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育型经典与《静静的顿河》

滋育型经典与《静静的顿河》

◎李建军

一

我是第二次到宁夏固原来跟大家见面谈文学。固原其实离我的老家并不远。我是陕北人，所以说我们的距离非常近，文化心理、生活习惯等方面应该有很大的相似性。固原这个地方跟我们陕北一样，过去都是很贫穷的地方，经济落后，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难，活得不容易。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文学就是与这种苦难相伴而生的，没有苦难，没有痛苦，没有绝望，没有焦虑，就不会有文学。天堂是美好的，但那里不会有诗，因为它本身就是诗。地狱是一个让人恐惧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光明和希望的地方，所以，也不会有诗。

诗在人间，在这个既有欢乐又有不幸的世界。诗是对苦难和不幸的一种补偿。那些伟大的作家譬如托尔斯泰，他是贵族，生活没有任何问题，但从内心来讲，他体验到的痛苦和不幸，跟那些贫困的绝望的人们一样沉重。所以，在那些陷入绝境的痛苦和不幸的人中间，才能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家，才能产生有现实感的、有内在深度的、有力量感的文学。

当一个作家养尊处优、志得意满时，写作是为了实现一种非常外在的价值或者目的，譬如获奖，譬如得到比较高的稿酬和版税，那么，这种作家基本上已经不能称之为作家。然而，我们现在大量的作家就是这样的，没有自己深刻切实的人生体验，也没有现实感，最终，也就很难写出有价值和分量的作品。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写作，都属于是一种不自觉的写作。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没有方向和根基，没有内在深度，是一种不自觉的写作。

那么，方向和根基到哪里去寻找？

要到伟大的作家和经典作品里去寻找。

伟大的作家本身就意味着高度和方向，就是无穷无尽的可以去吸纳的经验资源。没有伟大作家的经验支持，一个时代的文学就会陷入一种迷惘无力的状态。在19世纪的俄罗斯，契诃夫曾经说正因为有托尔斯泰，所以俄罗斯的文学才能够正常发展，假如托尔斯泰去世了，我们就像失去母亲的孩子一样变成孤儿，而且有托尔斯泰，有的人就不敢随便乱写。一次，有人假传托尔斯泰去世，契诃夫非常痛苦，然后他告诉一个朋友说，现在和以前那些不敢胡编乱造的作家会很高兴，奔走相告，托尔斯泰终于死了。也就是说，托尔斯泰去世，使得俄罗斯文学没有了一种规约，少了限制文学高度的一种力量。

我们现在的文学，就处于一种没有规约的状态。我们缺乏真正的作家和有价值的作品。见到的文学出版物，我几乎都要翻一翻，却很少看到那种触动灵魂、照亮内心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觉得无论从很多个体的作家来看，还是从整体的文学现状来看，都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不知道去寻找那种可靠的经验资源。具体地说，我们不能认真读书，不能谦虚地学习和吸纳伟大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滋养。我经常讲，写决定于读。鲁迅读了多少书？托尔斯泰读了多少书？汪曾祺的作品量并不是很大，但他的作品都是有根的，他读了很多书，读得很通透。

我们现在的作家整体上是不读书的，或者读得很少，也不知道该读什么书，只知道不停地写。贾平凹目前已经写了十六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令人生疑，有的作品甚至不忍卒读，为什么？因为不学无术，不好好读书。了解了当代的许多著名作家的读书情况（他们几乎都罗列过自己的书单），就能基本判断他们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他们的文学写作会成熟到什么程度，“50后”这些作家，包括莫言、阎连科、贾平凹、刘震云在内，读书都少。那些书读得少、写作量又非常大的作家的作品质量或者价值，可想而知。他们没有深刻理解人、理解生活的能力，也没有成熟的写作经验。

这些“50后”作家没有很纯正的审美趣味，没有健全的人格精神，没有正常的情感态度，他们没有建构意义世界的能力。贾平凹是这样，莫言、阎连科也是这样。一群精神病态又缺乏知识构成的人在写作，这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吗？这会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很多年轻人崇拜莫言，崇拜得不得了！如果我们把末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家和作品当作崇拜的对象、模仿的对象，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就是要寻找那种真正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让他们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我们与俄罗斯文学疏离之后，把文学吸纳根须扎到了西方文学，而我们接受的西方文学的创作者却又不是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以来的伟大作家们，例如莎士比亚、歌德、狄更斯和雨果，而是将注意力和热情都投向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一个变种，是特别另类的经验。现代主义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主观化的写作，是极端化的写作、封闭的写作，甚至是一种非常繁复的写作、拒绝交流的写作。例如《尤利西斯》，似乎是拒绝阅读的，读者几乎无法理解它，因为没有传统叙事的那种逻辑感，乃至那种亲切而朴素的感觉。伟大的写作，像托尔斯泰的写作，把一切可能对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的东西全部解决掉，属于有分寸的写作，显得朴素而亲切，有一种吸引读者去阅读的巨大魔力。而现代主义的结构美学、阐释学、新批评等理论，提倡的是复杂性、陌生化、含混性、朦胧感，给读者的理解和阅读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困难，增加了许多交流的难度。现代主义的很多经典，譬如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就是这样。小说和戏剧也一样，譬如《等待戈多》，主要是荒诞和象征，它确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似乎也是写给少数精英读者的。《尤利西斯》我从头到尾读完两遍，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而且可能是中国很少见的批评《尤利西斯》的文章。《尤利西斯》在西方的评价非常之高，几乎就是NO.1，里面用了多少种语言，几乎西方所有的语言典故、难解的知识都融进去。萧乾和文洁若夫妇合译时注释非常多。读者如果不依靠这些注释，就不可能理解作品里面很多的意象、典故和比喻等修辞。乔伊斯的叙事和修辞，与文学的交流和沟通的基本精神是相对立的。托尔斯泰就认为文学艺术首先要面对普通大众，作品表现的内容和情感，得让那些耕地的农民都能够读懂。

二

我今天要着重讲一个问题，即大师的经典和前人的经验对于我们写作的影响和意义。

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滋育型经典”。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写作来讲，迫切需要寻找滋育型经典。

什么叫滋育呢？滋养和养育合起来叫滋育。所谓滋育型经典，就是能够支持、能够给你的写作提供力量的经典，是具有普遍性、人类性和永恒性的经典，而不是那种特殊而极端的文本。从接受形式来看，滋育型经典是亲切的、朴素的、可理解的；从情感来讲，它是健康的、博大的，具有普遍的人性内容。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诗歌中的《诗经》《楚辞》、杜甫诗，叙事作品中的《史记》，都属于滋育型经典。它们像母亲的乳汁，特别有营养；像大地，永远哺育生命生长。我们现在寻找的，就是这种经典！鲁迅的作品既有滋育型经典，也有非滋育型经典，因为鲁迅还有很多尼采的东西，很多现代主义的东西，甚至那种封闭的个人体验的东西，都有。

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典范性的滋育型经典。它是最高形式的诗，是诗中的诗，也是小说中的小说，因为，小说的骨骼就是戏剧。契诃夫为什么伟大呢？因为契诃夫的小说，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是短小的戏剧，没有废话，一开始就是冲突或者戏剧性场面。我们现在的小说家，谁有这个意识？废话连篇，整个小说看完了，也没有紧张的冲突感，没有有趣的场面感。

没有戏剧家的修养，就别当小说家。《红楼梦》从任何一页打开来，都是戏剧场面，人物的动作、话语之间的态度都是戏剧性的。司马迁的《史记》非常伟大。不好好读《史记》，就不要用汉语写作。《史记》就是鲁迅所讲“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讲它的诗性和历史性。其实，《史记》还是伟大的戏剧、诗集、散文和小说。大家都知道鸿门宴的故事，项羽、刘邦、张良、项伯、樊哙这些人，他们一出现就是戏剧场面，都有戏剧必须呈现的场景，细节特别清楚，一丝不苟。《史记》里面的很多列传，譬如《淮南衡山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几乎是不分幕的戏剧，编剧稍加处理就可以上演。普鲁塔克是古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我认为他比司马迁差得很远。布鲁图斯的叙事，是通过莎士比亚的《裘里斯·恺撒》才转化成戏剧场面的，司马迁不需要中国的莎士比亚来费这个劲，他自己就完成了。所以，《史记》和《红楼梦》，就是伟大的滋育型经典。

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现在我们过多地强调独创，好像阅读别人的作品，或者不学习别人就越高明。绝对的独创，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观念。文学是个人经验的表达，这没有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不依赖和吸纳别人的经验，他就没有任何可能实现自己的“独创”。

我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集体性共创”。这个概念来自于歌德的启示。歌德在与艾克曼的谈话里面讲到，假如把我们的作品中所有属于古人和前人的东西拿掉，那么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没有多少了。

虽然从性格上讲，歌德像恩格斯批评的那样，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有小市民气的一面，但他是一个悟性极高、非常博学、非常了不起的作家，是一个接近莎士比亚的作家、诗人、鉴赏家和思想家。

歌德的“集体创作”理念非常重要。如果对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的经验和写作历程了解的话，我们发现越是伟大的作家，越是像杜甫讲的那样，转益多师是汝师。所谓“转益多师”，就是要尽可能地学习和借鉴别人的经验。

我们当下的不少作家，对文学和创作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例如，莫言很傲慢。他从魔幻现实主义那里吸纳了很多东西，几乎照搬，但他却说《百年孤独》他只读了几页。没有读完说明什么？说明他是天才，他不是模仿马尔克斯，也不是模仿福克纳。请问，这样一部伟大作品都没有读完，你对待经典的不认真和傲慢，不是昭然若揭吗？伟大的作家是谦虚的，对前辈重要的作家作品，都非常熟悉。

写作一定是有根的，有来源的。古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真知灼见。像钟嵘的《诗品》，就是梳理源流的，研究谁是谁的经验之源，经验从哪来，怎样传承和借鉴。这个是对的。孩子不能没有自己的父母，第一口奶或者长期吸纳的营养，来自哪里？作家一定会有自己的老师。谁是自己的老师，哪个作品是自己的老师，作家心里要有数，因为这涉及滋育型经典的问题。

我们在阅读俄罗斯作家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没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不会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没有《战争与和平》，也不会有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不会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后来的俄罗斯文学就不是这个样子。

当然，还有人往前推，没有普希金，后来的俄罗斯文学可能完全不存在。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普希金经常在诗歌里讲俄罗斯像一个三驾马车，你要到哪里去？你内心究竟在想什么？果戈理《死魂灵》里的这类非常抒情的话，就来自于普希金的启示。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这五个字的境界，也来自普希金的诗。一个伟大的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对于理解人、理解生活，包括理解文学，甚至作品具体的修辞都有很大启发。不了解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是一种认知上的无知，就写作而言，一定会导致写作经验的贫乏。

中国小说叙事的经验链，最早是《史记》，接下来到《水浒传》，然后到《金瓶梅》。《金瓶梅》到《红楼梦》，然后从《红楼梦》再到我们现当代的许多作家，包括当下许多青年作家很崇拜的张爱玲。这个经验链，关联得非常紧密。《红楼梦》从《金瓶梅》那里，就日常生活的叙事，就人物对话的描写，获取了很有价值的经验。从精神和情感这个角度去考察，《红楼梦》直接受汤显祖《牡丹亭》的影响。那种精神和情感世界，《金瓶梅》里是没有的，因为《金瓶梅》写的是欲望。梳理作家与作家之间，或者作品与作品之间这种内在的经验关联，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每个作家要找到与自己的经验或者风格相对应的那个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滋育型经典，让其提供营养，支持创作。否则，自己的写作是没有根的，没有方向的。写短篇小说，一定要研究契诃夫。

三

接下来，具体讲讲《静静的顿河》。

因为，在我看来，它是20世纪人类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作品之一，也是一部包含着丰富经验的滋育型经典。肖洛霍夫甚至可以给我们提供文学写作的信心。他只读过四年级，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是，他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里获得了全部的灵感和经验，又从童年时期生活的顿河的民间文学以及那些长辈们的讲述里，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然后完成了伟大的独标一格的《静静的顿河》。

文学首先是人格现象。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文学。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写了十一二年。最终，他把自己提高到托尔斯泰的高度——无论对人，还是对大自然，都从真正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的高度来写，从真正悲剧性的高度来写。这是一种承受巨大压力的写作。斯大林就曾经收到过诋毁肖洛霍夫的告状信。斯大林自己也读《静静的顿河》。小说里写的葛利高里这样一个人，跟着白军打红军，又跟着红军打白军，最后又加入土匪，他对革命对红军没什么好感。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人，不可能简简单单地写出来。写作决定于作家自己的心意状态。“心意状态”是我发明的一个概念，涉及作家的学养、气质、性格、趣味、倾向、道德、意识等。作家要想写出伟大的作品，必须在心意状态或者人格上，达到很高的境界。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一个人格非常丑陋或者庸碌的人写出来的。表面上看，我们从小说作品里看到的，不过是虚构的人物，更内在地看，我们看到的却是作者的精神、气质和人格。

那么，肖洛霍夫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肖洛霍夫是苏共中央委员，政治级别很高。然而，一旦进入写作，他也能够坚持自己的精神原则。作家要获奖，甚至当官，这是外在的功利原则。人其实都是功利动物，要生存，要得到社会的肯定，要追求荣誉，这都是最基本的需求。

但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最终要超越这些东西。肖洛霍夫曾经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过：国外恶毒的敌人说，苏联作家是听从党的指挥棒进行写作，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我们每一个人受自己心灵的驱使进行写作，而我们的心灵属于党、属于亲爱的人民的，我们用自己的艺术来为党和人民服务。

在这样的发言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两种几乎互不兼容的声音：他既要反驳敌人，又要为写作的自由辩护。在看似语意缠绕的话语里，他巧妙地把最重要的写作原则——受自己心灵的驱使进行写作，加了进去。我们要会看文章，要看话里面的话或者字缝里面的意思，往往是在几乎被遮蔽掉的缝隙里面，透出真正的心灵之光。肖洛霍夫就是这样，艰难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更加艰难地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20世纪20年代，乌克兰饿死了一千万到两千万人。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写了大概二三十封信，反映了大饥饿造成的巨大灾难。他在信里详述顿河地区的集体农庄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写粮食全部被征购走，农民活活饿死；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冬，征粮队把农民赶到街上或者赶到户外，然后他们自己在一个非常温暖的房子里审农民，审了一半，把农民赶出去或者让农民回家，走到半路又被拉回来折磨；有些几个月的孩子，也被活活冻死。肖洛霍夫把集体农庄强征粮食、大量拷打农民导致农民死亡，死了多少人，都写信告诉了斯大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作家与领袖》，收录了斯大林写给肖洛霍夫和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几十封信。在1928年2月16日的信里，肖洛霍夫告诉斯大林，自己因为坚持向中央或者向媒体反映顿河地区农民遭受的迫害和面临的极端困难局面，受到了当地行政部门的迫害（如果不是肖洛霍夫，如果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早就被送到古拉格去了）。肖洛霍夫说，五年来在家乡维申斯克省这个地方，他不仅不能有效工作，而且连活着都极度艰难。

伟大的写作一定是压力下的写作，一定是考验下的写作，是承受了巨大精神痛苦的写作。肖洛霍夫如果没有仁慈的同情心，没有非凡的勇气，不关心弱者的痛苦，不会冒着巨大的危险给最高统治者写信，替那些被迫害者辩护，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看着别人的眼泪和痛苦没有反应，怎么会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呢？《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跟托尔斯泰一样，有伟大的人格、伟大的情感、伟大的道德勇气。

接下来，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静静的顿河》。

第一，关于人道主义原则问题。人道主义意味着作家要把人当人看，尊重人、怜悯人、同情人，否则，他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美的作品或者伟大的作品。《红楼梦》为什么了不得呢？为什么比《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要高出那么一大截呢？归根结底，是它表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金瓶梅》同情谁呢？它几乎不同情人。在它的叙述里，所有女人都是淫荡的，所有男人都是动物性的，都是一种非人的怪物。《水浒传》也一样。曹雪芹就不一样，他对于女性，对不幸者，是真诚的同情。

当代作家的写作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严重缺乏真正的人道主义情感。他们不懂得同情人。一个作家若是懂得同情人，能写出《檀香刑》这样嘻嘻哈哈渲染暴力的作品吗？一个作家如果同情人，能写出《废都》这样病态自恋、羞辱女性的作品吗？我们在大量的当下中国作家的作品里，看不到人性的光芒和美好。因此，人道主义的危机，是我们今天文学最为严重的危机。

肖洛霍夫伟大在哪里呢？就伟大在人道主义精神。《静静的顿河》就包含着这样的人道主义精神：人都是脆弱的，都有痛苦，都是不幸的，都值得怜悯和同情。无论地主还是贫农，无论贵族还是普通人，无论红军还是白军，都是人，都是感受着痛苦的人。

肖洛霍夫的人道主义精神，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战争叙事中。战争是人性的极端畸形表现，它的本质就是仇恨和毁灭。在战争叙事中，作家很容易把人写成简单的人，缺乏人性内容的人。《静静的顿河》不一样，在肖洛霍夫的笔下，每一个人的死都是庄严的，包括敌人的死。小说的主人公葛利高里是个哥萨克，他第一次杀人的时候，非常痛苦，脑袋昏昏沉沉，灌了铅一样沉重。他下了马，摇了摇头，走过去看了看那个倒在地上的军官的白帽徽，然后一路歪斜地往前走，脚步又沉重又迷乱，就像肩上压着重负似的。憎恶和惶惑在折磨着他的心灵。他把马镫抓在手里，半天也抬不起那只沉重的脚。有一次，葛利高里看到一个女人很漂亮，却死了，躺在那个地方。他走过去，把她的衣服整理好，感觉非常难过。跟葛利高里对照的是一个外号叫锅圈的人，他杀人非常有快感，押送两个非常年轻的俘虏时，最后用马刀直接把他们砍死。葛利高里看到锅圈回来，那两个俘虏却不见了，他就意识到这家伙把那两个年轻的俘虏杀死了。葛利高里回去的时候，看到那两个被杀死的俘虏的尸体，非常难过。

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一切生命的同情，意味着把对人的爱延伸到对动物的爱。有一次，葛利高里回去收割庄稼，他忽然觉得他的镰刀碰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一只小野鸭吱吱叫着从脚下钻出来，一瘸一拐地又钻进稻草里面去。在这个野鸭窝旁边躺着另一只已经被镰刀砍成两半的小野鸭，剩下的小鸭都啾啾叫着在草地上四散逃命去了。葛利高里把砍成两半的小野鸭放在手掌上，出壳才几天，满身黄褐色绒毛的小身子还热乎乎的，张开的小扁嘴上有粉红色的血泡，带着热气的小爪子在轻轻地哆嗦。葛利高里非常怜悯地看着手掌上的小肉团。他的妹妹跑过来了，他没让她看惨死的小野鸭，挖一个小坑把它埋掉了！这个细节，就是人道主义面对大自然，面对一切生命的一个延伸。读到这样的描写、这样的细节，会不感动吗？

第二，关于复杂性和中间性问题。《静静的顿河》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和中间性。当男人和女人产生性别冲突的时候，他站在男人和女人的哪边？肖洛霍夫选择站在中间，他既为女人辩护，也为男人辩护。在红军和白军之间，他又站在哪边呢？他依然站在中间。白军和红军都是战争的受害者，都是牺牲者。写了《白鹿原》的陈忠实，他的成功在哪呢？就是通过学习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选择了中间性这个写作策略，尽管他没有肖洛霍夫这么彻底。

第三，关于纯粹意义上的悲剧性问题。伟大的艺术、伟大的文学都是悲剧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悲剧性的存在。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和死，也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人是无可奈何地来，又完全被动地离开。因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最打动我们的东西，就是它的悲剧性，写战争的悲剧，写爱情的悲剧。葛利高里和他妻子娜塔莉娅的爱情，就是悲剧性的。娜塔莉娅很漂亮，葛利高里很英俊。但是，葛利高里不爱娜塔莉娅，娜塔莉娅却深爱着葛利高里。那么，他们的这个悲剧是怎么形成的？因为他们的性格是不相契的。葛利高里是外向的直接的，像一团燃烧的火，娜塔莉娅是内向的含蓄的，像一湖安静的水；葛利高里是一团云，而云是属于风的；娜塔莉娅是一朵花，而花是属于土的。葛利高里虽然像一团云，心性并不轻浮，他的爱情是认真而坦率的，也是非常敏感的，很容易失望的。正因为这样，有一天葛利高里对娜塔莉娅说：“你简直像个陌生人，你就像这个月亮一样，既不会叫人感到冷，也不会叫人觉得热，我不爱你，娜塔莉娅。你不要生气，我本来就不愿意说这些，可是不成，很明白这样下去是不成的，我很可怜你，这些日子咱们好像亲近了一点，可是我心里依然空空的，空得很！就像这会儿的草原已经是冬天了。”娜塔莉娅仰望着那高不可攀、繁星似锦的夜空，望着在他们头顶上飘浮着一片片投下的透明的阴影的白云，什么话也没有说。仙鹤从深蓝高远的夜空送来银铃似的叫声，衰草悲伤地散发着充实的气味，山冈上闪烁着耕地的人们燃起的火堆的点点红光——这就是两个人性格差异造成的爱情悲剧。作者没有谴责谁。这种爱情悲剧不是道德方面的，而是性格方面的。正因为这样，它带给我们的痛苦的悲剧性，就更加强烈。

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启发、很多很多的滋养。《静静的顿河》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滋育型经典，可以给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很多的经验支持。

李建军，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及《文艺研究》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理论及批评文章。有专著及论文集《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必要的反对》《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文学因何而伟大——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文学的态度》《文学还能更好些吗》《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及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析疑》《大文学与中国格调》《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陈忠实的蝶变》《超越消极写作》及《重估俄苏文学》等。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文学自由谈》“重要作者奖”、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及《文学报》首届、第二届、第三届“新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