不论是科考会试落选还是后来成为清廷重臣，始终苦学不辍，“有恒”二字贯穿始终。“有恒”包含“志”与“行”。“志”至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志向，二是意志力。作为治学者，“士人读书，第一有志”(《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澄温沅季诸弟》)，志向的形成与确立是一个不断选择和修订的过程，随着治学过程的深入，志向不会流于浅薄，反而逐渐深远。立志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家书：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纪鸿》)。读书的目的也不仅限于修身，更在于治国。曾国藩希望治学者能够立君子之志，心怀天下，内圣外王，因此治学读书不能仅限于诗词文章，这与曾国藩的“学问之道无穷”相呼应。“志”不仅在立，更暗含意志力的作用。意志是一个人的精神动力，若无坚忍不拔的意志，遇苦则止，遇难则弃，或是急功近利，一味寻求捷径，终将辍而止步。“行”则是在意志力的作用下日常的努力和积累。“有恒”最终落在日常的看读写作实践当中，“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曾国藩能取得瞩目的成就，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积累。每天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二十页甚至更多，并对经典加以熟读批注。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自己每天必做三件事：一是用楷书写日记一篇，二是读史书十页，三是记茶余饭后感想一则。这种坚持令人敬佩。治学过程中，“志”与“行”有机结合，决不能因为各种原因懈怠，今日事今日毕。长此以往，“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蓄，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谕纪泽》)。通过每一天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不断增进学问，涵养其身。学问长进的同时又会进一步养成其志，修身、治学循环不止。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中国人均阅读4.25本书，而欧洲国家普遍为37本，美国40本，日本43本，以色列67本。如何获取知识，从曾国藩家书中或许可以找到有益的启示。曾国藩告诫自己的弟弟，“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既明白地点明了人们在读书中普遍遇到的难题，也给出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