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芭蕉花

郭沫若与芭蕉花

春暖花开的时候，绥山山馆飘出了琅琅的读书声。这个私塾有几个调皮的学生，但此时，他们正摇头晃脑地读着书。只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正百般无聊地看着窗外叽叽喳喳叫唤的麻雀。

正在教课的先生看到他走神的样子，非常生气，拍着桌子骂道：“郭开贞，不好好听课，你在干啥呢!”郭开贞扬着脸硬邦邦地说：“我在看小鸟。”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用戒尺“啪啪”地敲了两下桌子，厉声道：“郭开贞，如果下次再犯，这戒尺就打你的手心。”

这个叫开贞的少年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郭沫若。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考古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和诗人。当然，现在的他只是在私塾读书的小孩。

那是1897年的春天，郭沫若被父亲送到“绥山山馆”接受家塾教育。他的父亲小时候过早地失学，没念多少书，因而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经过一番苦心努力，他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家塾。教家塾的先生名叫沈焕章，他学识渊博，很受人敬重。

郭沫若才四岁半，原本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但他看着自家兄弟都上了学，于是也闹着要上学。老师给他取了个学名叫开贞，他就这样成了私塾最小的学生。

私塾教育，最开始就是背书，老师从比较浅显的《三字经》开始教。读书的第一天，郭沫若还觉得十分新鲜，老师教什么便读什么，只是到了下午，郭沫若因诵读《三字经》前几句有些烦了，见老师在台上埋头看书，便趁机将头转向窗外，正巧看见一只松鼠在窗外的树枝上往窗内窃视，于是忍不住喊了一声：“松鼠!”

被他这样一喊，教室里的读书声顿时被打断，孩子们都转过脑袋寻找松鼠的影踪。老师很生气，让郭沫若站起来，用戒尺“啪啪”地敲了两下桌子，厉声道：“郭开贞，如果下次再犯，这戒尺还打你的手心!”

被老师斥责后，郭沫若安静下来，但坐在椅子上，他觉得很郁闷：不就喊了一声松鼠么，这样就要挨打?还读啥书呢?小小郭沫若产生了逆反心理：哼，你要我读，我偏不读。

第二天上课，老师仍然摇头晃脑地教《三字经》，可郭沫若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他被先生训斥一顿之后，干脆赌气把头转向窗外，那几只麻雀叫得无忧无虑的。于是，郭沫若在心中羡慕地说：“鸟儿呵鸟儿，你们多么自由，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你们看我多可怜呀，被关在这教室里，不但哪里也不能去，就连往外看一下，也要挨先生的骂。”

到了第三天，郭沫若背着书包，没去课堂，跑到茶溪去玩了。茶溪有着清澈见底的水流，水里面还有小鱼在游来游去。小郭沫若卷起裤腿，在水边玩得可开心了，他一边抓着小鱼，一边想：茶溪可比上学好玩多了。

一直玩到中午，他才准备回家。这时候，老师已经上门家访，告诉父亲说：“开贞的确是块读书的料，今日逃学并非坏事，可借此机会给他一次深刻的教训。”

回到家后，郭沫若才进门，就发现父亲板着脸坐在椅子上，面前还放着棍子，不由瑟缩地走过去。他父亲用力拍了下桌子，问：“你为什么要逃学?”郭沫若从未看见父亲如此生气过，不由哭了起来，说：“老师教的全部都是我会的东西，我觉得没必要听了，所以才逃学的。”

这时，郭沫若的母亲杜荪福走过来说：“这是家塾的规矩，白天诵经，晚来读诗。凡读书之人，都要遵守这个规矩。”郭沫若委屈地说道：“我只是往窗外看看松鼠和鸟儿，沈先生就训斥我，还要用戒尺打我。”

听完这话，杜荪福耐心地说：“读书要有读书的样子，你上课不守纪律，那是不尊重先生。再说，你去问问你的哥哥，有哪个没挨过戒尺?难道你忘了自己说过的话，要好好读书，当个有学问的人?”母亲的循循善诱，终于使郭沫若意识到自己逃学是不对的。

重新回到学堂之后，郭沫若变得十分用功，白天诵经，晚上读诗。他天资聪明，记忆力惊人，深得老师的喜欢。

除了重视教育外，郭沫若的母亲杜荪福还很重视他的品德教育。郭沫若是个有孝心的孩子，打从有记忆起，每年一到秋天，郭沫若都会看到母亲大病一场。母亲一犯病，就倒在床上痛苦地呻吟，不停地呕吐，饭不能吃，有时连茶水都不能进口，要折腾半个多月，才能慢慢地好起来。

原来，杜荪福嫁到郭家后，一直勤俭持家，又生育了好几个孩子，特别是生了郭沫若之后，便落下了“晕病”。这种病只要劳累过度，又休息不好，就很容易复发。

郭沫若听说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然而，由于气候的因素，四川很少有芭蕉树，即使有的人家种了这树，也很少开花。偶尔有开花的，主人觉得这是个吉祥物，一般都不肯卖。所以那时候很难买到芭蕉花，好容易找到卖的，价格也很贵。

再说了，就是买来了芭蕉花，花瓣也是没有用的，有用的是花瓣里的蕉子。蕉子形成了果实也没有用，中用的只是蕉子成为雌蕊的时候。一朵花上这样的蕉子是没有多少的。所以每次杜荪福犯病的时候，都要托人四处去买芭蕉花。

这年立秋后，杜荪福又开始犯病了。郭沫若看着母亲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样子，觉得很难受。那天，郭沫若与比他大四岁的二哥到离家半里路远的一座会馆去玩，清初有个很大的移民运动，所以四川有很多外省的人。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郭沫若路过会馆的时候，看到院落里面有一簇很大的芭蕉，其中一株开着一朵大黄花。兄弟俩高兴极了。二哥对郭沫若说：“家里四处都买不到芭蕉花，我们进去将那朵花摘了，好给母亲治病。”

可是会馆的窗户挺高的，要怎么进去呢?二哥比较高，还可以翻进去，可郭沫若怎么办呢?两个半大孩子看着高高的窗户，犯愁了。过了半天，二哥一拍手说：“这样吧，我把你先托进去，然后我再翻进去。”

郭沫若在二哥的帮助下，终于翻进了屋子。他看着那朵黄色的芭蕉花，开得像朵尖瓣的莲花一样。哥俩小心翼翼地摘下了那朵芭蕉花，二哥怕人看见，就把花藏在了衣襟里。

哥俩到了家门口，二哥从衣襟里拿出芭蕉花，让沫若捧着送给母亲。他们打开房门，走到母亲床前。“妈妈，您看，我和二哥给您找来了一朵芭蕉花。”郭沫若一边说着，一边把花捧给母亲。

杜荪福无力地张开眼睛，问：“这芭蕉花是从哪里拿来的?”郭沫若从不在母亲面前撒谎，于是老老实实地说：“我和二哥在前边会馆的园子里摘来的。”

杜荪福一听，立即生起气来。她指着郭沫若兄弟俩，连连叹气说：“真没想到，我会生下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这偷来的东西，为娘的就是病死了也不会吃的。”说完，竟哭了起来。

“还不给我跪下!”杜荪福的话音刚落，兄弟俩就跪在了母亲的床前。他们从未见母亲生过如此大的气，知道这次犯的错一定是太大了，才跪下也跟着母亲哭了起来。他们边哭边对母亲说：“孩儿下次再也不敢去偷别人的东西了。”

哭声惊动了父亲。父亲从另一间屋子里走过来，问明了缘由之后，也生起气来。他把两个儿子拉到祖宗的灵位前，拿出一片竹板就打。打完之后才说：“我今天当着祖宗打你们，是要你们永远记住，偷东西不但有辱祖宗，而且是天下最为可耻的行为，你们马上把芭蕉花还回去，向人家赔礼道歉。”

这时，郭沫若很伤心，他心里想：“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摘下一朵拿回来，这有什么错。”他感到很委屈，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后来，他们还是把芭蕉花送了回去，按照母亲的想法，把花放到了天后圣母的神座前。

直到郭沫若长大后，想起当年母亲的循循善诱和伤心的眼泪，想起父亲的严厉，想起逃学的过往和芭蕉花的故事，才终于明白了父母的苦心。

入选理由：

严谨的家风，是成就一个人的根本。郭沫若有很多故事，尤其以这个故事最能反映他的童年生活。

阿离之言

国人喜欢给人分门别类，搞个排名。比如四大美人、初唐四杰、唐宋八大家等，从古到今，莫不如是。民国也是如此，乱世英雄多，国破才子出。那时候多的是锦心绣口生花妙笔的文人们，但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留下痕迹的也就那几个名字。

郭沫若是其中一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作家，成名又得到善终的不多。当年所谓的三剑客，徐志摩坠机，闻一多被杀，就郭沫若在历史的洪流中奋勇游到了终点。他的一生过得跌宕起伏，写文章，搞革命，还当官，色彩斑斓得像张油画。传闻他的目标是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很多人都豪言壮志过，但做到的不多，郭沫若是其中一个。

当然，现在应用客观的眼睛来评价一个人。把后来的锦绣衣服一件件脱掉后，真正支撑着郭沫若这个人的，还是诗人这根骨头。

郭沫若写诗分了三个阶段。最早自然是他少年成名的五四时期。那时候的郭沫若，还是个毛头小伙，热血青年，对社会的不满以及理想的追求使他文思泉涌。搁现在来说，当时的他就是个“愤青”，整天写诗宣泄自己的情绪。可巧了，郭沫若还真是个灵感派的天才诗人。《女神》出来后，他红了。

到后来，郭沫若回忆自己写《女神》的情形，说那时是灵感来的时候像一只被抽打着不停奔跑的马，写完后就是只死海豚。这充分体现出，郭沫若当年就是个被灵感追着跑的文艺男青年。话说回来，现在有句话叫：珍爱生命，远离男文青。这话也没错，郭沫若一生之中结过三次婚。后来他被拉下神坛，这也是罪状之一。不过这是题外话，且按下不表。

到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就从诗人进化到社会活动家。当然，用进化这个词不代表诗人就不如社会活动家，只是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已。郭沫若从“文学革命”转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上去，终于以文入政，走回了传统文人的老路。

在这个时候，郭沫若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中。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的朝气，强化了现实感。然而他原本是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一旦陷入了现实的鸡毛蒜皮，魅力就直线下降，虽然也写过《屈原》这样的历史剧，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作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而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当了官，他身居高位，虽然不时还动笔写诗，但多为应制之作。

虽然郭沫若的一生毁誉参半。但他主要是以诗人的身份接受历史和众人的审核，而不是政治家。那么我们评价他，就应该着眼于诗。他的“毁”在于表现得太趋时。但这种“趋时”仍然还是文人的表现，大可不必以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英雄的标准去衡量他。

郭沫若是个真实的人，人性的美好和弱点都在他身上得以体现。正因为如此，或许我们该宽容地评价这个人，别把他想得太过完美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