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精微、文史兼通的长者之文

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写于1954年，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并于1979年修改再版。后来北京出版社组织出版“大家小书”系列，此书也被收入，季先生的学生夏晓虹为此次出版写了序言，介绍了此书在材料选择和行文风格上的特点。这篇序言连同季先生自己的初版《后记》和《再版前言》都收在了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这个新版本里（2002年版），对读者了解作者本身的写作意图和主要认识是很有价值的。本文只是从读者的角度谈谈自己在多年阅读《史记》的过程中，再读季先生这本小书时的一些感受，以期引起大家对这样一些“小书”的阅读兴趣，进而生发起阅读《史记》的兴趣。

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讲，看多了近年来越来越厚的专业研究书籍，再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时心情是愉悦的，再加上它本身行文的畅达，立时让人觉得真正的大学者就该把自己的研究精粹这样点点滴滴地写出来，让更多的读者愿意阅读经典，亲近经典。这样的工作对非专业的读者和专业的读者都是有益的，而且是受欢迎的。当然，季镇淮先生是有这种自觉意识的，正如夏晓虹女士所说：“‘五四’以来平民化的思潮，经由朱自清先生，也给予镇淮师潜在的深刻影响。无论何时，为尽可能多的读者写作，对他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信念。”（《新版序》）因此，在他的行文中，文字的明白晓畅不必多说，已由夏女士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更让人深有感触的是这样一种风格：简要地说明自己的工作，诚恳地说出自己的困难，而又不吝惜自己的心得体会，周到细致地提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些都让人感受到一种长者之风。大概正是这种笃定从容的态度使得“大家”的文字具有一种使人脱去功利、沉下心来的力量，使读者能真正用心体会经典作品和作家的思想情感。

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司马迁》的结构来看，这是一部人物传记与作品评价相结合的评传，而以传为主。作者的本意也是要写一篇司马迁的传记，“使这位文化伟人的形象能够稍稍突出”（《后记》）。这让我们不自觉地想起了班固的《司马迁传》。同班固一样，本书也全文引用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不同的是，季镇淮先生更强调了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氛围。因此，他就从人神杂居、家为巫史的时代讲到巫史分家的重黎氏，从而引出司马氏这个史官家世的由来，这样就把司马迁自己讲的“世典周史”进行了生动有趣的解说，从而把读者引入一种久远鲜活的历史氛围之中了。之后，他通过引述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梳理了从文、景至武帝时期学术思想与政治策略的变化，以及司马谈的学术修养和著史的准备工作，这些对司马迁写作《史记》都有重要影响。而对司马迁一生主要活动的描述，他分别选择了每一个时期重要事件展开叙述，但每个事件又不是平列的，而是根据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的程度有所侧重。如在其童年生活中突出了“家徙茂陵”这件事，这是个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件事，将汉武帝的政治压迫、郭解的故事与司马迁父子迁入茂陵的缘由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对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情况和社会氛围有了深入的认识。我们因此了解了司马迁与他笔下的人物是那样接近，仿佛共同书写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因而也就理解了他笔端那些情感的由来。当然，关于司马迁童年时期龙门的地理风貌和汉初学童学字的勤苦写来也是有趣的。在青年时期，写得生动明晰的是“二十漫游”，为此他不仅参考了王国维的意见，还考察了秦汉时期的道路交通情况，仿佛在我们面前铺开了一张大图，指点着一个个地名为我们娓娓道来，使听者自然进入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而“扈从封禅”一节对“封禅”活动的详细解说、“负薪塞河”一节对黄河决口治理方法的记录，以及“为太史令”一节对司马迁修订《太初历》及古代历法的介绍，包括书中关于历史地理、道理交通的描绘，都让我们感到作者对这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因此他才深有感触地说：“《史记》的难处，在于它所包含的我国古代文化历史知识的广泛性，需要研究者具有较广泛的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再版前言》）“写《司马迁》，对笔者来说，根本上的问题，实在是学力不够。《司马迁》是需要也值得研究古代文化的专门家来写的。”（《后记》）这其中自有作者的写作甘苦，也有对后来者的期许。在写到司马迁著述《史记》阶段，他特别引用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揭示了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萦回决绝的心态及其坚持著述理想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季镇淮先生用了“就极刑而无愠色”和“一个坚持理想的老人”来概括司马迁的著述态度，而没有用我们通常强调的“发愤著书”，反而更准确地把司马迁著作《史记》的自觉、自信、忠实和坚毅都传达出来了。这样，季镇淮先生既综合了已有的材料，又运用自己多学科的知识，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生动的描写，并始终注意社会背景与人生演进的结合，使得司马迁这个坚持著述理想的伟人的形象逐渐树立在我们面前。应该说，用这样简洁的文字，描绘出这样一个伟人的一生是不容易的。这需要作者能够舍弃，不炫耀自己的学问，只奉献自己的心得，在这仰之弥高的巨著面前给我们指示出入的门径，这些都显出其温温谦和、谆谆善诱的长者胸怀。

从传记部分来看，季先生充分利用了当时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考证，尤其是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从学术发展史上来讲，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人们关注较多的一是司马迁的生平经历，二是《史记》的阙疑误载，还处于从考证转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阶段，并同时处在人们大力从事文史普及工作的时期。因此，本书既注重利用当时考证的成果，也注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阐释问题，可以说是带有这个时代思潮的印痕。

《史记》历来是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里得到共同关注的巨著，但实际上二者各自使用自己的研究术语和立场开辟战场，互相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少的，或者说互相认同的机会也比较少，但季先生的这本《司马迁》是双方都认可的。这样一本为“非专业读者”写的小书得到文史两个研究领域专家的认可，说明它确实有一种公允从容的气度，而这种气度的獲得是由于季先生对一些关键问题都从文、史两方面进行了精微的解说。

首先季镇淮先生对“实录”的理解很透彻，并结合《史记》进行了细致的阐发。他找到了《史记》作为一部文史结合的历史著作的根本原因。他讲到“这种实录精神，就是司马迁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史记》所以成为杰出的历史和文学结合的范例，其根本原因之一在此”（第91—92页）。就是说从历史学上讲的“实录精神”与文学上讲的“现实主义”，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或者说有共同的根，因此才能生长出《史记》这样一棵文史结合的丰茂的大树。他还认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来自于他继《春秋》作《史记》的著述理想，他要“通过具体的客观历史事实来表明封建社会的全部思想体系，包括天道观、历史观、道德观等等”，因此，司马迁的实录“是有选择地寓其理想于那些实录之间的”（第94页）。不仅如此，这种记录客观事实的态度还使《史记》所反映的远出于司马迁的主观意图之外，发现了被压迫人民的是非善恶观念（第120页）。而这种实录精神表现在叙事上，就是既要忠实于客观事实，又要表现出作者的主观认识，季镇淮先生称之为“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当然，这个观点在本书中还没有明确表述出来，这是他后来在《〈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性及其叙事特点》（《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一文中进一步提炼出来的。说明季镇淮先生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

其次，他提出并阐发了司马迁“褒贬尺度的人民性”。他认为《游侠列传》比较全面地接触了司马迁对各种人物的看法，司马迁大胆歌颂游侠实际是歌颂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由此可见司马迁褒贬人物的尺度是“直接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来看道德问题”，他还进一步结合《刺客列传》《赵世家》《鲁仲连传》和《田横传》及反面的《酷吏列传》等证明，正是汉武帝时的社会政治现实，以及司马迁一生丰富的生活实践和不幸的遭遇，使得司马迁具有了褒贬尺度的人民性（第111页）。这些结论的得出，应该说都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解读《史记》的思想倾向，虽然有阶级斗争的意味，但从根本上还是揭示了司马迁历史观念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季镇淮先生把司马迁的“人民性”思想与具体的《史记》篇目结合起来，使我们更清楚了各篇的主旨和联系，如他把《伯夷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联系起来分析司马迁人民性的来源，是具体而深刻的。这相比于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年出版）是一个进步。李长之也讲到了司马迁的“民间精神”，也讲到了游侠，认为表现了司马迁“有些素朴的反抗性”，是“爱封褒贬全由己”的，但只是列举了现象，没有进行深透的分析。这固然与李长之充满激情的行文风格有关，但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在于他所据以分析《史记》的理论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而季镇淮先生正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研究文学、史学的大潮中，因此水到渠成地把这个问题延伸到了“人民性”的层次，并从人民性的表现及其来源两方面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让我们理解了司马迁自己一生的经历本就是当时历史现实的一部分，因此他在《史记》中的思想、情感的流露都是现实的客观反映，这就避免了把司马迁的情感流露看作是发一己私愤的褊狭的认识。这就使得李长之讲的“浪漫的自然主义”有了充实的内核，证明了司马迁的褒贬不是全由个人的情感，而是忠实反映历史事实的必然结果。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无可置疑。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确实开拓和深化了文化及历史研究领域。当时著名的学者像侯外庐、高亨等都从人民性的角度探讨过司马迁的历史思想，从而丰富了这一论题，使人们对《史记》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此外，季镇淮先生着重从文史结合的角度总结了司马迁为历史人物作传的创造性。首先他认为《史记》“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的内容的纪传体，是司马迁对历史学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70“列传”，“具体而生动地充实了历史的内容，扩大了历史的范围”（第137—138页），而这种体例具体地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是整体的、全民的历史观念。然后，他总结出司马迁主要运用了选择有代表性的话和事来反映人物特點、互见法、故事化等写作方法，使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不仅富有个性，而且富有典型性。“这种特殊人物的典型性的创造，不只是突出地反映了个别实有人物的某些重要方面，而且是广阔地概括了一定社会的某些重要方面，深入地发掘了一定社会的矛盾”（第131页）。这就是文学上讲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是《史记》成为历史和文学唯一互相结合的典范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使史书的“纪传”体成为我们所谓的传记文学，“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空前独创”（第139页）。这当然也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但季镇淮先生的思考方法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他从《史记》的独创性入手，发现体例的创新代表了新的历史思想的出现，并因此带来了使思想与形式能够统一起来的历史表述方法，而这些方法正与文学创作方法在表现现实方面是一致的，因而使史书与文学就不可分了。

最后他也分别从历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对《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加以总结。认为“司马迁的卓越劳绩，就在于他网罗了古今散碎的历史资料，并使之纳入于一个完整的系统，从而树立了自己的历史观点和历史方法，建设了规模宏大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使中国的历史学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第145页）。这个总结也是客观贴切的。诚然，本书在某些问题的阐释上还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比如，他对司马迁的道德观的看法反映出阶级对立的观点，这使他不能从统一的角度认识司马迁的道德观。即司马迁对统治者与平民虽然有不同的态度，但是他判断仁义的尺度还是一致的，他不是否定一种仁义观或肯定另一种仁义观，而是希望从中树立一种大家共同认同的仁义观。

当我们把传记部分与评论部分结合起来再看时，我们领悟到司马迁真正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创造了《史记》这部巨著，而主要在于他历尽艰辛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著述理想，忠实、客观、全面地总结了三千年来的历史。正如作者自己一再提示给我们的：“司马迁对战国、秦、汉史即他那个时候的近代和当代历史的‘实录’精神，他重视实践和坚持著述理想的精神，以及他把历史学和文学巧妙结合起来从而开创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的创新精神，这三点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只欣赏司马迁的文章，而忘记他写文章的基本精神，是不可能真正懂得司马迁的文章的价值的。”（《再版前言》）

最后还想多说一点，季镇淮先生自己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司马迁、韩愈、龚自珍三位作家，虽有相关的研究论文，却最终以人物传记的形式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如《司马迁》《韩愈传》，以及为自己的两位老师闻一多和朱自清编写的《闻朱年谱》。作者自己说“人物传记基本上是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的”。可见，季先生更愿意把自己有深入了解的人物用历史传记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不仅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传记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代人物评传创作的有益实践，表现了季先生治学的旨趣。此后，肖黎、黄新亚、张大可、许凌云等都写过《司马迁评传》，多少都受到季先生这本小书的影响，可见其对专家学者的启发意义。希望有更多大家写出更多这样的“小书”，引领我们欣赏经典那不衰的魅力。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清人文集《史记》评论资料类编与研究”（12YJA75107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