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东亚汉籍的研究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全球化进程日益明显，东亚古典学研究也需要超越传统的国境限制，而从东亚全局的视野出发来加以观照。有鉴于此，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张伯伟教授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学术理念，即在进行东亚古典学研究时，将研究的问题置于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中加以把握，研究中国与东亚诸国之间的文化互动、文明交涉与知识环流，从而提炼出东亚知识生产与人文传播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职是之故，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于2016年7月2日举办了东亚汉籍研究国际工作坊，以“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为主题，邀请美国莱斯大学、波士顿大学、布兰代斯大学、韩国首尔大学、成均馆大学、汉阳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外16名学者与会，就“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展开讨论。

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东亚汉籍研究的演进

本次工作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作为引言人，对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进行了深入阐发与深刻反思。他认为，综观30余年来的东亚汉籍研究，经历了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的三个阶段。

张教授首先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新材料在中国学术界学术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东亚汉籍是21世纪东亚古典学的新材料，其价值和意义完全可以和上世纪的新学问——敦煌学相媲美，甚至有以过之。张教授进一步指出，研究东亚汉籍，其基本观念就是把所有的汉籍文献当作一个整体，也因此要把所有的研究文献当作自身工作的前提。既然是新材料，就必然涉及对文献的收集和考辨。他说，在东亚汉籍的收集整理中，我们往往会以域外文献中载录的中国人不见于其本集的作品当作其佚文佚诗，同样，也往往容易将中国文献中载录的域外人不见于其本集的作品当作其佚作，其实是需要非常慎重的。

东亚汉籍中所保存的新文献、新材料，固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但毕竟这些新材料是有限的，而如何利用这些新材料提炼出新的问题才是东亚汉籍研究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张伯伟教授提炼出了书籍的“环流”、东亚的女性写作、文人的交往、文化意象的形神之变（地域上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媒介上包括文学和图像）、文学典范的转移和重铸、各种文体的变异和再生等等东亚汉籍研究中的新问题。张教授认为，东亚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总结出具有示范意义的方法论，为未来的东亚古典学研究提供借鉴意义。经过多年的研究，张教授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这一核心概念，其要点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其一，把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即便需要做分类，也不以国家、民族、地域划分，而是以性质划分。其二，在汉文化圈的内部，无论是文化转移，还是观念旅行，主要依赖书籍的“环流”。人们是通过对于书籍的直接或间接的阅读或误读，促成东亚内部的文化形成了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其三，以人的内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为探寻目标，打通中心与边缘，将各地区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联系。其四，注重文化意义的阐释，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时段上人们思想方式在变化中的一致。

张教授在引言的最后指出，在进行自身理论和方法建设与探索时，应该坚持以文本阅读为基础，通过个案研究探索具体可行的方法，走出模仿或对抗的误区，形成与西洋学术的对话。在今天的人文学理论和方法的探求中，套用西方固不可为，无视西方更不可为。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

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吴正岚教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如何成为可能——以张伯伟教授的东亚汉籍研究为中心》具体探討了张伯伟教授提出的“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在学术上的创获。她认为，本世纪以来，张伯伟教授在东亚汉籍研究方法论上的探索，从重视新材料和比较研究开始，经由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法的阶段，于2009年实现了以“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为核心的理论突破。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和方法论探索，以汉文化圈为方法的宗旨逐步明确，即追求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东方知识生产方式。其核心是强调环流的视角，兼重时间和空间、统一性和多样性。其实质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超越和吸收，来实现方法论的创新。

波士顿大学东亚系魏朴和（Wiebke Denecke）教授在题为《未来学术的全球性遗产：新编英文学术期刊〈东亚汉籍与文化〉的目标与期许》（A Global Legacy for the Future： Some Goals and Hopes for the New Journal 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s）的报告中从比较文化的角度，阐述了东亚汉籍比较研究的意义。魏教授认为，东亚汉籍比较研究在未来的学术界会是有前途和“力量”（power）的。首先，可以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东亚学”的基本导向，摒弃最近百年以国家、国学和国文学为主的研究方向。其次，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比较研究能够鼓励欧洲研究的重新审视拉丁语源头，以及后古典时代拉丁语的重要性。最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东亚文化圈的特质和特色。魏教授在发言的最后再次强调东亚汉籍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应该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东亚文化圈的特质，发掘东亚共同的文化遗产，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主义和竞争环境的各范畴中，重新演绎汉字文化圈的定义和定位。这对东亚各国人民重新找寻共同愿景和文化根源尤其重要。这个过程会矫正过往民族主义视域下所理解的历史，重新定位长期被扭曲的中、韩、日、越文化与历史。学者亦可以研究成果协助政府和东亚各国的民众提供正面交流，以致形成和解的平台，从而共同保护这块重要的文化遗产。她认为，汉文化圈是世界上最后的古代 “象形文字圈”（logographic script sphere）。她呼吁，在现在全球化的历史时刻，我们应极力守护人类文明史上这最后一片象形文字圈。

意义之探寻：东亚汉籍与东亚文学文化的交流

各位学者围绕着张伯伟教授的引言，分别从各个角度来阐发和充实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

韩国首尔大学国文学系李锺默教授报告了《康熙年间中韩书籍与诗文交流的意义》一文。他认为，明朝末年，中国文士们来到朝鲜，采集朝鲜的汉诗，并将其带回中国。又以此为基础，在整理中国历代汉诗之时，将朝鲜的汉诗也一并收录在内。其中，包含了中国将朝鲜的汉诗视作“国风”之一，用以装饰中华文明之博大和兴盛的“帝国主义”意图。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和清朝的正式交流之中。尤其是康熙帝为了使朝鲜认识到清朝作为文明中心的地位，下令编纂了与汉诗有关的庞大类书，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朝鲜。此外，为了在收集中国的历代汉诗之时将朝鲜的汉诗也一并收录进去，同时也为了探查朝鲜的文化力量，中国一直有意持续地采集朝鲜的汉诗。对此，17世纪的朝鲜文人们基于朝鲜处于文明中心地位的小中华意识，为了展示朝鲜文明的优越性，便积极遴选朝鲜的汉诗送往中国。甚至，有人认为夷虏之国的清朝作为文明的接受者反而会陷入文治主义从而走向没落，并由此提出了朝鲜要对此早作准备的理论。综上可见清朝和朝鲜各自将自己放在文明的中心位置上的对决意识。

近年来，“燕行录”受到东亚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南京大学域外汉籍所也承担了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大型科研项目，选择一百部左右的《燕行录》进行点校和解题，南京大学文学院俞士玲教授所报告的《以几部〈燕行录〉为例谈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就是她在整理《燕行录》时的心得。俞教授认为，《燕行录》与一般的旅行文字有很多不同，如为使团中人所撰写，旅行目的明确，有行程和旅行路線受限等消极因素，但也有与一般旅行者不易获得之优势，比如燕行者见到的中国人的分层最丰富的，上到皇帝、权臣，下到拾粪的乡间幼童；接触到的中国社会的层面也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法律、思想、伦理、教育、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博物、技术、农业、医学、环境、风俗等都有丰富的材料。《燕行录》提供了可确定的时间、地点、场景、情境，具有田野调查报告的意味，可对之进行知识考古式的研究。朝鲜人的关注点、观察视角与中国人颇有不同，即使对中国史料中也有涉及的问题也有颇为有趣的视角；《燕行录》因写作者的不同对同一问题亦有不同的观察；朝鲜人对某些问题的诱导性提问影响被提问者的回答，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朝鲜人对被提问者暧昧回答的解读方向；而多种《燕行录》的历时性考察具有了解中国、朝鲜社会变迁的参照系的意义。

讲起前近代的东亚外交关系，发生于1592—1599年持续七年的万历朝鲜之役，是影响近世东亚世界决定性的大事件，也是中日韩三国学术界相当关注的课题。但是这场战争，无论是当时留下来的原始史料，还是后来的学术论著，都有千差万别的观点。三国各自构筑了本国的学术话语，包括这场战争的名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各不相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报告了《东亚汉籍与万历朝鲜之役研究》，从史学研究的角度阐发了东亚汉籍的意义。他认为，在全球化的当下，应当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重新建构更为客观的评价体系。所谓东亚视野，孙教授认为，就是要尽可能做到超越狭隘民族国家的立场，站在东亚全局的观念上，来看待历史，研究问题，其重要表现与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资料上来说，要尽可能地收集中日韩三国资料，互相比证甄别，决不能只执一端，不及其余，否则难以获得历史真相。第二，朝鲜战场上的事情，与明朝国内政局息息相关，也与日本政局的变化关系紧密，因而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战场上事情的真相，必须联系国内政坛的变化。第三，要重视周边各国的材料的关联性及史料作者的动机。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来说，当然可以从域外汉籍中获得很多“新材料”，而“新问题”层面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从东亚汉籍中，可以重新认识这场战争中的明朝将士，甚至可以重新评价这场战争的影响，因而东亚汉籍的地位相当重要。孙教授还认为，当我们“从周边看中国”的同时，也有一个“从中国看周边”的视角，哪一种都并非绝对，哪一种都有局限，关键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便能够用多重史料、从多重视角，去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真相。

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史之学，域外汉籍也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童岭教授发表了《中国中古文史与域外汉籍研究——以旧钞本为中心的初步讨论》一文，分别以《讲周易疏论家义记》、隶古定“伪《古文尚书》”、南监本《南齐书》荻生徂徕之批校、《秘府略》《琱玉集》《翰苑》《文选集注》、上野本《文选》等经史子集四部域外汉籍旧钞本为例，具体阐述了域外所藏旧钞本对中国中古时代的经学、史学、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巨大意义。这些遗存在日本的宝贵的汉籍钞本涉及面极广，为现代学者再现六朝隋唐的文学、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原本无法涉及的学术领域，也可由此渐窥门径。童岭认为，域外汉籍研究，需要打破学术的“国境线”。从美国学者科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到“在东亚发现历史”，域外汉籍为此提供了可能。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卞东波教授《发现与发明之间：唐宋诗日本古注本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报告从域外汉籍古注本的角度讨论了唐宋日本古注本对唐宋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在明治时代之前，日本即有悠久的中国古典研究史，这其中就有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前近代时期，日本对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主要研究形式就是注释。现存的日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注释主要有汉文和假名两种，特别是唐宋诗的日本汉文古注本很值得研究唐宋文学的学者关注。唐宋诗的日本古注本还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这表现在：一，唐宋诗的日本古注本具有辑佚价值，一些在中国失传的中国古注本就保存在这些汉籍之中。如宋人施元之、顾禧、施宿所著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被视为苏诗宋注中的精品，但目前仅存三十六卷，仍有六卷散佚不存，但日本苏诗古注本《翰苑遗芳》中还保存着施顾注失传六卷的佚文。二，很多中国没有注本的唐宋诗集，在日本却有详细的古注本，如唐代的寒山诗，中国古代没有注本传世，但在日本却有《首书寒山诗》《寒山子诗集管解》《寒山诗阐提记闻》及《寒山诗索赜》四部古注本。三，即使中国古代有注的唐宋诗集，日本古注本亦可以加以补充。杜甫的诗集在中国有所谓“千家注杜”之说，但日本江户时代尚有不少杜律的古注本可以补充。四，唐宋日本古注本中还有不少部帙较大的唐宋诗集注本，如日本苏诗集注本《四河入海》，汇集十三家注释的日本黄山谷诗集注本《山谷幻云抄》。总之，研究这批唐宋诗日本古注本，对于深化我们对唐宋诗的认识，了解唐宋诗在日本的阅读史都具有极大的价值与意义。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郑墡谟教授《高丽文坛的“东坡风”考》一文，以具体的个案，讨论了中国古典文学对高丽汉文学的影响。他指出，从高丽中期开始，高丽诗坛出现了专习苏东坡的风气，高丽文坛上出现了“崇尚东坡”的现象。他认为，苏东坡在高丽的传播与北宋和高丽外交的恢复有很大关系。熙宁四年（1071），北宋与高丽重新开启邦交关系之后，双方使臣开始定期往来。随着两国使节团往来的日益频繁，北宋中期重新兴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以及北宋文人的诗文集等最新资讯，也随之传入高丽，并在高丽汉文学的各个层面陆续产生了影响。据现存文献记载，苏东坡在高丽文坛上的出现，始于熙宁六年（1073）以金良鉴为首的使节团在途经杭州之时，与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曾有过会面。三年后，以崔思谅为首的使节团也途经杭州地区，并在当地市场上购入了苏东坡的诗文集。在高丽中期的文坛，苏东坡的诗文集不仅仅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甚至遍及到了僧侣和女童。事实上，苏东坡对于高丽文人的影响远不止于诗文创作方面，还涉及到诗文评论、书法、绘画等多种文艺批评。

东亚汉籍与东亚古典文本

本次工作坊的与会代表还对具体的东亚汉籍文本进行了研讨，主要集中在诗话、笔谈、稿本等古典文本。

诗话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受到中国诗话影响，日本、韩国古代也产生了本国的诗话，作为批评本国汉诗的主要批评形式。美国布兰代斯大学马修凡（Matthew Fraleigh）教授认为，19 世纪的日本诗话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如何将汉诗創作加以概念化。例如，他们如何在日本国语文学传统中理解他们的书写表达的。他们如何在中国的文学形式与历代创作中，定位日本汉诗的。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代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地域框架之中的。他们到底认为什么是日本汉诗的特异之处。他们的著作对日本汉诗经典的形成有何贡献。在本次工作坊上，他发表了《“诗无唐宋明清”：日本十九世纪的诗话——以〈淡窗诗话〉为中心》一文，聚焦于江户时代汉诗人广濑淡窗（1782—1856）所著的《淡窗诗话》。《淡窗诗话》并非用汉文写成，而讨论的对象则是江户时代的汉诗。如在《淡窗诗话》中，淡窗讨论中国诗歌与日本诗歌之别，对于中国诗歌经典，淡窗认为没有必要对其亦步亦趋。

韩国诗话也是本次工作坊的研讨对象，上个世纪，赵锺业教授整理出版了《韩国诗话丛编》，为韩国诗话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基础，成均馆大学汉文学系安大会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韩国诗话的翻译与研究。本次工作坊上，他报告了《韩国诗话史研究的新尝试》一文，从诗话史的体系化、主要诗话的翻译及研究、资料收集和定本化研究三个方面介绍了他目前工作的进展。他说，韩国诗话较少理论色彩、偏重于诗歌品评和逸话叙述的特点，使得研究者难以阐明韩国诗话间的差异，韩国诗话历史谱系的整理也因之而成为一项棘手的问题。目前有关韩国诗话史的研究尚为稀少的原因也即在此。安教授一直致力于韩国诗话的翻译工作，他打算将这些译本编订为“韩国诗话丛书”出版。安教授认为，《韩国诗话丛编》以及以此为蓝本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存在很多的问题。安教授计划以之前个人收集的资料为基础，出版新的韩国诗话丛书，此丛书将补充《韩国诗话丛编》中未收录的诸多诗话。在韩国诗话的翻译与整理过程中，安教授又发掘了不少诗话资料，改变了对单篇诗话评价的视角，从而对韩国诗话史的建构也发生了变化。安教授曾著有《朝鲜后期诗话史》一书，在此基础之上，他下一步打算撰写整个韩国诗话史，将于2018年完成并出版。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金程宇教授，在出版了70册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之后，目前又致力于日本所藏的稿钞本汉籍的研究，他在工作坊上发表《从稿本看东亚古典诗学文本的生成——以田边华〈碧堂绝句〉〈衣云集〉为中心》一文，具体阐述了如何探究东亚汉籍中稿本的问题。他认为，在东亚古典诗学研究中，文本形态的研究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其中，稿本由于较能反映原生态的文本面貌，学术价值尤高。本次工作坊，金教授以他个人所藏的日本现代汉诗人田边华的两种旧体诗歌集《碧堂绝句》《衣云集》稿本为例，探讨古典诗学文本生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碧堂绝句》有1914 年排印本、1920 年改削本、1921 年本。金教授藏有《碧堂绝句》稿本“诗草”一册，与已刊文本对照，可见其删削之痕迹。《衣云集》有田边绫夫1932 年排印本，系绫夫据其父田边华誊清本排印。金教授所藏即其底本，此本虽是誊清稿本，但从贴签、圈改等方面来看，文本的改动颇大，排印本无法全面体现。金教授最后指出，田边华诗集的出版均采用的定本式整理，而通过以上两种稿本之比较，可窥见其诗句之异同、诗思之变化。域外汉诗之整理出版，也需要加强底本式的工作。

韩国汉阳大学国文系教授郑珉报告了《18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媒介“笔谈”：以笔代舌的语言》一文，介绍了“笔谈”的形制与特征。郑教授指出，笔谈不是用语言进行的对话，而是通过使用毛笔你来我往的书写所进行的“以笔代舌”式的独特对话。这种方式是18世纪后期东亚社会中通用的特殊交流方式，如今在中国、韩国以及日本都留下了丰富的材料。笔谈有一对一、多对多等多种形式，发生在中国和朝鲜、朝鲜与日本等国家之间。笔谈在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国家间展开时，依照不同的对象，其对待笔谈的态度也会产生差异。郑教授指出，朝鲜文人对于中国与日本文人的“亲密感”的差异相当明显。在与中国人笔谈时，朝鲜人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带走谈草。但是，与日本文人交流情况就不一样了。当然与每年多达三四次的中国使行不同，断断续续每隔几十年才成行的日本通信使行对于朝鲜人来说并没有多少人气。而且在与日本人进行笔谈时，朝鲜人总是展现出一种对话上的优越感。郑教授还研究了笔谈中朝鲜使臣心态的变化。初期，日本人处于守势。然而在长崎港口开航通商之后，中国江南地区的出版物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这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朝鲜通信使的随行成员也深切感受到日本人的学问一夜之间大变的情况，进而渐渐害怕与之展开笔谈了。这时，便出现了日本人不再把笔谈看作是吐露心扉的谈话，而是把它作为轻视对方并让对方出丑的一种手段了。

综上所述，本次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主办的“东亚汉籍的研究意义”国际工作坊经过一天密集的讨论，圆满结束。来自中、美、韩三国的学者就“东亚汉籍的研究意义”畅所欲言，为未来的东亚汉籍研究拓展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