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宗崩驾疑案新探

顺宗崩驾疑案新探

 

一 正名

乍读本文题目，大家定以为这是一篇史学论文。本文固然从顺宗时事入笔，其实，目的还在于探讨若干篇描写顺宗时事的文学作品，重点是研究李贺《汉唐姬饮酒歌》的题旨，从而说明顺宗李诵崩驾的前前后后及其原因，目的在以史证文，以文补史，沟通史学与文学。

二 问题的提出

唐顺宗李诵是怎样死的?

《顺宗实录》(旧题韩愈撰。张国光以为韩愈所撰之《顺宗实录》已佚，今存于韩愈集中的《顺宗实录》，乃是韦处厚所撰，误为韩愈撰。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张国光《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其说欠妥。)是这样记载的：

“永贞二年(按即元和元年)正月景戌朔(按《旧唐书·顺宗纪》、《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均作‘丙寅朔’，陈景云《韩集点勘》：‘按顺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则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为是’。当从之。)太上皇于兴庆宫受朝贺。”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兴庆宫咸宁殿。”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顺宗受朝贺日到崩驾日，仅相去十九天;二，实录仅言“崩”，未书原因，其他史书同此。

顺宗崩驾的疑案，在史书中是找不到直接答案的，因为新旧《唐书》的《顺宗纪》、《资治通鉴·唐纪》所记，大抵本于《顺宗实录》。韩愈所撰之《顺宗实录》，记及顺宗朝禁中事宜，几经修改、详正刊去，见路随《修定顺宗实录错误奏》及《旧唐书·路随传》。况且《顺宗实录》“未周悉”，记朝中事详，记禁中事则略，所以，顺宗死因，在《顺宗实录》里初未谈及。

陈寅恪先生已经注意到李谅《续玄怪录》与永贞时事有关系，他指出：“盖其党类(指阉宦)于永贞之末，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他从史书的字里行间，综观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极是。但陈氏以为《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乃是假道家“兵解”之词，以记宪宗被弑之实，(见《顺宗实录与续幽怪录》，载《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却未为学界公认。卞孝萱同志的《刘禹锡年谱》：“宪宗元和元年正月改元，顺宗卒。”附注云：“陈寅恪认为这(企按：指《续玄怪录》卷一‘辛公平上仙’条)是影射宪宗被杀，误。他(企按：指李谅)用传奇表达顺宗被杀的隐事，以抒其悲愤，留下珍贵的史料。”后来，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采用了卞孝萱同志的意见，于卷四《晋文公问守原议》的体要部分，确认李谅《续玄怪录》卷一‘辛公平上仙’条，是记载顺宗被弑的“幸存史迹”。

顺宗被弑这一历史疑案，真的成了“剑匣帷影”无可考索了吗?是否除了《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外，就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助证了吗?笔者为此而综采各种史料，旁及唐人文学作品，揆理而论，撰《顺宗崩驾疑案新探》，证成近代学者的发见。

三 谈谈与顺宗崩驾有密切关系的三个问题

要探讨顺宗死因，不能不回溯永贞时事。永贞时事极多，笔者在此先谈三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

首先，谁是永贞政治改革运动的主导者?

封建史家都把永贞时事归罪于王叔文其人。“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新唐书·柳宗元传赞》)“惜乎寝疾践祚，近习弄权。”(《旧唐书·顺宗纪》附史臣韩愈言)韩愈《永贞行》也说：“君不见太皇亮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这实在是冤枉了王叔文的。平心而论，顺宗李诵并不象乃父李适那样刚愎自用，贪婪昏庸，乃是个英睿果断、极有政治识见的君王。李诵在东宫时，已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才干来：

《顺宗实录》云：

建中元年，立为皇太子。慈孝宽大，仁而善断，留心艺学，亦微信尚浮屠法，礼重师傅，引见辄先拜。善隶书，德宗之为诗并他文赐大臣者，率皆令上书之。……外则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以奸佞相次进用。延龄尤狡险，判度支，务刻剥聚敛，以自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进见，侯颜色，辄言其不可。……德宗卒不相延龄、渠牟，上有力焉。

《旧唐书·顺宗纪》附“史臣韩愈曰”：

从幸奉天，贼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尝侍宴鱼藻宫，张水嬉，彩舰雕靡，宫人引舟为擢歌，丝竹间发，德宗欢甚。太子引诗人好乐无荒为对。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

德宗晏驾后，李诵登位。他推行了许多改革弊政的有力措施，都是他当太子时早就想实施的政治主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

太子尝与诸侍读及叔文等论及宫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

《顺宗实录》：

“(宫市之患)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五坊小几张捕鸟雀)上在春宫时，则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

至于王叔文等人被信用，也是李诵在东宫时长期考察的结果。这个问题，前人述之详矣。柳宗元《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贞元中，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后，凡十有八载，献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先帝弃万姓，嗣皇承大位，公居禁中，訏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铭曰：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这都是柳宗元称赞王叔文具有辅弼良才的话。李诵对王叔文也是极为赏识，《旧唐书·韦执谊传》记载李诵的话：“太子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也说：“时有寒隽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新唐书·王叔文传》：“王伾密语诸黄门，陛下素厚叔文，即由苏州司功参军拜起居郎、翰林学士。”

顺宗登位后，病喑不能语，但内外大事，还是出于他的旨意。“群臣奏事，从帷中可其奏。”(《新唐书·王叔文传》)“美人以帝旨传忠言，忠言授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新唐书·刘贞亮传》)《顺宗实录》载顺宗任王叔文为度支盐铁副使时的制文云：“朕新委元臣，综厘重务，爰求弍职，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识瓌材，寡徒少欲，质直无隐，沈深有谋。其忠也尽致君之大方，其言也达为政之要道，凡所询访，皆合大猷，宜继前劳，伫光新命，可度支盐铁副使，依前翰林学士本官，赐如故。”尽管这个制文是辞臣所作的，然赞语之大旨亦当出于顺宗。

由此可见，顺宗李诵是永贞政治改革运动的主导者，王叔文则是许多进步政治人物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顺宗辅臣中的一个佼佼者。

其次，永贞政治改革运动主要打击谁?

唐顺宗即位后，针对唐德宗时代的腐败政治，推行了许多有力的改革措施，诸如：召回被德宗贬黜的政治家，荐举、访择“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的人才，一面安抚愿意服从中央的节度使，一面打击有野心的藩镇，悉罢盐铁使的进奉，贬斥京兆尹李实，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伎，禁除五坊小儿捕鸟雀等等，其中，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便是打击宦官的势力。择其要者而言之：一，“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此事未见于《顺宗实录》，载《册府元龟》卷五○七邦记部“俸录”)二，禁罢宫市。《顺宗实录》：“旧事宫中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官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名为宫市，而实夺之。”《新唐书·食货志》：“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估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宫市弊政，直接受益者乃是宦官。可见，禁罢官市是打击宦官势力的重要措施。三，谋夺宦官兵权。《顺宗实录》：“(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检校右仆射，兼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叔文欲专兵权，藉希朝年老旧将，故用为将帅，使主其名，而寻以其党韩泰为行军司马，专其事。”宦官专兵权，是德宗种下的祸根，顺宗、叔文等深知其弊，因而果断地采取了这个措施。王元美说：“而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为神策行营节度使，而韩泰为司马，夺宦官之兵权，而授之文武大臣。”(见《读书记》卷三)王氏对此举所作的“最要”、“最正”的评价，是极中肯綮的。

再次，永贞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反对者是谁?

永贞政治改革运动触及到宦官、藩镇、贵族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他们疯狂地勾结起来，先是恶毒地咒骂，继之而来的是挟持顺宗，拥立宪宗，贬斥二王，其势汹汹。“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诋诃万端，旁午抅扇，尽为敌仇。”(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最激烈的反对派还数宦党。《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内官俱文珍恶其(指王叔文)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又：“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权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镇无以兵马入。希朝、韩泰已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改革措施时时遭到宦官的阻挠和破坏，接着，就出现了宦官们恣行胁迫顺宗内禅，扶持宪宗登位的事件。这一件事，分两步走：

第一步，七月乙未，诏军国政事宜权令皇太子纯勾当。

第二步，八月庚子，下诏云：“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兴庆宫，制勑称诰，所司择日行册礼。”八月乙巳，皇帝即位于宣政殿。

内禅事，非出顺宗自愿，乃是禁中、朝庭腐朽势力勾结胁迫的结果，《顺宗实录》载此事云：

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见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会其与执谊交恶，心腹内离，外有韦臯、裴垍(当为均)、严绶等笺表，而中官刘光奇(当为琦)、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上固已厌倦万机，恶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等人至德殿，撰制诏而发命焉。

这段文字，有些地方讲了老实话，说明顺宗内禅是宦官挟持、藩镇胁迫的产物。有些地方，说的却是假话，如“上固己厌倦万机”、“恶叔文等”，掩盖了宦官、藩镇相互勾结、胁迫顺宗的罪恶。事实上，顺宗长期以来希图改革弊政，岂能于推行新政之际“厌倦万机”呢?顺宗和王叔文等人相交十八载，情深谊长，配合默契，岂能“恶之”于一旦呢?这段史事，瞒不过后代史家的眼睛，王夫之曾为之发过议论，说：“宪宗储位之定，虽出自郑絪，而亦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诸内竖修夺兵之怨，以为诛逐诸人之地。”(见《读通鉴论》卷二十五)真是一言破的。

综上述三问题而观之：顺宗是永贞政治改革运动的主导者，革除宦官专权的弊政，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目标，因此，政治改革必然遭致宦官的反对，顺宗李诵必然遭到宦官的怨恨。王叔文等人是政治改革的具体执行者，固然成为宦党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宦官们心里很明白，王叔文等人是顺宗起用的，因此，废顺宗、立宪宗，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治改革运动的重大决策。我们要研究顺宗崩驾的疑案，这三个问题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

四 斗争的激化

宪宗既受宦官拥戴，即位后，自然竭力按照宦党的要求行事，迅即打击太上皇李诵信用过的人。首先，贬斥王叔文、王伾，宪宗《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参军制》：“置驰驿发遣”，迫不及待地把他们两人发送贬所。接着，贬逐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远州刺史。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起惊人的事件。今存之《顺宗实录》对于这件事，只字不提。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却记录了这个事件的有关情况。

《旧唐书·刘澭传》：

授秦州刺史，以普润为理。及顺宗传位，称太上皇，有山人罗令则诣澭言异端数百言，皆废立之事。澭立命系之，令则又云，某之党多矣，约以德宗山陵时，伺便而动。澭械令则送京师，杖杀之，后录功赐其额曰保义。

《新唐书·刘澭传》：

宪宗立。方士罗令则诣澭营妄言废立，以动澭。命系之，辞曰：吾之党甚众，公无囚我，约大行梓宫发兵，无不济。澭械送阙下，杀之，录功，号其军曰保义。

《资治通鉴》卷二三六：

(永贞元年)冬十月，舒王谊薨。山人罗令则自长安如普润，矫太上皇诰，征兵于秦州刺史刘澭，且说澭以废立。澭执送长安，并其党杖杀之。

上述史料，比较可信。宦官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曾把涉及他们利害的大量永贞时事强行删削，但是，删削总不能尽净。而那些被他们遗留下来的史料，却为我们探求历史真相，提供了线索。罗令则游说刘澭的史料，诸史所载，互有异同，却又互为补充。它们明白告诉我们，在永贞元年十月时，山人罗令则到刘澭处进行游说，有五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矫称太上皇诰;(二)，向刘澭征兵;(三)，说废立之事;(四)，声称其党甚众;(五)，约于李适归葬时行动(企按：应劭《风俗通义》云：“皇帝新崩，未有定谥，故总其名曰大行皇帝。”其时李适庙谥未定，当以《新唐书》所记为是。)这个案件表明：以顺宗、王叔文为一方的要求改革政治的人物和以宪宗、宦官为一方的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随着宪宗登位而缓和，也并不因贬斥两王、刘、柳而告终。相反，斗争还在继续，拥护顺宗的大有人在，他们还在四出活动，力图挽救残局。因此，这个案件既是永贞时代矛盾激化的具体表现，更是日后宦党残酷戕害进步人物的导火线。我们只要排出一个时间表，就可以从中窥见其秘奥。

永贞元年

十一月壬申，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宪宗《贬韦执谊崖州司马制》：“朕初临万邦，务于宏大，每存容恕，冀有悛心，而乃不顾宪章，敢行欺罔，宜投荒服，以儆无良。”

十一月，改贬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準、程异等七人为远州司马。改贬的原因，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朝议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

元和元年

正月，赐王叔文死。史书或云：“明年诛之”，或云“赐叔文死”。明年，即指元和元年。赐死日期，史载不明，笔者认为当在顺宗崩驾之前后。

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兴庆宫咸宁殿。

加重对王叔文、韦执谊、刘、柳等人的处置，是永贞元年十月罗令则案件促成的。李忠言、牛美人从此在史书上消失，当属“某之党多矣”而株连的。(两人是被杀，还是遭贬斥，史书并未明言;在文学作品中，却露出一些端倪。张国光同志在《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一文中就认为柳宗元的《梁丘琚赞》是悼念李忠言之被杀害，可信;李贺《汉唐姬饮酒歌》借着对唐姬的赞美，似是歌颂牛美人，并暗示了她的去向，详见下文“八”。)“矫太上皇诰”、“说废立之事”，更是顺宗遽死的原因。罗令则到秦州刺史刘澭处”说废立之事”，约请刘澭发兵，这不仅威胁着宪宗的皇位，而且宦党也将当作芟除的直接对象。因此，案发后，以俱文珍、刘光琦等人为代表的宦党，在宪宗的支持下，必然采取一系列的严厉措施。于是，叔文命死，刘、柳等人远斥，牛、李隔绝，李诵被幽闭在兴庆宫，乃至最后被弑戮。

斗争激化的结局，致使顺宗惨遭不测。一张时间表，确实给人们以很多值得深思的启示。

五 文学作品中的佐证(一)——李复言《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

一手难以遮天。史书是官修的，固然可以凭借“王权”任意删削史料，但历史事实却是无法改变的。宫闱虽秘，总得外传，顺宗崩驾的疑案，却在同时代人的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用不同的方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来。中唐时代文人笔下涉及顺宗崩驾的作品，有好几篇，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绝非孤文单证。这些文学作品，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它们和今存之史料，相互参证，互为补充，从而把那些已被宦官们删削掉的历史事实，或被封建史家歪曲掉的历史真相，重新揭示出来。

陈寅恪、卞孝萱、章士钊诸人都认为李复言《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假传奇以记唐代帝王被弑的事实，笔者赞同其说，不再赘述。另拈出两点，补证此说。

(一) 李复言唯恐别人不明自己的文意，特地在行文中多次点明本文不是描写奇诞古怪的鬼神故事，乃是表现人世间的“天子”死于非命。这些提示性的文字，分散各处，容易忽视，如果把它们集中在一起，用意十分显明。如：

“王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辛(原为幸字，按上下文意，当为辛字)君能一观。’”

“(臻)曰：‘固不识我，乃阴吏之迎驾者。’”

“将军曰：‘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驾，何不遂行?’”

“秘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

文中一再点明这是“天子上仙”。“攀髯之泣”，用了《史记·封禅书》中的典故：“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唐代诗人亦常用堕髯、号弓指帝王崩驾，如元稹《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挽歌词》：“号弓那独切，曾感昔年招。”《宪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词》：“触鳞曾在宥，偏哭堕髯前。”李复言作文妙在“卒章见义”，文末的“秘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画龙点睛地说明唐宫中的这一场弑戮，是秘密地进行的，隔了一段时间，才公开发丧。

(二) 李复言即李谅，排行第六，与白居易同年中举，极友好，常有诗歌往还。(说见卞孝萱《<续玄怪录>作者及写作年代探索》，载《江海学刊》总第三十二期)永贞元年三月，他受王叔文的赏识，任命为度支盐铁使巡官，五月，因王叔文的推荐，改任拾遗，直到元和元年春，尚在任上。卞孝萱同志引白居易诗，以为李谅于永贞元年春已任拾遗之职，时序有误。按：王叔文于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三月丙戌，诏充度支盐铁副使，于永贞元年五月辛卯，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柳宗元作《为王户部荐李谅表》：“窃见新授某官李谅，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强以有礼，敏而甚文，求之后来，略无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使，以谅为巡官，未及荐闻。至某月日，荆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谅实国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谏官，使备献纳，冀它日公卿之任。”则李谅之任拾遗职，当在五月辛卯之后。然其时花事已过，白居易招“李六拾遗”至华阳观赏花饮酒，是不可能的事。白居易于永贞元年任校书郎，直到元和元年冬调任周至县尉以前，曾在华阳观居住过。《自城东至以诗代书戏招李六拾遗、崔二十六先辈》：“应过唐昌玉蕊后，犹当崇敬牡丹时，暂游还忆崔先辈，欲醉先邀李拾遗。”《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华阳观里桃花发，把酒看花心自知。”这两首诗告诉人们：白居易于华阳观招饮李谅，时当元和元年春，其时李谅还在京师任拾遗职。自此以后到元和六年任彭城宰以前，李谅的行踪还不很清楚。唯《续玄怪录》卷四“定婚店”云：“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必无成而畏。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见议者……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按照《续玄怪录》的惯例，李谅往往于故事结尾处，记下自己的官职和行踪，《定婚店》一文中题其店的“宋城宰”，或即李谅，这与白居易《李谅除泗州刺史……制》所云的“三宰剧县”亦合。

从以上行踪可以看出，李谅在永贞时代受知于王叔文，先任度支盐铁使巡官，后改任拾遗，直到元和元年春，尚在长安，后因坐叔文党，出为地方官。元和二年，任宋城宰，六年，任彭城宰。在长安时期，曾风闻过顺宗崩驾的消息，因而隔了一段时间(四、五年)，借用传奇形式，在迷离恍惚的情节中，煞费苦心地把这个历史事件记录下来。

六 文学作品中的佐证(二)——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

世綵堂本《柳河东集·晋文公问守原议》题下注云：

唐自德宗惩艾泚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威柄下迁，政在宦人，其视晋文公问守原于寺人尤甚。公此议虽曰论晋文之失，其意实悯当时宦者之祸。逮宪宗元和十五年，而陈弘志之乱作，公之先见至是验矣。

这段注文，钩玄提要，确是道出了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的题旨。至于“公之先见至是验矣”一语，却很不的当。柳宗元这篇文章，写于被窜逐南隅之后;他卒于元和十四年，当然是见不到陈弘志作乱事。《晋文公问守原议》并不是预言性的言论，乃是追言德宗、宪宗过失的文字，寓意深远：

柳宗元云：“不宜谋及媟近”，意在追责德宗、宪宗谋及蝶近、委政宦官的政治错误。

柳宗元云：晋文公的行动，影响到后代，致使汉代出现“弘石得以杀望之”，意在追数德宗、宪宗宠信宦官的错误。永贞时，宦官领神策兵，掌军权，酿成王叔文被杀、韦执谊被贬的恶果，这与“弘石得以杀望之”有什么两样呢?王鸣盛说过：“假令叔文计得行，则左右神策所统之内外八镇兵自属于六军，天子可自命将帅，而宰相得以调度，乱何由生邪?”(见《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王氏的推想和柳文的用意，是一脉相承的，都指出宦官之乱的根源在于君王的纵容。

柳宗元云：“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这是文章结尾的两句话，很不好理解。《春秋》许、赵之义，究竟是什么?章士剑《柳文指要》卷四云：“义犹有进，《左传》宣公二年，赵穿弑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盾，宣子名也。”“又，昭公十九年，许悼公疾，五月，饮太子之药而卒，太子奔晋。书曰：许世子止弑其君实。之二事者，皆赫然弑逆案也。”章氏并没有对《春秋》原义加以探究，仅引述《左传》的文字，直接指称这二件事为逆案，并由此而涉想到永贞逆案，这显然是误解了《春秋》原义，误解了柳宗元文意的。按《春秋》曰：“(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又云：“(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孔颖达疏曰：“经书赵盾弑君，而传云灵公不君，又以明于例，此弑宜称君也。弑非赵盾，而经不变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责执政之臣”。“许止身为国嗣，国非无医而轻果进药，故罪同弑。二者虽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盖为教之远防也。”由此可知，《春秋》记赵盾、许世子止弑其君二事，并非“赫然弑逆案”;《春秋》许、赵之义，乃是良史秉笔直书，以深责执政之臣，垂教化于后世。那么，柳宗元为什么要在本文结尾提到这二件事呢?世彩堂本《柳河东集》的注者，固然看到宦官作乱的一面，但是，他们并不理解《春秋》许、赵之义，也未懂得柳宗元写作本文时运用《春秋》大义的意图。其实，柳宗元在这里反用了《春秋》许、赵之义，隐而不露地揭示中唐时代缺乏“良史”，没有人敢于把永贞时代“君不君”、“臣不臣”的逆乱事件秉笔直书在史册中。而造成“弑君”逆乱事件的主凶，恰恰正是那些“媟近”者，为此，柳宗元要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一文的结尾，著明“晋君之罪”，亦即著明酿成宦者之祸的唐德宗、宪宗的罪过。柳宗元于永贞时，参与枢机，亲躬密近，后来虽遭贬斥，与友朋还时有往还，因此对宫禁秘事，时有所闻。然而宪宗登基，宦官专权，天下钳口，柳宗元不能明言，因而藉《春秋》大义，痛心疾首地点出永贞时臣弑君、子弑父的现实，慨叹“良史”之不存。

七 文学作品中的佐证(三)——刘禹锡《子刘子自传》

刘禹锡遭贬以后，为避免政敌的谗毁，语多讳避。他在七十一岁时，多病，因自为铭传，略述平生历履出处，云：“东宫即皇帝位。是时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能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于是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临近绝命，他可以说说心里话，因此，《子刘子自传》一文，记事近真，评骘公允，是我们研究永贞时事的宝贵资料。

前人对于“宫掖事秘”这段文字，往往着眼于“内禅”事，但详按史书，可知刘禹锡运用“建桓立顺”的历史事件是有深意的。

《后汉书·梁冀传》：

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复立桓帝。

《后汉书·质帝纪》：

(本初元年)闰月甲申，大将军梁冀潜行鸩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岁。

“建桓”即指此，“生杀予夺”之权，操之于外戚梁冀之手。

《后汉书·顺帝纪》 ：

(延光四年)十一月丁巳，京师及十六郡国地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锺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立顺”即指此，废立之权，全由宦官操纵。

综观这二个历史事件，包含着这样几种意义：一，弄权者任意废立皇帝;二，弑前帝，立后帝，三，弄权者为宦官和贵戚集团。“建桓立顺”既然出于阴谋和暴力，可见刘禹锡运用这个历史典故，就暗示着所谓的顺宗“内禅”事件的背后有阴谋。这一场阴谋，既包括宦官勾结贵族官僚集团胁迫顺宗内禅，也包括这些人弑戮顺宗的事实，否则，刘禹锡运用这个历史典故就很不确切。联系上下文意看，刘禹锡是把“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和“于是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当作因果关系来表现的，说明王叔文“首贬渝州”是胁迫顺宗内禅的结果，王叔文“后命终死”是和顺宗被害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也为我们探索顺宗崩驾疑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八 文学作品中的佐证(四)——李贺《汉唐姬饮酒歌》

李长吉歌诗中，有一首《汉唐姬饮酒歌》颇费解。我们如果把它和顺宗崩驾疑案联系起来考察，则《汉唐姬饮酒歌》一诗的题旨，可以迎刃而解;同时，又可以为疑案之平质提供佐证。

《汉唐姬饮酒歌》咏汉代董卓废弑少帝的故事。李贺决非仅仅在发思古之幽情，实际上是他借作诗以攄写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愤懑感情。详考李贺一生，仅历二帝崩驾。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病逝，史有明文;顺宗于元和元年正月突然“崩驾”，死因不明。上文，我们已经根据今存之史料、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推断出顺宗死于非命。那末，李贺《汉唐姬饮酒歌》一诗，也正好为我们提供顺宗崩驾的证据，尽管这种佐证是通过诗歌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试看：

“御服沾霜露，天衢长蓁棘。”

这两句诗，用的是汉代伍被谏淮南王的话：“今臣亦将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见《汉书、伍被传》)御服沾露，喻帝位已失;天衢长棘，喻国是多艰。李贺时代，只有唐顺宗在群凶胁迫下进行“内禅”，被幽居在兴庆宫咸宁殿时，才过着这种“御服沾霜露，天衢长蓁棘”的生活。

仗剑明秋水，凶威屡胁逼。

强枭噬母心，犇厉索人魄。

这是一幅董卓、李儒威逼、杀害汉少帝的图画。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按《说文解字》：“枭，不孝鸟是也。”张华《禽经注》：“枭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目翔去也。”董卓、李儒威逼少帝，用“犇厉索人魄”形容之，很恰当;然而用“强枭噬母心”表现董、李的罪行，却不合情理。笔者往日读长吉诗至此，曾记下“必别有所指”的话。所指为何?只得付诸阙如，存疑俟考。现在，联系永贞时事，重读此诗时，才恍然大悟。李贺在诗里，确是借咏董卓废弑少帝事，喻指当代生活。四句诗，分明是一幅宪宗、宦官和贵族官僚集团勾结起来威逼、杀害顺宗的图画。作如是观，《汉唐姬饮酒歌》的诗意，就豁然贯通。正因为宪宗李纯有负于人子之情，很怕人触及他的隐私。《旧唐书·崔群传》载：“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鎛欲加孝德二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鎛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将这段史料和李贺诗“强枭噬母心，犇厉索人魄”共读，难道还不能悟出一些道理来吗?

“金隐秋尘姿，无人为带饰。

玉堂歌声寝，芳林烟树隔。”

“妾身昼团团，君魂夜寂寂。

蛾眉自觉长，颈粉谁怜白?”

这一位被喻作“唐姬”的女子是谁?她就是唐顺宗即位后进行政治改革的得力助手牛美人。

《新唐书·郑絪传》：

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广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诏，絪不请，辄书曰：“立嫡以长”，跪白之，帝颔乃定。

《新唐书·刘贞亮传》：

会顺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

李肇《国史补》：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

这个女子后来命运如何?史载不明。根据永贞时斗争激化的政治形势推测，她在顺宗被幽闭、杀害以后，失去政治上的倚托，宦党一定不会放过她，定象王叔文等历史人物一样，遭罹厄难。李贺通过历史典故，塑造了唐姬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诗人对牛美人这个历史人物的同情和赞颂。

九 结语

探讨反映顺宗时事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阐明这些作品的题旨、作者的用意和匠心，为顺宗崩驾质疑提供线索，证成李诵死于非命的观点。而探讨顺宗崩驾疑案的史学意义，在于深入揭示唐代宦官之祸的严重性。历代史家都以为唐代帝王之废立，受制于宦官，当始于穆宗。《新唐书·僖宗纪赞》首创其说，云：“唐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司马光说得更为具体：“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废嫡立庶，以成陈洪志之变。宝历狎暱群小，刘克明与苏佐明为叛。其后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晦为之魁杰，至自称定策国老，目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药矣。”(见《资治通鉴》卷二六三)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采取此说，云：“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拨开顺宗崩驾的迷雾，可见唐代宦官对皇帝有废置之权，早从废弑顺宗、翊戴宪宗就开始了的，种下这种恶果的人，当然是唐德宗。宦官握兵权，干预朝政，勾结地方藩镇，这正是中唐以后政治浊乱、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永贞时代政治改革惨遭失败，进步政治人物惨遭贬谪、杀戮，顺宗的突然崩驾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无一例外，都是由宦官专权所直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