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吴　虞

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钩命决》①记孔氏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仲舒云：“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故曰，《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然孔子之修《春秋》，最为后世君主所利用者，不外诛乱臣贼子，黜诸侯，贬大夫，尊王、攘夷诸大端而已。盖孔氏之志，诚如荀卿《儒效篇》所谓“大儒之用，无过天子三公”，宜其言如此。至其所作《孝经》，多君亲并重，尤为荀卿“三本”②之说所从出。《开宗明义章》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唐玄宗注云：“言教从孝而生。”其教之最要者曰：“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玄宗注云：“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亲，故曰，终于立身。”《士章》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圣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五刑章》曰：“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正义》云：“言人不忠于君，不法于圣，不爱于亲，皆为不孝，大乱之道也。”《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为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长，皆能忠顺，则既可扬名，又可保持禄位。居家能孝，则可由无禄位而为官。然孝敬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虽奖之以名誉，诱之以禄位，而对于尊贵长上，终不免有极不平等之感。故舜以孝致天下，获二女，而巢父、许由③不屑为之;孔氏不废君臣之义，而荷蓧丈人④则讥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视同游民。此又尊贵长上之所深忌畏恶，而专制之学说有时而穷。于是要君非圣者，概目之为不孝，而严重其罪名，以压抑束缚之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自是以后，虽王凌⑤、嵇绍⑥之徒，且见褒于青史矣。“孝乎惟孝，是亦为政”，家与国无分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推而广之，则如《大戴记》⑦所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而君主专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则又以有子之言为最切实。有子曰：“孝弟也者，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其于销弭犯上作乱之方法，惟恃孝弟以收其成功。故刘宝楠云：(《论语正义》)“作乱之人，由于好犯上;好犯上，由于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又令知有事长上处朋友之礼。故孝弟之人，鲜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知为必无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篇》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是言孝弟之人，必为忠臣顺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乱，可无疑矣。”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故潘维城云：(《论语古注集笺》)“作乱者，《礼记》云：‘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郑注，‘乱，谓违废事君之礼。’有子此言，盖兼乎《孝经》《春秋》之义。孔子道在《孝经》，取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事，顺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严，守其发肤，保其祭祀，无奔亡弑夺之祸，即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乱也。使人人不犯上作乱，则天下永治矣。惟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经》之顺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弑父，臣弑君，亡绝奔走，不保宗庙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乱，明褒贬。《春秋》论之于已事之后，《孝经》明之于未事之先，其间相通之故，则有子此章实通彻本原之论。”其主张孝弟，专为君亲长上而设。但求君亲长上免奔亡弑夺之祸，而绝不问君亲长上所以致奔亡弑夺之故，及保卫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权。夫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似平等矣：然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似平等矣：然为人臣而不忠，则人臣无将，将而必诛;于君之无礼者，固无制裁也。是则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满清律例》，“十恶”⑧之中，于“大不敬”之下，即列“不孝”，实儒教君父并尊之旨。顾其所列“父母在别籍异财”，“居父母丧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诸条，《新刑律》皆一扫而空之。此则立宪国文明法律与专制国野蛮法律绝异之点，亦即军国社会与宗法社会绝异之点，而又国家伦理重于家族伦理之异点也。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顽固锢蔽之士大夫，虽欲守缺抱残，依据“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学理，尽其三年无改之孝，而终有所不能。何也·吾国领事裁判权所以不能收回，实由法律不良之故。法律之所以不良，实以偏重尊贵长上，压抑卑贱，责人以孝敬忠顺，而太不平等之故。今年九月，荷兰海牙和平会修改《万国法典》之期，驻荷公使魏宸组电请将民国已颁未颁之法律从速编订，提交该会，加入《万国法典》，以便收回领事裁判权。故使吾国法律不加改正，与立宪国共同之原则违反，则必不能加入，而丧权辱国，独立国所无之领事裁判权，永远不能收回。若欲实行加入，固非儒教之旧义、满清之律例所克奏效，断断然也。孟德斯鸠曰：“支那立法为政者之所图，有正鹄焉：求其四封宁谧，民物相安而已。然其术无他，必严等衰，必设分位。故其教必辨于最早，而始于最近之家庭。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彼惟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近于所生：如长年、主人、官长、君上者，将皆为孝敬之所存。自支那之礼教言，其相资若甚重者，则莫如谓孝弟为不犯上作乱之本是已。盖其治天下也，所取法者，原无异于一家。向使取父母之权力势分而微之，抑取所以致敬尽孝之繁文而节之，则其因之起于庭闱者，其果将形于君上。盖君上固作民父母者也。”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庄子《盗跖篇》，直斥孔丘为“鲁之巧伪人”，谓其“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大揭其借孝弟以保持禄位之隐衷于天下后世，真一针见血之言。故余谓盗跖⑨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庄子《天运篇》谓“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盖已深悉儒家标举孝弟之真谛，故意极非之。至《商君书·去强篇》直谓“国有礼乐孝弟，必削至亡”;《靳令篇》直以礼乐孝弟等于六虱;即宋儒谢上蔡⑩，亦言“孝弟非仁”，合于庄子。此岂皆悉属颛蒙而毫无所见者哉·是故为共和之国民，而不学无术，不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一家之孝子顺孙，挟其游豮[[!B11]]怒特蠢悍之气，不辨是非;囿于风俗习惯酿成之道德，奋螳臂以与世界共和国不可背畔之原则相抗拒;斯亦徒为蚍蜉[[!B12]]蚁子之不自量而已矣!明李卓吾[[!B13]]曰：“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而孟轲之辟杨墨，亦曰：“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仍以君父并尊，为儒教立教之大本。夫为我何至于无君·兼爱何至于无父·此不合论理之言，学者早已讥之。而今世民主之国，概属无君，岂皆如孟轲所诋为禽兽者乎·使孟轲生今日，当慨禽兽之充塞于世界，抑将爽然自悔其言之无丝毫价值也·或曰：子既不主张孔氏孝弟之义，当以何说代之·应之曰：老子有言，“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则六亲苟和，孝慈无用，余将以“和”字代之。既无分别之见，尤合平等之规，虽蒙“离经叛道”之讥，所不恤矣。

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号

〔注释〕　①《钩命决》：汉代流传下来纬书之一，为《孝经纬》中的一种。主旨说明天人相通之理，讲孝心感动天地，孝心无所不包。　②“三本”：源出《荀子·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礼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把事天地、尊先祖、隆君师为“礼”的三个根本内容。　③巢父、许由：二人均为古代隐士。巢父因居于树上而得名，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他，他不受。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许由，他逃到箕山下，农耕而食。　④荷蓧丈人：春秋时隐士，姓名不详。与子路相遇时，用木杖担竹制农具，故称“荷蓧丈人”。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语批评孔子。　⑤王凌(172—251)：三国魏将领。司徒王允之侄。曹操辟为丞相掾属，拜为散骑常侍。在征讨吴国时屡建战功，封为南乡侯，后升为司空。因忠于曹魏王朝，司马懿遣大军讨之，王凌知不敌遂自尽。　⑥嵇绍(253—304)：竹林七贤嵇康之子。嵇绍10岁时，嵇康为司马氏集团所杀。山涛掌管人事大权时，举绍为秘书丞，再升迁为汝阴太守。在八王之乱中，嵇绍拼死保卫晋惠帝，为成都王司马颖部下所杀。　⑦《大戴记》：即《大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西汉戴德据先秦、秦汉各种礼学论著所编纂的选集。为中国古代社会与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⑧十恶：古代王朝为维护其专制统治所规定的不可赦免的十种重大罪恶，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由唐至清，相沿不改。　⑨盗跖：人名，传说为一大盗。《庄子》中的一篇名为《盗跖》，以跖与孔子对话的形式写成。用许多文字丑化、攻击孔子及其学说，称孔子为“鲁国之巧伪人”。　⑩谢上蔡(1050—1103)：即谢良佐。北宋学者。上蔡(今属河南)人，学者称上蔡先生。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并称程门四大弟子。　[[!B11]]豮(fén)：阉割过的猪。　[[!B12]]蚍蜉：一种昆虫。生存期很短，一般朝生暮死。　[[!B13]]李卓吾(1527—1602)：即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对孔子及儒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反对孔子偶像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因反对封建道统，以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自杀于狱中。〔鉴赏〕　这是新文化运动中一篇著名的反孔非儒的文章。吴虞把孔子提倡的孝，与家族制度及君主专制连在一起，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吴虞提出，近代中国落后于欧洲，皆是家族制度从中作梗的缘故。“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其原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家族制度，是建立在父系家长制的权威基础上的。家族制度以孝作为维系家族的道德准则，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强调尊祖敬宗与尊卑长幼之别。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家族在中国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近代中国不能与欧洲各国同步前进，吴虞以为家族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吴虞指明，孝是家族制度与君主专制的黏合剂，是专制政治的基石，这与孔学以孝为立足点是分不开的。“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论语·学而》记载了孔子学生有子的话，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尊爱兄长，却喜欢犯上作乱的。内中包含了移孝作忠的意思。“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早在汉代就流传了，并一直持续到晚清。东汉章帝时大鸿胪韦彪说：“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可移于君，是以忠臣必求孝子之门。’”(《后汉书·韦彪列传》)此语的意蕴是说，君臣关系就是家庭父子关系的放大体。孝顺父母也好、顺从君主也罢，都要求人们服从外在的权威，即家长与君主的权威。在《说孝》中吴虞断言，儒家“教孝”、“教忠”，就是“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孝是忠的载体，没有孝这一基石，忠也就不存在了。“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忠缺了“孝义”这一“主石”，家长与君主的权威性，也就轰然倒塌了。“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家族制度通过孝为纽带，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成为它的社会基础。吴虞断言：“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通过对“孝”在历史上被法制化的分析，吴虞认为家族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护身符。儒家主张父慈子孝，照理双方在法律上应当是平等的。中国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规定，骂长辈的，处绞刑;打长辈的，处斩。如果子孙违犯父母的教诲被长辈打死的，长辈只判一年半徒刑。儒家伦理成为法律的尺度，出自内在自觉要求的道德，演衍成为外力强行制裁的准绳。吴虞愤懑地说：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者，故无制裁也。”《满清律例》是以《唐律》为蓝本的，《唐律》把“不孝”列为“十恶”中的第七条，“《满清律例》，‘十恶’之中，于‘大不敬’之下，即列‘不孝’，实儒教君父并尊之旨”。孝作为道德规范被法制化了，成为维护“君父并尊”的工具。以往论著分析此文，很少考虑吴虞的学术背景。1905年，吴虞就学于日本法政大学，期间认真钻研欧美各国宪法、民法与刑法，并与清律例比较对勘后，表示与以往的旧学问划然悬绝。他说，现今“新刑律”把“不孝”的罪名“皆一扫而空之”。“此即立宪国文明法律与专制国野蛮法律绝异之点”。比照已经建立了共和国的现实，伦理被法制化从而维护等级制度的做法，其合理性是没有的了：“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陈独秀称吴虞为“蜀中名宿”，胡适誉他为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最年长的一位民主主义者，他对共和体制情有独钟。辛亥革命前夕，他写文章批评儒教与家族制度，清廷下令逮捕这个“名教罪人”。清廷被推翻后，他才获人身自由。吴虞认为，儒教与君主有着相互帮助的关系，儒教不藉君主之力，则其道不行，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因而做皇帝梦的袁世凯，“首制祭祀天地祭孔之大典，儒教与君主，盖相得益彰也”。他从家族制度去否定专制制度，目的是为了共和体制在中国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