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诗歌

土耳其诗歌

大量的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数百年前，土耳其的土地上已有诗歌萌芽。然而，真正的土耳其诗歌传统是肇始于公元9世纪后期至11世纪。那时，突厥部落迁徙到安纳托利亚地区，并在该区域的一些地方定居下来。乌古斯的突厥人也随之带来了一种表现力十分丰富的方言和非常发达的民间文学。当时安纳托利亚地区深受伊斯兰教、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影响。到了11世纪末期，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吸收其流行的文化，包括其哲学和文学。在这一同化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土耳其新文学传统特征的第一部诗歌作品诞生了，那就是由尤素夫·哈斯·哈吉布所创作的《福乐智慧》(1069或1070年)。《福乐智慧》用一种阿拉伯—波斯诗律阿鲁兹写成，由近六千五百个双行体构成，是一部诗歌形式的，并涉及政治、司法和伦理的庞大哲学论著。马哈穆特·喀什喀尔勒于1070年到1077年间编写了《突厥语大辞典》。这本突厥语及语法词典中载有许多伊斯兰教以前和伊斯兰教初期的土耳其诗歌，特别是史诗、抒情诗和说教诗的示例(包括一些片断)。

从13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形成，一直到19世纪中期，土耳其诗歌主要有三种传统：(1)受波斯文化影响的古典诗歌;(2)宗教(或称泰克)诗歌;(3)本土民间诗歌。此外从19世纪中叶至今，土耳其诗歌经历了一个向西方诗歌全面靠拢的过程。

1.古典诗歌：古典诗歌(又称宫廷诗歌)盛行达六个世纪之久，这一过程差不多正好与奥斯曼帝国的兴衰相一致。古典诗歌由文人贵族所写，为文人贵族而作，绝大部分出自宫廷诗人之手。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突厥族语言是古典诗歌的主要表达媒体;不过，用察合台方言和阿泽里方言创作的诗歌中也有一些杰作。土耳其古典诗歌自始至终深受波斯和阿拉伯诗歌的影响。古典诗人模仿并竭力效法波斯和阿拉伯诗人所用的诗歌形式、单韵和节奏模式、格律以及神话，并且大量地采纳了波斯和阿拉伯词汇。古典诗歌中占主导地位的阿鲁兹格律就起源于阿拉伯格律。阿鲁兹格律有其固定的结构。为了符合这种结构古典诗人有时有意改变土耳其语的元音，或者借用阿拉伯和波斯语的词汇。古典诗人也使用了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的主要诗歌形式，如加泽尔体、梅斯内维体等。

形式在土耳其古典诗歌中占主导地位，而内容则屈居其次。大多数古典诗人认为，内容是一种文学传统本身的自然产物。人们对于这种文学传统的概念和价值毫不怀疑，更谈不上对其进行革新了。因此，诗人一般认为作品具有独创性充其量不过是幸运之事，不可强求。诗人们所追求的是技巧上的完美。因此.他们竞相使用同样的题材，竭力在诗艺上达到尽善尽美，以便超越、或至少与他们的土耳其和波斯对手平分秋色。

尽管诗歌形式占据主导地位，杰出的诗人的创作还是经常表现了较高的灵性，具有清晰的感受性，以及强烈的艳情成分。然而，所有古典诗人的作品中的诗感似乎都比较狭窄。传统认可的是诗歌的深度，而非广度。在给定的题材范围内，富祖里、巴基、谢赫·加利普等古典诗歌大师用引人入胜的自我克制，从苦闷到欢乐，从狂热的节欲到无度的享乐。作为人类灵魂渴望与真主融为一体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构成了大部分古典诗歌的上层建筑。在一流诗人手中，古典诗歌传统产生了一大批优美的抒情诗歌和神秘主义诗歌。这些诗歌具有永恒的魅力。

早期的古典诗歌大师有谢希(约卒于1431)、艾哈迈迪(1334—1413)、艾哈迈特·帕夏(卒于1497)、艾哈迈迪·达伊(生活于15世纪)和尼贾蒂(卒于1509)等。古典诗歌传统中最伟大的诗人均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富祖里(1494—1556)是土耳其古典文学中最富于创造性的诗人。他出版了三本古典诗集，分别是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写成。另外他还创作了一些叙事诗。其杰作《莱伊丽和马季农》是一首由近四千个双行体组成的叙事诗。在这首长诗中，他对世俗之爱与神秘之爱进行了富有哲理的探索。富祖里是对后世的古典诗歌影响最大的诗人。下面是富祖里脍炙人口的诗句：“但愿我这破碎的心能有一千次生命!那样我每活一次就能为你牺牲一次。”富祖里的土耳其语诗歌是用阿泽里方言模仿内西米(卒于1404)的风格写成的。巴基(1526—1599)的加泽尔体和卡西德体世俗诗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巴基的诗行和双行体充满警句和隽语。哈亚利(卒于1557)和叶海亚·贝(卒于1582)以其技巧上的匠心独用和细腻的抒情性而闻名。鲁哈依·巴格达迪(卒于1605)创作的诗歌具有很强的道德倾向，至今仍然不失为富于哲理的社会讽刺诗杰作。古典传统最著名的讽刺诗人是内菲(1572—1635)。内菲在其杰出的卡西德体诗中对虚伪和造作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谢胡里斯拉姆·叶海亚(1552—1644)创作了精致优美的加泽尔体诗。奈里(约卒于1666)则以其典雅精美的抒情诗而著称。纳比(1642—1712)的诗歌充满理智的探索和对社会的评论。内迪姆(1681—1730)的诗歌讴歌人生的欢乐和大自然以及伊斯坦布尔城的美丽。他给古典诗歌带来了一种清新的风格。这种风格主要来自当时伊斯坦布尔人轻松欢快的土耳其口语。古典诗歌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师是谢赫·加利普(1758—1799)。除了创作一部出色的古典诗集外，加利普还写了《美与爱》，这是一部感情热烈的神秘主义寓言作品。虽然古典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但在谢赫·加利普之后没有再出现过杰出的诗人，没有产生具有文学意义的重要作品。

2.宗教(或称泰克)诗歌：宗教诗歌在神秘派、伊斯兰教教士、以及其他教义与教派的信徒之中盛行。在宗教诗歌领域中，神学中心(即泰克)的成员特别多产。宗教诗歌借鉴和吸收了古典诗歌和民间诗歌，并与之发生重叠。早期宗教诗歌的两位大师是叶塞维(卒于1166)和基赫(约卒于1250年)。最伟大的宗教文学巨匠是诗人兼圣徒鲁米(1207—1273)。他创作的六卷近二万六千个双行体诗都是用波斯的梅斯内维体写成，涉及神秘主义主题。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宗教诗歌创作比较突出的诗人有维莱德(鲁米之子)、阿舍克·帕夏(1272—1333)和古尔谢利。宗教诗歌传统中最著名的杰作要算苏莱曼·切莱比(卒于1422)创作的梅夫利德体诗作(1409年)。这首颂扬先知穆罕默德的赞美诗在伊斯兰教土耳其人之中被当作挽歌传唱。两位民间诗人，卡伊古苏·阿布达尔(生活在15世纪)和皮尔·苏尔坦·阿布达尔(生活在16世纪)，对土耳其宗教诗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两人的诗歌代表了阿莱维·贝卡塔西运动。这一运动长期被视为异端，是对传统的伊斯兰教部分教义的背离。

3.本土民间诗歌：与古典诗歌并行的土耳其民间诗歌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在伊斯兰教传人以前的时期，游牧的突厥部落流传下各种各样的史诗，而民间诗歌即源自这种史诗传统。虽然大部分史诗已经失传或残存不全，但从一部名叫《乌古斯纳姆》的史诗来看，在受到有伊斯兰教倾向的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影响以前，土耳其人民早已具有很高的诗歌才能。奥乌兹部落的《代代·科尔库特的故事》里包含的一些诗歌也是民间诗歌传统的一个来源。诗人兼乐师们创作并保存了民间诗歌，使民间诗歌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古典诗歌由文人贵族所写，为文人贵族而作，民间诗歌则与古典诗歌相反，以其自然、真挚和质朴，表现了未受过教育的阶层的诗感。民间诗歌运用土生土长的诗体，如土耳库体和玛尼体等等，大多即兴而作，和乐而唱，充满着元音谐音和不甚精确的押韵，使用简单的音节格律。爱情、英雄主义、大自然的美丽，以及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成了民间诗歌反复吟咏的主题。民间诗歌清新自然，毫不矫揉造作，带有鲜明的写实主义色彩、纯朴的幽默感以及优美的抒情性。虽然民间诗歌离开音乐会部分地失去其和谐性，但是它在土耳其乡村地区以及文学爱好者之间依然流行。这些诗歌对土耳其现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诗人除了借鉴民间诗歌的韵味和风格外，还吸收了民间诗歌中鲜明的节奏、以及大量的词汇和习语。尤努斯·埃姆莱(1238—1321)是天才的民间诗人。他既擅长民间诗歌，又精于古典诗歌，作品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其中一些诗歌已经失传。埃姆莱的诗富于哲理性，幽深玄奥，善于使用优美的民间习语。他的诗悦耳动听，充满生动的意象，新颖的隐喻。埃姆莱对以后几个世纪的土耳其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埃姆莱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许多诗人创作了一流的诗歌，如爱情和田园诗人卡拉贾奥兰(约1606—1679或1680)等。

4.土耳其诗歌的欧化：19世纪中叶是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关键时刻。年轻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拯救帝国的道路。他们想仿效欧洲的形式发展技术、改革政治和繁荣文化。1840年坦齐玛特运动(即革新运动)，旨在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面向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新倾向，使年轻的一代诗人接触到法国诗歌的美学理论和诗体。他们虽未抛弃阿鲁兹韵律，但在诗的形式、节奏和风格方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接着，土耳其出现了反对使用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语的倾向。在那些力图在本国建立自由和民主的体制、赢得独立、不受外国政治支配的诗人那里，诗歌获得了社会的共识和政治性功能。齐亚·帕夏(1825—1880)和锡纳西(1826—1871)为土耳其文学引进了新的概念和新的体裁，而纳默克·凯马尔(1840—1888)，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倡导人。埃克雷姆(1847—1914)和塔尔汉(1852—1937)模仿法国浪漫主义诗歌。塔尔汉是个多产的诗人，写了许多诗剧，并以不断创新而闻名。塔尔汉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既具有戏剧性的感染力，又富于哲理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特的高压政治下，大多数土耳其诗人避入一种单纯美丽、富于诗情画意的境界，企图以温柔的感伤和懒散的忸怩造作之风去塑造一种质朴、纯真和愉悦的审美观念。他们动用大量新的节奏和富于想象力的隐喻将现实进行抒情性的变形。这些新的节奏和富于想象力的隐喻是凭借流行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和相当松弛的阿鲁兹韵律表现的。有一批模仿法国诗歌的诗人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们被称为知识宝库派，是因其出版的文学杂志《知识宝库》而命名的。知识宝库派的领袖人物泰夫菲克·菲克雷特(1867—1915)还创作了一些愤慨的政治诗，谴责土耳其苏丹的专制和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的政治制度。他的诗作代表了土耳其诗歌在形式和概念上进步的新方向。菲克雷特和杰纳普·谢哈贝丁(1870—1934)一起推进了土耳其现代诗歌的西方化。

同时，土耳其诗歌的许多传统和形式在文坛上继续存在，并且相当活跃。一些次要的诗人继续创作古典诗歌。民间诗歌不但保持了其大部分韵味，而且对那些努力剔除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吸收的外来语、为建立广泛的民族主义意识而奋斗的年轻诗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诗人兼社会哲学家齐亚·格卡尔普(1875—1924)创作了一些表达土耳其民族主义理想和愿望的诗歌。尤尔达库尔(1869—1944)和伯吕克巴舍(1869—1949)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采用了民间的格律和形式，以及朴实无华的口语体语言。埃尔索伊(1873—1936)擅长诗歌技巧，是一位阿鲁兹体诗歌大师。他的诗歌主要歌颂土耳其民族的荣耀和伊斯兰教的至善。埃斯雷夫(1846—1912)，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杰出的讽刺诗人。对反对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汇的运动，迈向建立具有土耳其民族特色的诗歌做出了一定贡献。

诞生于1912年的土耳其共和国，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共和国加强了土耳其民族的团结，掀起了一场剔除土耳其生活中伊斯兰教成分的运动，并将重点转向土耳其的西方化，其中包括引入拉丁字母表。在共和国的早期，诗歌成了宣扬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工具。古典诗歌和古典格律受到年轻一代诗人的强烈谴责。土耳其的民族诗体和音节格律大受欢迎。举国发起了一个旨在系统地净化土耳其语言的运动。萨姆勒贝尔(生于1898)等五位音节格律诗人创作了朴实无华的诗歌，赞美爱情，歌颂大自然之美以及土耳其民族的荣耀。

然而，一些诗人避开民族主义主题，转向表现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风格。阿赫梅特·哈希姆(1884—1933)，能十分娴熟地创作阿鲁兹体诗歌，并能在诗中成功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在叶海亚·凯马尔·贝亚特勒(1884—1958)的支持下，新古典主义大受欢迎。贝亚特勒是一个技巧高超的诗人。他歌颂爱情，缅怀奥斯曼帝国时代，描绘伊斯坦布尔城的美丽以及关于生与死的玄学观。他的诗以其语言优雅和音韵悦耳动听而某种著称。内吉普·法泽尔·基萨库雷克(生于1905)运用目的论，探索现代人的苦闷。德拉纳斯(生于1909)和坦皮纳尔(1901—1961)创作了一些土耳其诗歌中最优秀的抒情诗。兰(1902—1963)成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倡导者，他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改编成自由体，引入土耳其诗坛。然而只有当年轻一代诗人从法国引入自由体后，自由体诗歌才真正在土耳其流行起来。

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年里，诗人们加快了几十年前在诗歌领域开始的大部分实验和革新。超现实主义在土耳其诗坛上昙花一现。嗣后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这个由里法特(生于1914)和安达伊(生于1915)发起，得到一大批诗人赞同的流派将诗人置于复杂的社会体系的中心，并使诗歌具有实用主义的功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多数诗人充当了揭露当时土耳其社会问题的旗手。他们的诗歌反映了普通人的挫折和希望。于是诗歌不再是表现主观经验的手段，而成为表现客观真理的工具。战后的土耳其诗歌，一般采用自由体，但有时也用民间诗体和格律。这种新型诗歌吸收了土耳其语言中所有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习语和表达法。批评家阿塔斯(1898—1957)为引导20世纪40、50年代诗歌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同一时期，塔兰西(1910—1956)所创作的优美抒情诗表现了人类普遍的情感。土耳其诗坛还出现了一位杰出诗人：达拉尔贾(生于1914)。他的诗歌题材十分广泛，富于哲理探索，大量使用隐喻，语言铿锵有力，在20世纪土耳其诗坛上几乎无与伦比。谢莱比(1907—1958)创作了一些早期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可惜不够完美。比尔塞尔(生于1919)在其诗歌中将巧妙的口语体式与声音跳跃融为一体。

土耳其诗歌的最新发展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抽象诗潮。这一诗潮提倡抽象诗歌，又称“无意义诗歌”，它试图将土耳其语言中的一切富于想象力的因素调动起来，探索抽象的现象和形态。伯尔克(生于1916)等是这个诗潮的倡导者。在不久的将来，现代土耳其诗歌可望进一步发展。到那个时候，美的形式与感人的内容将达到高度的统一。因此，土耳其诗歌的影响将会超越国界，传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