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秦汉兵法·战国策》原文鉴赏

《古代兵法散文·秦汉兵法·战国策》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卷三 秦一

苏秦说秦惠王任武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餝，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橦，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踵]，……期年，揣摩成，……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廓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

以乱攻治者亡

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仑空虚，悉其十民，张军数(千)[十]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也]。(罪)[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

且臣闻之：“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帅天下将甲百万，左饮于淇谷，右饮于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领，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伤。……，今秦地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国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卷四秦二

陈轸论一举而兼两虎

楚绝齐，齐举兵伐楚。陈轸谓楚王曰：“王不如以地东解于齐，西讲于秦。”

楚王使陈轸之秦，秦王谓轸曰：“子秦人也，寡人与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亲国事也，故子弃寡人事楚王。今齐、楚相伐，或谓救之便，或谓救之不便。子独不可以忠为子主计，以其余为寡人乎?”陈轸曰：“………王不闻夫管与之说乎?有两虎诤人而斗者，管庄子将刺之。管与止之曰：‘虎者，戾虫;人者，甘饵也。今两虎诤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各。’齐、楚今战，战必败。败，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

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 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

卷五秦三

范雎论远交近攻

雎曰：“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 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赉盗食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厚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

卷十二齐五

说齐闵王后起远怨

苏秦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 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力，则不能远杀矣。矢非不铦，而剑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割)[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溯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鹜， 河、 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蒲]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矣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蒲]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

“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术者而求伯，则远矣。

“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秦、楚也： 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 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代而好挫强也。

“且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 夫弱小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是以大国危，小国灭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夫后起之藉与多而兵劲，则(事)[是]以众强适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矣。小国之情，莫如(仅)[谨]静而寡信诸侯。仅(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摈祸，[稸积]朽腐而不用，币帛矫蠹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见足矣。故曰： 祖仁者王，立义者伯，用兵穷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吴王夫差以强大为天下先，强袭郢而栖越，身从诸侯之君，而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谋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昔者，菜、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越而灭，蔡恃晋而亡。此皆内长诈，外信诸侯之殃也。由此观之，则强弱大小之祸，可见于前事矣。

卷十三齐六

鲁仲连论田单攻狄

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

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田单乃惧，问鲁仲子曰：“先生谓单不能下狄，请闻其说。”鲁仲子曰：“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篑，立则丈插，为士卒倡曰：‘[无]可往矣，宗庙亡矣!云曰尚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闻若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灾上之虞，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者也。”田单曰：“单有心，先生志之矣!”

明日，乃厉气循城，立于矢石之所(乃)[及]，援桴鼓之，狄人乃下。

卷十七楚四

魏加论临武君不可为将

天下合从。赵使魏加见春申君，曰：“君有将乎?”曰：“有矣，仆欲将临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时好射，臣愿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

加曰：“异日者，更赢与魏王处京台之下，仰见飞鸟。更赢谓魏王曰：‘臣为王引弓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赢曰：‘可。’有间，雁从东方来，更赢以虚发而下之。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赢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对曰：‘其飞徐而鸣悲。飞徐者，故疮痛也; 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疮未息，而惊心未(至)[去]也。闻弦音引而高飞，故疮陨也。’今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为拒秦之将也。”

卷十九赵策二

苏秦说赵王合从摈秦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 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 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众寡、贤与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节固已见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

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见破于秦，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言之哉! ……

卷二十赵策三

郑同论赵王不好兵

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传)[博]士也，何以教之?”郑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问。虽然，王致之于前，安敢不对乎! 臣少之时，亲尝教以兵。”赵王曰：“寡人不好兵。”

郑同因抚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尝以兵说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许由乎?许由无天下之累，故不(受)[爱]也。今王既受先王之传，欲宗庙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随侯之珠，持丘之环，万金之财，时宿于野。内无孟贲之威，荆庆之断，外无弓弩之御，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圉之具，其将何以当之?王若无兵，邻国得志矣。’”

赵王曰：“寡人请奉教。”

卷二十二魏策一

吴起论河山之险不足恃

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鍾)[错]侍(王)[坐]，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

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 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

卷二十五魏策四

论强国不可恃

八年，谓魏王曰：“昔曹恃齐而轻晋，齐伐厘、莒而晋人亡曹。缯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缯。郑恃魏以轻韩，[魏]伐榆关而韩氏亡郑。原恃秦、瞿以轻晋，秦、翟年谷大凶而晋人亡原。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此五国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独此五国为然而己也，天下之亡国皆然矣。夫国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变不可胜数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辑，而不可恃者; 或有诸侯邻国之虞，而不可恃者; 或以年谷不登，畜积竭尽，而不可恃者; 或化于利，比于患。臣以此知国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质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变，是王独受秦患也。即王有万乘之国，而以一人之心为命也。臣以此为不完，愿王之熟计之也。”

卷三十燕策二

说燕王合纵

或献书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恶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国安长久，万世之善计以。事强而不可以为万世，则不如合弱。将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

“比目之鱼，不相得则不能行，故古之人称之，以其合两而如一也。今山东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东之知不如鱼也。又譬如车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索二国，因能胜秦矣。然而山东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车士矣。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为也，山东之主遂不悟，此臣所为山东苦也。愿大王之熟虑之也。

“山东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国者可长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韩、梁之西边。此燕之上计也。不急为此，国必危矣，(主)[王]必大忧。今韩、梁、赵三国以合矣，秦见三晋之坚也，必南伐楚;赵见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秦久伐韩，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窃为王计，不如以兵南合三晋，约戍韩、梁之西边。山东不能坚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晋也。

卷三十二宋卫策

墨子论楚攻宋

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谓之曰：“吾自宋闻子。吾欲借子杀(王)。”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王)。”墨子曰：“闻公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义不杀(王)而攻国，是不杀少而杀众。敢问攻宋何义也?”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

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城，宋方五百里，上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云梦，犀兕糜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恶)以王吏之攻宋，为与此同类也。”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卷三十三中山策

白起谏伐赵

昭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铺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王乃使应侯往见武安君，责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相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其国虚弱。是以寡人大发军，人数倍于赵国之众，愿使君将，必欲灭之矣!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攻，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以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合)[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应侯惭而退，以言于王。

[鉴赏]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策谋和言论之总集。在该书尚未编成册之前，社会上早已流传着《国策》、《国事》、《表书》、《矩表》、《事语》、《修书》等多种抄本。只是到西汉末年的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才把它们汇订为33卷，并取名《战国策》。

《战国策》在流传过程中，于宋代就已有缺佚，北宋文学家曾巩(公元1019年—公元1083年)为其作了订补。《战国策》的注录有东汉高秀(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出所注;元吴师道也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流传千世的《四部备要》底本之《战国策》虽亦为33篇，但与刘向之作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了。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书名为出土整理后所加)的帛书，对《战国策》的校正和研究又提供了新的资料。《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中有10章见于《战国策》，8篇见录于《史记》，去其重复，剩下来的为古佚书。其内容、形式和性质，大体与《战国策》相同，这些帛书深入地下，可避免汉以后2000年间可能引起的传抄刻印的错误，更近于原始面貌，故对于研究《战国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88年岳麓书社利用其研究成果出版了《国语·战国策》，它是在《四部备录》底本的基础上，在标点分段等方面更正了个别讹误。

相传，《战国策》成书后，史学界才有“战国”时代之称。故至今对“战国”的起止时间还说法不一 。司马迁的《史记》说始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此说法现为人们通用; 司马光《资治通鉴》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承认韩、赵、魏为诸侯作起始时间; 吕祖谦《大事记》说始于周敬王39年(前481年)，以便上接《春秋》;林春溥《战国编年》和黄式《周季编略》都说起于周定贞王之年(前468年)。战国止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26年统一中国的说法较为统一。这样，战国的起止时间就有近80年的出入。《战国策》作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策谋和言论的汇编。虽记载着上起战国初年，下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间，约250余年史事，但各篇主要是战国后期谋臣策士的言论记录，与史学界的争议关系不大。再说，《战国策》中的文章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虽其中许多史事记录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但也有游说之士的夸饰附会之辞，以及托名的拟作。故不会把其全作信史看。

尽管《战国策》存在一些夸大、附会和荒诞之处，但它不失为一部集各种思想于大成的不朽著作，展现了古人的思想方法和高超谋略，对后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现存《战国策》共有33篇。其中东周一卷，西周一卷，秦五卷，齐六卷，楚、赵、魏各四卷，韩、燕各三卷，宋、卫合为一卷，中山一卷。每卷都记录着若干件史事。凡每记叙一件史事，无论是寥寥数语或是长篇大论，均自成一篇。但原本各篇没有标题。人们为了便于翻检和阅读这部约20万字的著作，有的按各篇的中心意思拟出标题，有的则基本上以各篇之开头一句话作为全篇标题。不管标题方法如何，全书总共494篇。

如前所述，《战国策》的内容既涉及到治国安邦之方略，也有不少琐碎之事。军事方面的吏事、谋略等内容也非常之多，军事思想十分活跃，体现了以纵横家为主的，包括法家、墨家、儒家、黄老学派等多种军事思想。现概述如下：

一、对战争与霸业的关系认识各异

战国时代是一个由封建诸侯割据，过渡到全国统一的动荡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互相争雄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当时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所有领域都围绕着争雄称霸这个宗旨运转。为了争雄称霸，对运用“战争”这个武器的思想方法也故然不同。有的积极主战，认为文治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用武，战争是文治的继续，用战争兼并别国是争雄称霸的最好途径。有的则厌战，认为战争只会招致祸患，即使要承受别人强加的战争，也要“后起”，主张用谋略而“折冲尊俎”。如《苏秦说秦惠王任武》就是主张用武力统一天下的典范，他向秦惠王历举了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众多帝王和诸侯，说他们没有不使用武力的。有的人曾使用文治。依靠法令治理人民，结果却适得其反，“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兼并诸侯，统一天下，“非兵不可”。《郑同论赵王不好兵》也认为“非兵不可”。郑同针对赵惠王“寡人不好兵”的观点，则举例说服之，说一个有“万金之财”的人，没有自卫能力是绝对不行的。一个有土之君遇到“强贪之国”、“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离开战攻守御之具，就只有束手待毙。因此，要注意武力的作用。象纵横家伪托之作《说齐闵王后起远怨》，虽然与《苏秦说秦惠王任武》均系托名之作，但观点完全不同。《说齐闵王后起远怨》倒是黄老学派思想浓重，作者认为战争不能达到称霸的目的，战争只能有害国家，特别是穷兵黩武，必将招致祸患，说“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残、费之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并认为“祖仁者王，立义者霸，用兵穷者亡”。作者还认为，最高明的“攻战”不是用兵，而是运用巧妙的策略和手段，“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这就能做到“五兵不动而诸侯从，辞让而重赂至矣。”这叫做“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

当然，在战乱纷飞的历史背景下，战争是不依厌战之士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主张用战争先发制人，还是立足于后发制人，都不能回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客观规律。

二、军事同盟的态度积极而唯利是图

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军事同盟和瓦解对自己不利的敌对同盟，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特别是春秋时代的诸侯会盟，或互派使臣访问，甚至有周郑互相交质以为取信于协调之先例，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争雄称霸，更为重视军事同盟，甚至不惜养活大批游说之士，以专门促成军事同盟的建立、破坏对己方不利的敌对同盟。据《史记》记载，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各养士数千人。象《齐人有冯谖者》(本书未录)，就是一篇记载孟尝君收留一个叫冯谖的士的文章，说冯谖开始为生活待遇问题老在公众面前发牢骚，孟尝君对这位尚未有功之士十分客气，冯每次闹事而提出的要求均一一予以答应，弄得其他谋士都不能理解孟尝君如何这样克制，可见，孟尝君当时养士求贤之心多么实诚。当然，这些谋说之士为其主人也出了不少力。涌现了诸如公孙衍、苏秦、张仪、黄歇等一大批重要人物。他们为战国七雄争霸过程中的军事同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国的军事同盟以“合纵”、“连横”为表现形式，所谓“合纵”、“连横”;《韩非子·五蠹》解释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秦、齐二强并争，“纵”、“横”一般是针对或围绕它们两个国家展开的。当齐衰落之后，秦才成了连横的中心，合纵对抗的对象。

自公元前324年由公孙衍率先发起“合纵”，公元前322年由张仪率先倡导“连横”起，到秦统一中国，军事同盟的缔结始终是各诸侯国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公元前324年由公孙衍鼓动魏、赵、韩、燕、中山(被魏于公元前406年灭后又复国)“五国相王”，(合纵)用意是联合抗秦。与此同时，秦派相国张仪与齐、楚结盟(连横)，与五国对抗。公元前322年，张仪跑到魏国、鼓动魏、韩与秦结盟(连横)，以攻打齐、楚，后被魏发现张仪是为秦活动，驱逐了张仪，连横才告吹。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又结盟抗秦，后因盟主楚不太卖力，致使这次结盟行动以败北告终。公元前314年秦又迫使韩、魏和自己结盟，与当时已结盟的齐、楚形成两大对立集团。以上仅有十年之历史，军事同盟多次缔结和变故。可见当时对建立军事同盟是何等积极。

但是，各诸侯国都想争雄称霸的性质，决定了军事同盟往往缺乏总体战略眼光，而出现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现象。如前所说的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结盟抗秦的举动，作为盟主，楚国却不出兵，靠韩、赵、魏为主去抗秦，当然难免以败北告终。楚国衰落的教训更为深刻，楚与齐结盟后，本来秦国一时是无可奈何的。秦为了拆散齐、楚之盟，派张仪去楚。鼓动楚国背齐联秦，并许以商、于之地600里给楚作为诱饵。楚怀王就利欲熏心，以为可以不战而得地。便满口答应。齐、楚盟约被破坏。随后，楚向秦索地，秦食言变卦，说只给商、于之地六里，楚怀王大怒，逐发兵攻秦。两军交战，楚大败。由于楚弃齐盟秦的行为恼怒迁齐，公元前301年，齐又联合韩。魏趁楚元气大伤之机，举三国盟军向楚发起进攻，结果使楚陷入分崩离析状态。类似这种以各自极端利益出发，而影响军事同盟之合力的现象，无疑是除秦之外的其他六国日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军事计策的运用登峰造极

俗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蔼亮。”战国时期谋臣策士可谓多如牛毛，而且这些由贵族中最低一级挣扎的出来人，通过刻苦钻研学问，练习武术等等，确有一些本事，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评价这些士说：“人则可以威胁所在国的国君，出则可以威胁邻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

《战国策》反映这些谋臣策士的计谋可谓通贯全篇，战略范畴的谋略，有上文所说“合纵”、“连横”，还有“远交近攻”等等。如《范雎论远交近攻》为秦昭王解决了一个如何吞并其它六国而统一中国的重大战略问题，范雎对昭王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昭王听取了他的意见，并将此战略之策在秦贯彻近百年，最后取得了统一中国之大业。正如李斯《谏逐客书》中所评价的：“昭王得范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战役战斗范畴的计谋更是彼彼皆是，如《陈轸论一举而兼两虎》，是陈轸在齐与楚交战之际，怕秦国帮助它的盟国而出兵一起攻楚，便主动去秦国献谋，他向秦惠王说：“今两虎诤人则斗(喻齐楚交战)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名。齐、楚今战，战必败。败，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这一计谋对稳住秦惠王的阵脚、瓦解齐秦联盟故然会起到重要作用。再如《惠施论楚毁齐》则是一个典型的“借刀杀人”之计谋。本来魏国被齐打得惨败，魏准备孤注一掷向齐开伐报仇的，惠施却给魏惠王献谋，要惠王改变王者的服饰，屈节下人去朝拜齐王。当时战国七雄都是平等的国家，齐竞让魏王称臣，其它国家是非常妒嫉和憎恶的。果然，楚王大怒，赵王感到齐国太过份，而出兵攻打齐国，直到齐军大败于徐州。

《战国策》在计谋的运用方面还有反间计、连环计等等，无所不有。真可谓运用计谋已达登峰造极之程度。

四、军事改革的决心坚韧不拔

在改革中求发展、求生存，是战国时期的另一重大特点。许多君王智士深刻认识和体会到墨守陈规必然被动挨打，乃至衰亡。大胆改革锐意进取方能强大。因而，《战国策》记录了许多锐意改革之史事。如《赵武灵王论胡服骑射》记录着公元前307年武灵王下令实行“胡服骑射”，并首先从自身做起。即废弃宽袍长袖的传统服装，改穿短装、束皮袋，着皮靴之胡人服装，训练在马上射箭的技术，发展骑兵。可遭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烈反对。用传统的“礼”、“俗”来批评武灵王，说实行胡服骑射是“近蛮夷之行”，是变俗、违礼、离径叛道行为。武灵王对这些激烈反对者，耐心说服，严厉驳斥，他说：“夫服者，所以使用，礼者所以便事也。”“礼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反古未足非，而循礼未足多也”。可见武灵王进行改革的坚决性和魄力。确实，在未实行胡服骑射前，连小小的中山也敢欺负赵国，武夷王实行胡服骑射后，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其它改革措施，果然灭掉了中山、破林胡、楼烦，建立了云中和雁门两个郡，辟地千里，使赵成为七国中的强国之一。充分显示了胡服骑射之改革的功效。

军事改革在《赵武灵王论原阳为骑邑》、《赵奢与田单论用兵》等篇章中也作了充分的描述，围绕军事训练的方法，武灵王改革了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重甲修兵”的传统作法，针对战争的规模、方式和使用兵力数量问题，赵奢驳斥了田单“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的陈规陋习。这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进行军事改革的措施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战国时代由于出现了赵武灵王、商鞅、苏秦、张仪、赵奢等一大批改革家。所以，社会进步较快，兵器和军事设施的发明也多。如远射武器弩，攻城用的云梯，水战用的钩拒以及关塞、辽望亭、城堡、长城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战争的方式，逐步用大规模的车、步、骑混合的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代替了春秋时期的车阵和正面冲击战。包围、迂回、奇袭、伏击等各种战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当然离不开改革者坚韧不拔的努力。

《战国策》还有许多军事思想也是颇有见地的。如《范雎论攻地与攻入》，《吴起河山之险不足恃》，向起重视民心士气而“计利形势”、苏代提出要防止第三者坐收渔人之利等观点，都是很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