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唐诗“酒中趣”

先看两条材料：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曰：

卧必酒瓮，行惟酒船。吟风咏月，席地幕天。

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曰：

敬尝游江表，过其墓下，爱其才，壮其气，味其嗜酒，知其取适，作碑于墓。

范传正概括李白一生好酒，行卧不离；裴敬则更进一步，深味李白嗜酒的衷曲，理解李白的人生取适。酒，既是对李白一生总结评价的关键词，也是理解李白、欣赏李白、探索李白内心世界的关键词，与之相关的“酒中趣”也就成为一个关于李白诗、甚至关于唐诗的有趣的重要话题。概括起来看，酒中有趣，酒有乐趣，酒有真趣。请漫说之。

酒中有趣

古今中外，爱酒嗜酒赞酒夸酒的作品夥矣，李白《月下独酌》其二堪称其中的典范：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这篇作品是李白的嗜酒宣言，充分表达自己对于饮酒一往情深欲罢不能、无愧于天地的态度，更以诗歌的形式提出了“酒中趣”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人类大概分两种，喜欢喝酒的和不喜欢喝酒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沉溺于举杯独倾或者觥筹交错，有些人则迷惑不解地质疑：“酒有啥好喝的？”这种质疑，在历史上的经典记载当属《晋书·孟嘉传》：“（孟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桓）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虽然孟嘉也并没有说出喝酒的好处，但他自认为是得了“酒中趣”，这“酒中趣”如同玄妙至理，非亲自体会无法言说。李白援引并发挥“酒中趣”的典故，不无得意地表示，这趣味没法也不要给清醒明白的“醒者”言传。无独有偶，孟浩然在《洗然弟竹亭》也提及“酒中趣”：

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达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刘禹锡《偶作》其一也说“终朝对尊酒，嗜兴非嗜甘”，此处的“甘”可以当做是美酒的物质性的口感享受来理解，而“兴”则是美酒带给饮者的物质享受之外之上的心理或者精神享受，也即“酒中趣”。

可见，酒中是有一種“趣”的，至少就李白而言，饮酒之趣，有些时候固然在于其消愁遣兴的作用，但不止于此，饮酒之趣更在于人性解除束缚之后心灵的快乐与性情的舒张。这一点，李白继承并超越了前代饮者。李白饮酒诗中常常出现的饮者有曹植、竹林七贤、山简、陶渊明，李白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也和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与曹子建比，李白同其过高自许与不得志；与阮籍、嵇康比，李白同其内心痛苦与压抑；与山简比，李白同其嗜酒之性与豪饮之量；与陶渊明比，李白同其内心孤寂与形容放达。但是李白不同于并超越他们的是，李白在一个健康而昌明的盛世无拘无束地传达和歌颂美酒给人的精神心理世界带来的充分舒张与享受，激赏那欢乐、迷狂、自由自在的酒兴酒趣！

因此，李白不少诗篇和诗句表达的是其天性中对于美酒纯粹的迷恋和饱满的礼赞，如“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笑歌行》），“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早春寄王汉阳》，“此江若变作春酒，垒麹便筑糟丘台”（《襄阳歌》），“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等等，都充分表达了李白颇得“酒中趣”的迷狂心态。

受“酒中趣”召唤而嗜迷美酒的唐代诗人，并不限于李白。王绩说：“但令千日醉，何惜两三春。”（《尝春酒》）王勃说：“还持千日醉，共作百年人。”（《春园》）丁仙芝说：“十千兑得余杭酒，二月春城长命杯。”（《馀杭醉歌赠吴山人》）崔敏童说：“能向花前几回醉，十千沽酒莫辞贫。”（《宴城东庄》）张籍说：“不用积金著青天，不用服药求神仙。但愿园里花长好，一生饮酒花前老。”（《春日行》）韩偓说：“何如饮酒连千醉，席地幕天无所知。”（《惆怅》）聂夷中说：“一饮解百结，再饮破百忧。……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饮酒乐》）这些诗人，在饮酒的态度上，与李白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唐人这类诗歌中，元结《石鱼湖上醉歌并序》则是最有特色的，他在序中描述了石鱼湖上醉酒，状如洞庭君山的情景，在诗中就展开想象，敷衍开来：

石鱼湖，似洞庭，夏水欲满君山青。山为樽，水为沼，酒徒历历坐洲岛。长风连日作大浪，不能废人运酒舫。我持长瓢坐巴丘，酌饮四坐以散愁。

李白曾将一江汉水喻为酒，元结则把石鱼湖胜景喻为洞庭君山，接着又把山比为酒樽，水比为酒沼，酒徒列坐洲岛持瓢酌饮，好不快意！

唐诗中频见对饮酒如此强烈的夸饰、礼赞，多是作者得趣满足的外在表现，那么这种“勿为醒者传”的“酒中趣”，到底能不能以言语释解传达呢。

我们试试。从唐人诗歌表达的内容来看，其趣大抵两端：乐趣与真趣。

酒有乐趣

酒中之乐趣，当指心灵的快乐，但我们从苦恼说起。关于中国古人的人生苦恼，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价《古诗十九首》时曾有一段细腻微妙而经典的评说：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

为了超越这种种苦恼，唐人往往寄情翰墨，寄怀游仙，寄兴山水，而忘惆怅于杯盏、求乐趣于歌舞，也是李白和不少唐人的选择。饮酒的享受是一种综合体验，虽然李白也会偶有“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自遣》）的清欢，但更多的饮酒情景是“听歌舞银烛，把酒轻罗霜。横笛弄秋月，琵琶弹《陌桑》”（《夜别张五》）的狂欢，良辰美景带来愉悦心情，玉盘珍馐带来口爽心足，丽人歌舞带来怡然心动，每一种物质的享受都带来相应的心灵的快乐，而美酒，则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正是与美景美食美人美乐交织在一处，美酒才更充分地触动饮者心灵的快乐。这种综合体验引发的心灵的快乐，可称为酒之乐趣。诗人们是这样表达此乐趣的：

贾至《对酒曲二首》曰：

梅发柳依依，黄鹂历乱飞。当歌怜景色，对酒惜芳菲。曲水浮花气，流风散舞衣。通宵留暮雨，上客莫言归。

春来酒味浓，举酒对春丛。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寄语尊前客，生涯任转蓬。

权德舆《放歌行》曰：

鸣环动珮暗珊珊，骏马花骢白玉鞍。十千斗酒不知贵，半醉留宾邀尽欢。银烛煌煌夜将久，侍婢金罍泻春酒。春酒盛来琥珀光，暗闻兰麝几般香。乍看皓腕映罗袖，微听清歌发杏梁。双鬟美人君不见，一一皆胜赵飞燕。迎杯乍举石榴裙，匀粉时交合欢扇。

白居易《醉歌（示伎人商玲珑）》曰：

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贾至诗写下雨天留客，春酒与歌舞同欢；权德舆诗写半醉留客，依然歌舞交欢；白居易醉酒自嗨，也还是要请玲珑再度放歌。这三首诗的共同点就是将沉醉美酒与歌舞笙箫结合而写，美酒因歌舞而愈加醇厚，歌舞在醉者眼中越发动人，当酒宴从轻歌曼舞一路飙扬到了狂歌醉舞时，诗人的酒兴诗情也达到了顶峰。

这种饮酒的乐趣在李白诗作中表达得最为淋漓酣畅，李白纵酒畅饮总是离不开音乐歌舞，如“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逢行》），“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少年行》其一），“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杀人。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纻飞梁尘。丈夫相见且为乐，槌牛挝鼓会众宾”（《猛虎行》），“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征乐昌乐馆，开筵列壶觞。贤豪间青娥，对烛俨成行。醉舞纷绮席，清歌绕飞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送行奠桂酒，拜舞清心魂。日色促归人，连歌倒芳樽”（《鲁郡尧祠送吴五之琅琊》），“斗酒满四筵，歌啸宛溪湄。君携东山妓，我咏《北门诗》”（《宣城送刘副使入秦》），“歌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色艳日彩，舞袖拂花枝。把酒领美人，请歌邯郸词。清筝何缭绕，度曲绿云垂”（《邯郸南亭观妓》），“豪士无所用，弹弦醉金罍。……置酒勿复道，歌钟但相催”（《金陵凤凰台置酒》），“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在水軍宴韦司马楼船观妓》），“胡人叫玉笛，越女弹霜丝。……扬袂挥四座，酩酊安所知？齐歌送清扬，起舞乱参差”（《九日登山》）等等，觥筹交错的豪饮和曼舞飞歌的欢娱互相生发，饮者的身心得到充分的享受，酒酣耳热之际，李白把自己曾经独酌时的顾影独欢释放成了与众乐乐的狂歌醉舞：“永夜达五更，吴歈送琼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过汪氏别业》其二），“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将进酒》）。

在这些作品中，李白是陷入了一种很复杂的狂欢状态而迷醉的。酒精当然是最根本的物质触媒，但横笛清筝玉箫鼙鼓奏响的欢乐乐章，艳姬丽妓绕梁纷飞的清讴妙曲，歌儿舞女花枝招展的挥袂舞袖，主客不辨剑歌相呼的举手投足，交织在一起，再加上金樽佳酿诗酒相酬，感官的刺激、耳目的娱悦、感情的激荡、心灵的享受一同迸发出来，互相生发起来，这该是怎样令人迷狂令人欢乐无比的场面！李白怎能不歌咏之，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呢！

是谓心灵的快乐，但酒中之趣尚未止步。

酒有真趣

酒中之真趣，当指性情的舒张。而此真趣的实现，则来自于乐趣的高扬。我们接着乐趣说。

在前文所描述的心灵快乐的巅峰状态中，李白不仅得到了酒中乐趣，而且他的真性情得到了极大的发抒张扬，他意兴遄飞，豪气凌人：“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意气人所仰，冶游方及时”（《古风》其八），“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侠客行》），“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白马篇》），“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赠崔侍御》）。他将主观的意兴投射到自然世界时，万物任由他驱遣：“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其三）他将主观的意兴投射到社会现实时，则是真率对友人，平交待王侯：“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友人对酌》）“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

“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东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李白这个“主观”的诗人在这种狂欢的巅峰状态下，破除了一切屏蔽与束缚，如同酒神附体，让自己的真性情排山倒海般爆发、飞流直下般倾泻。魏颢《李翰林集序》记载李白“又长揖韩荆州，荆州延饮，白误拜，韩让之，白曰：酒以成礼。荆州大悦”。李白其实很清楚《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中“酒以成礼”的含义的，但这并不妨碍李白酒以为欢，欢后求真。当李白达到癫狂状态时，就远远突破“礼”的节制，以平等自由的态度面对周围的一切。无论是青山绿水，还是黄鹤楼鹦鹉洲，无论是山中幽人，还是公子王侯，在李白的醉眼中既有可能成为真率坦荡的诗朋啸侣，又有可能被李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任意驱遣。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描绘：“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恐怕就是这个状态最形象的注脚了。可以说，这时李白饮酒才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不仅仅是李白，就酒后醉中所释放的生命本真的自由而言，唐代其他诗人的表达也很充分，王绩大隐取醉，认为美酒才能超越礼乐诗书的束缚：“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赠程处士》）权德舆感叹人世处处樊篱，只有杯中物才能令人解脱：“区区此人世，所向皆樊笼。唯应杯中物，醒醉为穷通。”（《早发杭州泛富春江寄陆三十一公佐》）当这些束缚与樊篱解除了，人性的勇气、胆识和豪情就自然喷薄而出了。年轻的韩愈醉倒在王司马家的芍药花下，还在肆无忌惮地放言：“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王司马红芍药歌》）杜甫与郑虔，虽皆寒苦，但得钱即开怀对饮，忘形你我：“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杜甫《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而卢纶与张擢对酒时，则以卢叟自称，二人歌呼相对，颇有意味：“张翁对卢叟，一榼山村酒。倾酒请予歌，忽蒙张翁呵。……卢叟醉言粗，一杯凡数呼。回头顾张老，敢欲戏为儒。”（卢纶《与张擢对酌》）是谓性情的舒张。

如何乐趣趋真趣

酒有乐趣，酒有真趣，不仅体现在李白，也不仅仅体现上述唐人作品，如果我们把元稹《先醉》《独醉》《宿醉》《惧醉》《羡醉》《忆醉》《病醉》《拟醉》《劝醉》《任醉》《同醉》《狂醉》《有酒十章》，白居易《何处难忘酒七首》《不如来饮酒七首》等十四首劝酒歌，皮日休《酒中十咏》《奉和添酒中六咏》等综合起来考察，这些特征同样鲜明而突出。

那么，酒的乐趣和真趣，心灵的快乐和性情的舒张，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呢？唐朝另一个善饮的诗人关于酒仙的长歌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曰：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杜甫歌咏的这醉中八仙各有独特之处，但细细读来，以苏晋为关捩点，可以分为两个相承续的部分。前一部分极写酒仙们对美酒的迷狂，以及饮酒带来的心灵快乐，即乐趣；后一部分张扬酒仙们醉后的自由的本真人性和不羁的天赋才华，即真趣。四明狂客贺知章，醉中骑马似乘船，以至于眼花落井，还沉浸在美酒的陶然醉意中舍不得醒来。宗室皇族汝阳王李琎，富贵已极，但却口不择酒，以至于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得移封酒泉来满足那畅饮的渴望。左丞相李适之，酒量巨大善豪饮，饮如长鲸吸百川，日费万钱也在所不惜。少年公子崔宗之，袭得一身魏晋名士的风流态度，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此四者，身份地位不同，年龄大小有别，酒趣酒态不一，但他们对美酒的渴望、迷恋、畅想却都是一样的，都到了狂热的境界！苏晋长斋尚醉酒，和前四者相似；而他在醉中逃禅，却是本真人性难以掩饰、难以抑制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在李白、张旭、焦遂身上得到了放大。李白自不待言，焦遂始则默然饮酒，五斗之后方卓然而起，高谈雄辨，语惊四筵；草圣张旭则狂饮三杯后脱帽露顶，放肆于王公前，在醉意的驱驰下挥毫落纸如云烟。李白、张旭、焦遂乃至苏晋的独立特行、放浪不羁乃至惊世骇俗的行为背后是毫无羁绊的天纵之心、自然而至的本真至性，而这种行为的表现、这种至性的释放是在“醉中”实现的。

而这个“醉中”恰恰就是“乐趣趋真趣”的临界点，这是不好量化的，因人而异；但也是可以量化的，比如李白。我们发现，当李白如此放言的时候，乐趣基本就上升为真趣了：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將进酒》）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

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

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江夏赠韦南陵冰》）

龙泉解锦带，为尔倾千觞。（《夜别张五》）

同欢万斛酒，未足解相思。（《宣城送刘副使入秦》）

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月下独酌》之四）

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赠刘都使》）

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友人会宿》）

当李白达到“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真趣境界，“诗百篇”的艺术创作出现了；当张旭达到“脱帽露顶王公前”的真趣境界，“挥毫落纸如云烟”的草圣手笔出现了。原来这真趣之后居然隐藏了如此蓬勃的艺术创作的生机与活力，性情的舒张俨然成就了艺术的巅峰状态。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理念中，美酒虽然能助兴，但更强调“酒以成礼”的节制性，强调中节适量的度，反对毫无节制的狂欢；与此相类，诗歌创作也要讲求温柔敦厚的风雅传统，这种审美观念并不反对欢愉和悲情，但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歌必须沿着中和雅正的路子不偏不倚、小心翼翼地去表达，才能最终获得这个文化传统的接纳乃至褒扬。然而，李白们的狂饮恰恰是对既有规矩的冲决与突破，是对酒礼的逆袭，而恰恰是这种酒仙（一似希腊的酒神）的狂欢，促成了乐趣趋向真趣的升华，达到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精神状态；这种陶然忘机的精神状态，恰恰是思维可以直击心灵的妙会契机，是诗歌创作难得的“得意忘言”的当口。有些时候，诗歌要书写心灵深处绵邈不尽的深度空间，要开掘纤细敏感的丝丝缕缕的多维度的情感世界，要展现创作个体大喜大悲极端深刻的生命体验，要描绘诗人的自我形象和主观世界，这就要去除束缚，摒弃伪装，在生命的狂欢中探寻到艺术的本真。而真趣带来空前活跃与跳动的创作灵感，则有可能把“得意忘言”“欲辨已忘言”的“言”落实为具体的文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当酒力弥散，真趣消失，这种状态不复存在，这样的作品境界连作者自己也难以重新再达到。有前辈学者认为，李白的诗不可模仿也不可重复，大概就是包含这种情况在内的。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是懂酒的，是懂李白的，是懂诗歌的，他的《饮中八仙歌》抓住了盛唐的灵魂，抓住了酒仙的灵魂，以瞬间的定格把一个伟大而昌明的时代背景中那么多个性鲜明的酒仙的自由而真实的情态毕露无遗；同时他也抓住了酒的灵魂与诗的灵魂，不仅写出了酒的乐趣与真趣，更揭示了酒的真趣与诗的真意之间内在相通的本质。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