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国恩《出走记》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作者： 边国恩

【作家简介】崔曙海(1901—1932)是朝鲜现代著名作家，“新倾向派”文学的重要代表。原名鹤松，1901年出生于咸镜北道津郡(现名金策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丧父，与母相依为命，因交不起学费，只读了3年小学，他便中途辍学。为生活所迫，于1917年流浪到中国东北，做苦工，当小贩，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在艰难竭蹶之中，他奋力拼搏，刻苦自学，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深受日本小说家国木田独步的作品和俄国文学作品的影响而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23年，他返回祖国，参加于1922年成立的朝鲜第一个无产阶级文艺团体“焰群社”(即“新倾向派”)的活动，并成为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随后，在《朝鲜文坛》杂志上发表自传体短篇小说《故国》(1924)。1925年，他与赵明熙、李箕永等人发起成立“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并积极投入创作活动，相继发表了《出走记》、《朴石之死》、《饥饿与杀戮》、《大水之后》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多反映朝鲜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以生动的形象来表现生活，因而崔曙海也就成为当时朝鲜文坛上“新倾向派”的中坚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出走记》被视为“新倾向派”的典型作品，也是作家的代表作。尔后，崔曙海又写了《血痕》、《红焰》等数十个短篇小说，汇编在《血痕》、《红焰》两个短篇小说集里。1927年以后，他还写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如《劳动大众与文艺运动》、《文艺与时代》、《内容与技巧》等。

与同期作家相比，崔曙海在艺术上的突出个性主要是：善于塑造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普通劳动者的典型；擅长通过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和烘托主题，收到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的最佳效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现代朝鲜文学史上，是崔曙海第一次成功地在其代表作《出走记》中塑造了已经觉悟、具有反抗精神的劳动者的形象，对当时和日后的朝鲜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他以后的作家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他与其他“新倾向派”代表作家一起，被誉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出走记》，李圭海译，载《崔曙海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内容提要】金君!每次信你都这样关心我全家，使我感激万分。然而我不能听从你的忠告，因为第三者是体会不到万一的。现在我就把我离家出走的理由告诉你。

我背井离乡已经5年了。那时我扶老携幼来到间岛(即中国东北)。到间岛还没过一个月，险恶的风浪就无情地扑向我家来了：种地无钱去买，只好租种中国人的田地，到头来仍旧是赤贫如洗。我终于被逼上了街头，跑遍了大街小巷替人家修炕、砌灶，勉强餬口。修炕的生意也时断时续，靠它是过不了日子的，无奈，年迈的母亲只好去砍柴，妻子替人家春米。看到这般情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母亲和妻子挨饿，还要受到人家的蔑视，我真难过极了。我每次打工回来迟了，母亲总是眼泪汪汪地这样说：“怕今天要饿坏啦，……我能够看到你不愁两餐饭，死了也瞑目啦。”妻子总是沉默不语，大事小事都依着我。这更使我可怜她，心想，“我连起码的生计的把握也没有，为什么要讨老婆呢?”过去我还置信“勤勉招福”这句金玉良言，现在我可不信它了。我家三口谁不勤勉呢?可是贫穷一天天加重。有一件永远不能使我忘记也是我有愧良心的事：一次，大着肚子的妻子在厨房偷吃东西。当时我见到她时，“妻子，一句也不响，非常尴尬，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叹了几声，脸上微红，向外走出去了。”等妻子走出，我到灶口，找到了一块桔子皮，“皮上的牙齿印还历历可数。”“金君!……拾起路上的桔子皮来充饥，可见她是饿到了什么地步!如何地渴望吃到点东西!何况她是怀孕的人呢?”

金君!我做过大头鱼的生意，还做过豆腐生意。在做豆腐生意时，我的孩子降生了，可就别提我多么悲痛、悽惨、焦躁了。一边是豆浆凝结不成豆腐，一边是孩子哇哇地哭着要吃奶，“母亲只管捶胸哭个不休，妻子也垂头丧气，差点儿哭出来。”我想，“这样的生活，真不配有孩子。”

不管怎样苦，还得做豆腐生意，可是没柴禾，就得拿镰刀背着山主人去上山砍柴。黄昏时分上山，夜深人静背柴下山，“妻子用头顶着，我背着，在漆黑的深夜，从山脚斜坡路上走下来。有时，滑了脚，撞在石头上，翻了跟头跌倒在柴捆底下。妻子一声不响地把头上的柴捆放下，把压在柴捆底下挣扎着的我，用尽力气搀扶起来……”“母亲背了孩子早已来到山脚下，瑟瑟地战抖着等着我们了。”邻居们讥笑我们，有时山主还到警察局去控告我们偷柴。那些警察便不问青红皂白，就到“我家来搜查、追问，以至于打人。然而，我没处诉苦。”

“金君!我真想拿起寒光闪闪的利刃把家小一个个的杀死，免得她们活一天受一天的罪，连我也自尽了事；要不然，做个藏刀行窃的强盗。”可就在这时，我感觉到有一种思想在我脑海里酝酿着，“它像春草的萌芽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滋长起来。”“我在已往的人生过程中对社会是诚实的……然而社会辜负了我们，不但没接受我们的忠诚，反而以侮辱、蔑视、虐待来对待我们。我们是受了它的骗了。……我们活到今天并不是自由的，而成了某种险恶的社会制度的牺牲品。”“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先要活下去。……打垮造成这个险恶环境的源流。”基于这样的思想，使我脱离家庭，抛下妻儿老小，“前往比绝壁更加险恶的X线阵地去”。

“金君!……我是有良心的人，……从我离家那一天起，家小更要陷入到水深火热的穷境里去。……她们总有一天连鬼也不知道地会饿死在雪地里或泥坑里。”想到这些，我的热泪直淌，心痛欲碎了。但掉泪有什么用，天大的痛苦也要忍耐下去，要和它搏斗。“金君!这就是我出走家庭的大概情况。”

【作品鉴赏】“家庭”，这个人类社会的细胞，多么亲切，又多么珍贵。然而，在旧社会每个家庭却不一样：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的。《出走记》的主人公朴君的家的的确确是不幸的。小说就是以主人公向挚友金君来函作答的方式，生动地描写了朴君离家出走踏上革命道路的原委，详尽地展现了朴君家庭的不幸。作品宛如一幅笔力苍劲，色彩浓重的水墨画，透过那些贫困、愤懑、悲壮氛围的画面，隐约看到主人公斑斑血迹，道道伤痕，窥见吃人的旧社会的凶残，同时也看到了天下的穷苦人在血泊中挣扎出来，朝着光明的新世界奋力挺进的身影。

朴君原是一个勤劳、憨厚，“对未来抱着希望、憧憬着新的世界”的人，但在灾难深重的朝鲜，他已无法忍受日本殖民主义的重压和本国剥削阶级的盘剥，为了不使家庭毁灭，扶母携妻来到间岛(中国东北)。但是，在异乡的几年中，这个“家庭的栋梁”“无力养活家口”。他租不到田地，也找不到工作。为不使全家丧生，只好替人修炕、打短工、做零活……“勉强餬口”。堂堂五尺汉子，连家口都养活不了，为此，朴君哭过多次。他说：“我也是人，是有感情的人，对于我爱之如命的自己家庭遭受蹂躏，我怎能无动于衷呢?!”一直把“勤勉招福”当作金玉良言的朴君，凭着自己的一身力气，砍柴、割草、打马料、做大头鱼生意、磨豆腐……样样脏活重活都干，只求个温饱。可是，就这么拼死拼活地挣扎，还是不能苟延全家的性命。“充满着生气”的朴君，“理想化成了泡影”，“日子却过得一天比一天困难”。“接连两三天挨饿的情形已不仅是一次两次了。”秋去冬来，春过夏至，苦难的日子没个尽头。尤其使人惨不忍睹的是怀孕的妻子在灶火旁偷吃捡回家的桔皮。他“拿着桔皮的手颤抖起来，看着牙印的眼睛潮湿了。”他难过，他惭愧，他凄惋，“为什么还要埋怨这样的妻子呢?像我这样没有良心的家伙哪里有呢?”他惭愧极了，觉得“没有什么面目去见妻子”，不时地痛哭起来。回忆起妻子自从嫁到他家，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春夏秋冬不停地干啊干。“眼泪一滴滴地落在地上”，裙带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分娩几天的妻子同他一起推磨，砍柴，费劲地把柴顶着回来。“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早已背着孩子等在那里，身子冻得簌簌地发抖”，嘴里说：“现在才来，我以为又……”

是啊，在死亡线上煎熬的朴君一家，何时才能见到天日?他们勤劳，却不能维持生计；他们诚实，但换不回温饱，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社会逼他全家到这般地步，对于朴君一家，对于全世界的受苦人，就如同朴君所说“或者是拿起刮刀连我在内把一家都杀光，免得再一天天受罪；或者是拿起快刀出去做强盗，免得再挨饿。”但朴君既未自杀，也未去做贼行凶，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痛彻肺腑出走，踏上革命的征途。

每当他回忆往事，独自思考时，总有一种思想在脑海里萌动，就像春草一样的萌芽在滋长着。他痛切地感到：就勤勉和良心而论，没有谁能比上他一家，然而“社会欺骗了我们，社会拒绝了我们的忠实，相反，却侮辱、蔑视、虐待了我们。”为了“履行这个时代的民众的义务”，他觉得“哭泣，已经为时过晚了；悲哀，只是表明我们过分懦弱，”便毅然作出抉择，踏上拯救社会的革命道路。

小说突出的特色是在矛盾冲突中发展情节。作品虽短，容量有限，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局限，但作者取长避短，合理安排情节，避免了这种体裁带来的局限。作者从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中截取某一横断面，把为数不多的两三个主要人物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利用主人公的思想斗争的激烈，内心世界的复杂推进情节的发展。

细节的描写是小说的又一特色。雨果曾说过，人心是艺术的基础。正是因为作者谙熟人的心灵，懂得人物的内心活动在作品中的地位，他才能够纯熟地运用这一手法收到使人难忘的艺术效果。

一天，朴君看见妻子在厨房里吃什么，“看到我时吓一跳，很快就把手里拿着的东西丢到灶洞里去了。这时候，我心中感到一阵不快”。这个细节描写，令人联想到许多，全家人已经饿了三天，朴妻居然在厨房里偷吃东西，自然会引起对她的怀疑、怨恨和憎恶来。但在灶洞里拨翻，发现的竟是一块留着牙印的桔皮。这一细节衬出朴妻的可爱之处。朴君怎能不惭愧，不怨恨自己，不流泪呢?

上山砍柴这一细节也是催人泪下的。穷困中的夫妇在危难之时互相体贴之情跃然纸上：“妻子用头顶着，我背着，在漆黑的深夜，从山脚斜坡路上走下来。有时，滑了脚，撞在石头上，翻了跟斗跌倒在柴捆底下。妻子一声不响地把头上的柴捆放下，把压在柴捆底下挣扎着的我用尽力气搀扶起来。……”乍看上去，这一细节好像是在说明，其实是写他们生活之艰难，也同样有助于深化作品的主题。

小说以主人公向挚友来函作答的形式，读来质朴、自然，但在悲剧主题中蕴含了作者对旧社会的悲愤控诉和有力批判。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崔曙海现实主义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