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铨《水调歌头·舟次感成》夫妻聚少离多内心愧疚词作

水调歌头　蒋士铨

舟 次 感 成

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泪与秋河相似，点点注天东。十载楼中新妇，九载天涯夫婿，首已似飞蓬。年光愁病里，心绪别离中。

咏春蚕，疑夏雁，泣秋蛩。几见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闻道十分消瘦，为我两番磨折，辛苦念梁鸿。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

在作者《铜弦词》中，此篇居于“题空谷香传奇”的《满江红》与《贺新凉》二词之间，颇堪玩味。《空谷香》是蒋氏据顾瓒园妾姚姬事敷衍的剧本，其自序云：“海宁姚氏为南昌令尹顾君瓒园贤姬，事令尹十有四载，乾隆庚午(1750)冬诞一子，甫及晬(百日)而姬死，时年二十有九。予往吊之。令尹瘠而恸，……色沮声咽，予亦泫然不能去。”张三礼《序》载蒋氏创作之时，“若有不能遏抑者，洋洋浩浩，奔注笔端，乃一决而出焉”。可见姚姬事也确实感动了蒋氏。这首看来内容并不涉及顾姚的词，与“题空谷香传奇”两首同时创作，或许可以视为传奇创作的余波，但就蒋氏抒发内心情感而言，则信乎为体现主流之作。

此词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南归途中。蒋士铨于乾隆十年(1745)二月聘张氏，同年十一月完婚，此后经常在外求学、游历，与妻子相聚机会无多，连乾隆十七年(1752)十二月长子知廉出生的消息也是在旅途中得知的。词中“十载楼中新妇，九载天涯夫婿”，当为实情记录。

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国古代的婚姻(且不说爱情)亦复如是：既有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纯因客观产生的不幸，也有蒋张这样兼有主观因素而造成的不幸。蒋氏婚后长期在外奔波，虽然出于当时儒士难以摆脱的无奈；然而，外出之频繁，离家之长久，与其仕途之追求似亦不无关系。此词起首二句“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是说合法有情却难以相聚，既以之开篇，又以之定下悲剧性的基调。上片则围绕“十载”、“九载”句而设，泪似“秋河(银河)”喻如牛郎织女天各一方，“首已似飞蓬”化用《诗经·卫风·伯兮》“首如飞蓬”句，点出张氏独守中的憔悴，一切“愁病”，都源于“别离”。其中“新妇”一语，尤为沉痛，决非漫不经心道出。结婚已经十载，妻子竟然长久独居，闺房犹如牢房，时光流逝，她的青春也被迅速无情地吞噬，而这正是由于自己外出奔波(尽管大半出于无奈)的必然结果。作者饱含沉痛写下此语，出自真诚的内疚与反思，却也是非有情丈夫不能为。

下片是作者内疚的继续与发展。与上片“新妇”相呼应的是“几见”二句。按理说，让妻子“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是丈夫(特别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丈夫)应尽的职责，而事实不然。全篇唯一一处可见的欢乐情景，其实是沉痛的衬托，冠以“几见”一语，沉重的内疚立即凸现，妻子长期委屈凄苦亦不言自明。蚕丝(谐音“思”)绵绵不断，雁行比翼并肩，蛩鸣缠绵哀怨，这些似乎都是与夫妇双方有关的描写，但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知是侧重于女方的，因为男子尚有事业(即仕途)的追求，女子则只能以思念填补空虚，以幻想麻痹自己，最终仍然陷于愁病之中。对妻子的“消瘦”只能“闻道”，念及梁鸿，又是内疚不已。“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的别离思念愁苦画面，正是“共命”、“可怜”的真实写照，虽似信手白描，却是力透纸背之结。

如果硬要找出这首词中的乐观情绪，那只可能存在于下片起首“咏春蚕，疑夏雁，泣秋蛩”三句中。作者只要在第三句写“冬”，即可概括一年四季，可以写而没有写，虽然可用写作时秋天刚过(十月)来作解释，但还是以作者对自己的婚姻前景怀有乐观理解为宜。蒋氏此词是有感顾姚之事受到触动启发而作，姚姬已逝，无可挽回，而自己与张氏尚富于春秋，来日可追，冬日到家，夫妻别离告一段落，同时开始欢聚。也许蒋氏此时已在沉痛的内疚与反思中决心实现转折，转折点即选择于冬日到家之时，所以在词中只写已经过去的春夏秋，而把冬之转折留给未来。

谭献《箧中词》评蒋氏此篇云：“生气远出，善学坡仙。”而其深深感人之处，乃在于真情的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