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林《不可接触的贱民》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作者: 何文林
【作家简介】安纳德(1905— )是印度现代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现代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者。他出身于军人家庭,母亲是农家妇女。少时随父亲部队的迁移,走过不少地方,广泛接触了社会,尤其对下层的贱民的生活更为熟悉。母亲娘家的农村生活也在他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21年在大学学习期间,因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活动,被捕入狱。1925年去英国深造,在剑桥和伦敦大学攻读哲学、文学和艺术。毕业后在英国就教,讲授哲学。这个时期他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欧美作家,像英国的劳伦斯、福斯特,法国的马尔罗,智利的聂鲁达等人,并且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受到深刻的影响。他还参加过伦敦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和工会活动。从30年代起,开始了小说创作,第一部《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出版,使他获得著名的进步作家称号。1936年他与印度其他作家协力,建立了“印度进步作家协会”,推出了进步主义文学。同年他代表印度参加了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西班牙爆发内战,他又以记者身份参加战争,写出不少抨击西班牙法西斯暴虐的文章。二次大战后,回国定居。回国后,他从事多方面的活动:积极参加国际和平运动,1952年曾获世界和平奖;还从事文化艺术和教育的工作,担任过艺术刊物的主编和大学教授的工作。1972年因文学成就卓越,他获得了印度文学院奖。
安纳德一生没有间断过文学创作。在大学学习期间,曾以乌尔都语写过诗歌,在英国求学、定居时期,用流畅的英语写作,成为杰出的印度英语作家。早期创作以描写贱民、苦力和农民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为主,著名的有《不可接触的贱民》(1935)、《苦力》(1936)、《两叶一芽》(1936)、《拉卢三部曲》(《村庄》、《越过黑水》、《剑与镰》1936—1942)和《伟大的心》(1945)。安纳德怀着巨大的同情描绘了下层劳动者的不幸,批判了他们身上的奴性心理,歌颂他们尚处在朦胧状态的思想觉醒,也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血腥统治和印度封建、保守和落后。《拉卢三部曲》刻画了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进步思想的新型农民拉卢的成长历程,体现现代印度人民的觉醒。归国之后,他进入他的创作后期。这时期以创作自传小说为主,先后写出了《七个夏天》、《晨容》、《一个情夫的自白》、《泡影》等,写出他从童年到1950年印度独立为止的40多年间的不平凡的生活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安纳德还是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出版过多部短篇小说集,著名的有《拖拉机和谷物女神》(1947)、《金床上的沉思》(1953)等。
《不可接触的贱民》,王科一译,平明出版社1954年出版。
【内容提要】处在军营与市区之间,是污秽、贫穷得“不象话”的贱民居住区。青年巴克哈一家人挤在一间破旧不堪的屋子里。一个秋天早晨,他还在半睡之中,一位军曹老爷在门口就把他叫醒,让他去打扫茅坑。他连忙起身,带着工具去打扫。他干净利落地清理了几个茅坑,军曹喜欢他的勤快,答应下午给他一把曲棍球棒。他对军曹又感激、又惊奇。巴克哈是清洁工头人的儿子,父亲年老体衰之后,让他接替自己的工作。清洁工是最低下的种姓,因为打扫粪便脏物,被社会拒之门外,看成是“不可接触的贱民”,遭人歧视,不能与外人接触,接触之后,就被看作是“玷污”了圣洁。他开始与叔叔在军营干活,看到英国官兵的自由生活和军士威武的装束十分羡慕,就是土人(印度人)军官也感到他们慷慨、和善,不完全顾及“种姓”的区别。他照军营的装束打扮自己,加上身体魁伟,相貌堂堂,是贱民区一个特殊的少年。母亲死后,他从军营回来,接替父亲的工作。一清早,他清理几处的茅坑,又打扫不少的垃圾。劳动虽然很累,流下了汗水,勤快而利落的清扫又使他浑身感到轻松和愉快。他口干舌燥,回到家中,刚刚起床的妹妹莎喜妮顶罐去井边取水。井水是圣洁之物,贱民打水只能等待高级种姓人的帮助,取水给他们。莎喜妮年轻美貌,楚楚动人,引起体弱的出家人的兴趣,把打来的水全部倒给了她,还让她到寺院中来打扫。一家人吃过简单的饭食。巴克哈拿着工具,去市区和寺院打扫。晨光照在身上,十分舒畅,路中又遇到两个贱民出身的好友查兰和乔塔,三人戏笑一番,并且相约下午参加查兰姐姐的婚礼并与另一个区的贱民少年比赛曲棍球。他又遇到出身高贵的书记的两个儿子去上学,请求年长的教他识字学习,并允诺给小哥俩一点钱。他走到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五光十色的货物簇拥在他的周围,他只感到是一个色彩的世界。他用身上剩下的几文钱买了一盒烟和低价的糖果“吉利”。他兴致勃勃地吃着糖果,忘记随时叫喊请别人注意。于是碰到一个市民,市民愤怒大骂,这使他惊呆,手中的“吉利”也撒在地上。顿时,围了一群人,遭到众人的责骂,他低头不语。有的孩子也乘机造谣指责,他很气愤,尽力辩白,可无人听一个贱民的理论。乘着混乱,那个市民打了他耳光就溜走了。挨打之后,激起他的愤怒,想要报复又找不到人,只得把一肚子的怒火压下去。街上的不愉快事情,扰乱了他的心情,早晨的愉快情绪一扫而光,他烦乱、痛苦,心绪不宁。他从中悟出自己被歧视、侮辱的关键是“我是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命中注定,无法逃脱。他还时时叫喊,让别人“让开,打扫夫来了!”同时也不时感受到街上的种种景象,内心还嘲笑过印度教教徒把牛奉为神明的愚蠢。他来到寺院,清理过垃圾之后,好奇心驱使他走进敬神的圣殿,一座座面容可怖的神像使他战栗不安。又沿着前廊向前行走,听到作圣事的众信徒的祈祷声。可突然一个和尚高叫“玷污了!玷污了!”贱民是不允许进入圣殿的,他心虚害怕,准备逃走。可看到和尚身后还有一个发呆的女子,他吃惊了。那个女子就是妹妹莎喜妮。他不顾一切冲上去。原来贪色的和尚调戏打扫寺院的妹妹,而遭妹妹的拒绝,他反诬妹妹玷污了圣洁。他想痛打和尚,可和尚乘众人指责他们兄妹时,溜掉了。他只好把哭泣的妹妹领出寺院,让其回家,自己还到市内去打扫。他走进一个里巷,因劳累睏在一家人的门口,立即遭到主人的痛骂。他为主人打扫干净,乞求点食物。他又转向一家,为对方扫清垃圾,主妇给他一块薄饼,还扔在了阴沟里。他忍气吞声地捡起薄饼。心情沉重地,回到家中,向父亲诉说妹妹受侮、自己被欺的遭遇,但父亲并不理解他的心情,让他沉默、忍受。他无心吃饭,尤其厌恶乞求来的剩饭。他提出要参加查兰姐姐的婚礼,离开家门,跑到街上。
巴克哈午后来到查兰家的门口,见到查兰姐姐出嫁的喜庆场面,回忆起过去与她的接触,对她的爱慕,不禁暗暗悲伤。乔塔和查兰来到,三人分享了喜日的糖果。朋友们还安慰他的不快,发誓替他报复寺院的和尚。朋友分散之后,他急忙来到军营,害怕军曹忘记早晨赠物的允诺。他在路上想,自己一个下午不去干活,一定会受父亲的责骂。但他对此也不感到非常不安。在军营里,人们并不理会他是一个贱民,军曹让他点烟,送水倒茶,还亲切地让他用喂鸟的盆子喝茶。这使他大为感动,觉得军曹是最和善的老爷。军曹送给他一把没有用过多久的曲棍球棒。他慌慌张张道了谢,离开了军营。一路上兴高彩烈,感到下午是美丽的时光。他到了比赛场,炫耀新的球棒,调皮的书记官的小儿子,极力让他参赛。之后他与几个朋友组成一队,与另一区少年队开赛。他技艺高超,闪过几人,把球送进球门得胜。他被对方的球打痛腿部,于是引起两边少年厮打,互相投石对方。书记的小儿子不幸被石头击昏。他急忙把孩子抱回书记家。他的好意书记夫人没有领受,反而骂他是“没有良心”。他蒙受耻辱,心情不快,下午的快乐情绪一扫而光,上午不快的心情又笼罩在心头。他一入家门,就被父亲责骂。这次他一反常态,不是沉默、忍受,而是冲出大门游荡。黄昏时刻,他坐在垃圾堆旁,忿忿地叫道:“倒霉的、倒霉的一天啊!我做错了什么事,受这样的罪呢?”抱着头陷入了绝望之中,感到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虫。
英国传教士哈契逊上校傍晚来到贱民区,宣传基督教。他见巴克哈发生兴趣,便极力宣传基督为人类受罪,用基督精神安抚巴克哈,还不时地唱出圣歌,引巴克哈去教堂。巴克哈不能领会教士的宣传,不耐烦上校的烦躁,乘上校夫人召唤上校之际,摆脱了对方的纠缠。他又漫步街上,走到圆形公园,听到“圣雄甘地万岁!”“圣雄来了”的高叫,见到一群不分种姓、民族、信仰的男女,涌向前去。他也夹在其间,等待甘地的出现。周围的人议论纷纷,主要谈的是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和绝食斗争。甘地出面了,他发表了短简的演说,其中提到“神的儿女”(不可接触的贱民),称是他们“把印度社会打扫干净”,指出“不可接触性”是印度教的一个极大的侮辱”,“要解救不可接触的贱民”。热爱、同情贱民的话倍感亲切,他希望甘地的声音传到贱民之中。甘地离开,人们又开始议论,有位绅士,一派西式打扮,认为甘地“背叛时代精神——民主”,恰恰是他,叫巴克哈是贱民,让巴克哈为他买汽水。有位青年诗人反驳,认为甘地是对的,但有局限,甘地让印度闭关自守是错误的。他热情地议论,主张让印度使用机器,让机器带来生活的胜利,让社会普遍平等取代不合理的种姓制度,机器可以改变“不可接触性”的职业。他的话引起人们的沉思。巴克哈站在一边,怕玷污别人的圣洁,静静听着诗人的议论。
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地平线。巴克哈离开了公园走向家门。他思索着圣雄的话,也考虑着诗人的主张。他决定回家之后,讲给父亲听听,还想见到诗人,与他继续讨论关于机器的话题。
【作品鉴赏】《不可接触的贱民》是印度现代作家安纳德第一部英语小说,写于1933年。出版时,由英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印度之行》作者福斯特作序,序中开头就称赞它是一部“卓越的小说”。
种姓制度和观念是印度几千年社会历史形成的陈规旧念,是套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是造成印度社会贫穷、黑暗、落后、不幸的根源之一。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是四大种姓,后两者是低级种姓,备受歧视、侮辱。还有一批更为悲惨的人群,被称之为贱民,从事各种下贱的职业:制革、洗衣、清扫垃圾粪便等等。他们被封闭在自己的社会集团里,居住一起,不能与外人往来。种姓和职业,世世代代相袭。其中清除垃圾、粪便的清洁工更是贱民中的贱民,正像他们清理粪便脏物一样,被人们称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印度社会自进入近代化历程以来,贱民、不可接触性,成为社会各界注目的焦点,因为它象征着印度的贫穷、落后和野蛮。自然文学家也投入了极大的关切,安纳德就是应时代的呼唤写出了《不可接触的贱民》,真实地再现了贱民的不幸遭遇。
《不可接触的贱民》从主人公巴克哈清晨被人唤醒清扫茅坑开始,到日落之时,他参加公园欢迎甘地集会后回家为止,写出了一个青年清洁工,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一天的生活。巴克哈是清洁工的后代,命中注定,终生是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从事祖传下来的肮脏的清扫工作。他来自底层的劳动者中间,具有善良、勤劳、吃苦忍耐的秉性,同时也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被歪曲的人性——卑贱、顺从的奴性。可是人类追求幸福、自由、光明那种避祸趋福的天性也没有泯灭。他开始随从叔父到军营做清洁工。尽管社会地位低下,是个奴隶,但是西方人那种自由的社会风气,缺少不平等的种姓观念的思想都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在军营中,不管是英国官兵,还是土人(印度人)的军官,却不把他当作贱民,不被痛骂侮辱,只要服侍周到还会得到主人的慷慨布施。他爱慕军营,按照士兵的装束打扮自己。军营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平等、自由倾向的新天地,在这里他直觉地感到愉快、自由,加强了他对具有人性而不是奴性生活的向往。可不幸的是,父亲年老,他必须接替父亲在市区里的清扫工作。小说就是描写他刚刚步入城里清扫工作的一天生活。
巴克哈刚刚度过稚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对一切还抱有天真、纯朴的态度,对生活不会作认真严肃的思考,寻求出明确的答案。他的思想、情感受生活世态的变化而起落、波动。清晨被军曹唤醒打扫茅坑,他内心颇有反感;军曹满意他干活出色,打算送他曲棍球棒,他又转怒为喜,感到受人尊重和照顾,同时也流露出对主人感恩不尽的奴才心理;他为此忘记了烦恼,高兴、愉快地卖力干活,甚至为自己勤于劳动,善于清扫而骄傲。早饭后,在街上受侮,他委屈、不满,对造谣的小孩、乘机打他的市民非常气愤,可又没有反抗,还是按照世俗的规定行事。在寺院遇到妹妹受侮,他愤怒已极,但在“众人”发难之下,也未发作;之后,他得到一位主妇的“怜悯”,扔给他一块薄饼,他感到屈辱,可也顺从地领受了。午后,他寻求自由和安宁,不再干活,参加曲棍球比赛,忘掉自己被歧视、被侮辱的身份和工作,可是出于善心,帮助受伤的孩子,反倒遭到了凌侮、谩骂,又使他重回到可憎的现实。在这期间,他向父亲诉说,未得到父亲同情反被指责,更加深他的痛苦;朋友们的安慰,也没有抹去心头的伤痕。他的思想感情反复不定,行动迟疑不决,受生活事态变动左右;除此而外,各种思想感情的因素也起了决定的作用。劳动者善良、勤劳的本性,热爱生活、追求幸福、自由的天性,屈侮、顺从的奴性心理,是他思想、性格的基本因素。
巴克哈毕竟是生活在近代社会的印度青年贱民,他不同于完全为奴性心理所麻痹的老一辈的贱民,多少感受到时代民主、自由的气息。他不时地想到军营生活,在他心里不自觉地把稍有自由的军营生活与现实不堪忍侮的贱民生活参照、对比,于是自然留恋前者,厌恶后者。避恶求善,寻求个人尊严、人格独立的平等观念在他的心田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促使他思考一天的贱民生活,从中找到正确生活的答案。黄昏之后,他接受了三次人生教诲。一是英国传教士哈契逊上校拙笨的宣教。他用基督博爱精神宽慰巴克哈的受伤心灵。但巴克哈对异国的宗教教义十分陌生,不理解为什么人有“原罪”以及基督救世精神。所以教士的宣传使他反感、厌恶。一是圣雄甘地的演说。圣雄用印度传统的仁爱、平等的精神,打开巴克哈的心扉,勾通了他与外界人们的情感;圣雄对“神的儿女”(不可接触的贱民)的称赞和要消灭“不可接触性”的主张,更使他心情振奋。随后人们对甘地的议论,又模糊了他的思想,觉得甘地“高深莫测”,依据甘地的教诲,他要终身“离不开茅坑”,心中不禁黯然。一是青年诗人的热情的议论,他与前两者不同,不是用精神慰藉不幸者,而是采取物质手段改变现实,主张用科学进步、文明昌盛变革社会的落后,用机器取代清洁工清扫粪便的不洁净的工作。巴克哈并不充分理解诗人议论的深刻含意,但他直观地对用机器来改变他的“不可接触”的身份、工作十分有兴趣。三位说教者代表当时印度解放贱民的三种主张,小说通过人物的直观感受,肯定了诗人的看法。作品也就在巴克哈“思索着他所听到的一切”时而结束了。
一个贱民的平凡一天过去了。但这一天的生活对巴克哈的人生经历却是不平凡的,使他从涉世不深的少年生活中,在尝到贱民命运苦果之后,开始思索,寻求自我。他的思考远不深刻,他的觉醒也仅仅起步,但他迈出了不屈从于种姓压迫的可贵一步。
福斯特在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纤毫不遗地描写了印度某一城市中打扫伕的一整天生活。”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于摈弃了印度古代文学的传统题材和描写模式,不是用典雅文句编制往昔的神话、史诗的故事,而是描摹现实的黑暗和丑恶,呈现贱民生活的悲惨与可怕,鞭挞了印度社会的贫穷、落后与愚昧,达到了文学与生活的融合,文学与现实的贴近,大大开拓了文学描写的天地。小说产生的时代,文坛兴起了“进步主义”倾向的文学,进一步扫除了文学的各种禁忌,把作家的笔深入到社会底层,揭示下层人们的生活和心灵。《不可接触的贱民》是这种文学趋势的体现者,它描写了被社会人士所歧视和不齿的贱民的生活。这是印度现代文学新发展的标志。
作家安纳德在20年代后期曾留学英国。当时英国小说界盛行着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小说以及西方现代文学描写心理的技法,这给作家文学创造带来了深刻影响。《不可接触的贱民》是印度现代文学中一部优秀的心理小说。它改变了传统小说以叙述情节为主的叙事模式,而是采用披露人物内心感受为主的叙事手法,同时也改变了作家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而采用了以主人公为叙事的视点。小说所写的是一个贱民的平凡一天的生活,读之不令人感到乏味、单调、烦琐,其原因主要是全面地呈现了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生活。巴克哈因受侮而痛苦、愤慨以致心情绝望,友谊带来的欢乐,自由自在的生活感到的畅快,理性的思考,不解的困惑,无名的烦恼与悲伤,突然爆发出的种种莫测的冲动等等,可以说是多层次描写了人物心理活动。构成人物心态变化的是他一天所经历的贱民受侮的各种事件,这是一条人物心理变化的明晰的线索,它说明种姓制度在贱民心理上形成的巨大压力。除此之外,作家也没有忽视人物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他具有一切人的自然的生理的感受、情绪和冲动。巴克哈流露的对妹妹体态之美的爱慕,少时女友婚嫁而引起的悲哀,甚至勾起曾见过对方的裸体的回忆,受到父亲斥骂之后跳出家门的冲动等等,这些都是潜在意识的心理活动和表现,它不仅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了表现人物心理的渠道,而且使人物具有真实感,一种可触摸到的实感。在艺术上,《不可接触的贱民》是有心理分析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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