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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

作者:laoshi来源:古典文学网-诗词帮发表于:2022-09-15 19:38:53阅读:578

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

——兼论中国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

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两人的创作历程与唐代(特别是玄、肃、代三朝)政治有密切关系。政治对李、杜创作的负面的影响,以及“诗穷而后工”的现象,历来论述较多。本文则大体沿李白、杜甫的创作历程,揭示在一些关键时刻,政治对两大诗人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并连带讨论中国诗歌高潮期,一般需要政治提供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这对理解李、杜诗歌各期风貌变化以及盛唐为何在诗歌上取得空前成就,当会是有意义的。

一、唐前期的政治与李杜的理想

唐前期政治,一方面堪称扎实稳健,有许多端谨忠勤、匡益济时的治世之臣;另一方面,它又比较开放自由,在政事、用人上颇具灵活性。这两个方面导致的政治空前成功,激励许多士人为时代献身。从唐前期人才之盛,可以见出那种时代新局面对于人才的吸引和鼓舞。同样,它对李白、杜甫这两位盛唐文化代表人物理想的形成,也有极深的影响。

李杜二人,以李白的理想带有更多的传奇色彩与自由倾向。他向往着像姜尚、管仲、诸葛亮等人那样,由布衣跃升为帝王之师。初看上去,开元、天宝之稳定,与姜尚等人所处的时势完全不同,李白的理想似乎脱离了时代,而实际上仍然根源于现实政治生活土壤。

唐朝肇始,固然有许多人像魏征、李、刘洎等那样,适逢风云际会,由草野登上高位。而武后和玄宗,由于是在斗争中取得最高权力,为夺取和巩固政权,也都曾不次用人。这些,无疑让士子感到鼓舞。李白之“愿佐一明主”(《留别王司马嵩》),杜甫之“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目标定得那么高,显然与唐前期那种所谓“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贤,不拘阶陛”(《旧唐书·刘洎传》)的取才方式有关。

“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新唐书·选举志》)。门阀制瓦解,科举制推行,普遍助长了士人的进取意识。科举之外,朝廷又一再下诏征召各方面的人才,“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强调对才士予以破格推荐。盛唐赠酬诗中,被称“征君”者出现频率之高,亦足以见当时征辟之频繁。李白在蜀中,还很年轻,已有“州举有道不应”之事,益州长史苏颋又在《荐西蜀人才疏》中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开元政治这么早就通过它敏锐的触角发现了李白,决非单方面由于李白的天才。蜀中之荐,李白曾举以自炫。说明尽管不应,荐举也仍然有其刺激鼓舞作用。李白“耻预常科”,追求皇帝的直接召聘,与早年受荐举的影响,应该是有联系的。

唐代皇族推尊老子为始祖,道教在唐代政治色彩极浓。道与儒本有出世与入世之别,但道家在唐代却常常以特殊的方式入世。出入于宫廷的道士是一种,辅佐过肃、代、德三朝的李泌又是一种。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道与儒相结合,用道家的外衣和术数,推行儒家的政治。李白好道且又热心政治,显然应从唐代道教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背景上去考察它的根源。并且道教的哲学与他的实际政治追求相结合,又使李白的从政,带有浓厚的自由色彩:“功成身退”——既要实现用世之志,又要最终完成归隐之愿。“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李白还常自比东方朔,东方朔在传说中经过道教神话的改妆,成为游戏宫廷、暂伴汉皇、终归天上的“岁星”。在李白的心目中,即使不能为帝王师友,至少也要能以东方朔式的轻松自由的态度事君。这些想法,与道家的事君方式是相通的。

唐前期用兵四夷,边疆广阔的用武之地以及种种富于传奇性的军事政治斗争,在其时具有极大的魅力。李白喜游侠,歌从军,起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的念头,他的伴以迫切行动要求的宏大理想,与唐前期辉煌的军事业绩的鼓舞有关。

影响于李白的现实政治诸因素,对杜甫当然也起过作用。杜甫也有浪漫、富于幻想的一面。但论主导倾向,对于杜甫有更深刻意义的,还是唐前期政治中扎实稳健的一面。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武后时的狄仁杰、娄师德,到玄宗时的姚崇、宋璟、张九龄所代表的,正是一条注重教化、注重吏治、注重人民生活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所努力促进并留给后世的样板即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杜甫于自己的理想,一则曰,“窃比稷与契”;再则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看上去似乎离现实也很远,但如果结合杜甫更多的作品去理解,他所向往的,不过是借用上古三代之名,而实质却是略加理想化的贞观、开元之治。《有事于南郊赋》称颂玄宗云:“(陛下)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联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彯撇。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逢?)稷、契。”这里等于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类诗中“尧舜”、“稷契”提供了注脚。原来玄宗在行仁义、任贤哲的时候,也就等于尧舜,能够辅佐玄宗致国家于治世的臣子,也就同于稷契。《忆昔》诗把开元时代作为“全盛日”歌颂,一则向往其公私富足:“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再则向往其风俗淳厚:“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此外,杜甫还一再感叹:“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武德开元初,苍生难重攀。”说明杜甫理想的治世,实即贞观和开元。于世如此,于人所欲看齐的,也就是其时一些贤臣:“唐始受命,群公间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画一。娄宋继之,不坠故实。百馀年间,见有辅弼。”(《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又在《八哀诗》中赞美张九龄,在《折槛行》中感慨“房魏不复见”。贞观以来的传统及房玄龄、魏征、杜如晦、娄师德、宋璟、张九龄等人的节概和功业,是其仰慕并欲追继的榜样。

杜甫对以贞观、开元为代表的唐前期政治的肯定和向往,还包括纳谏。唐前期,从武德、贞观,中经武则天时期到开元时期,经历多次重大斗争。虽有许多曲折,但从主流看,是健康力量战胜腐朽力量,直谏取得胜利。杜甫称赞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怀念贞观时期:“直辞宁辱戮,贤路不崎岖。”又赞美玄宗:“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赞美魏征:“磊落贞观事,致君质朴词。”杜甫任左拾遗,以敢于直谏见称后世。他的诗自始至终多含讽谏,说明他有作为谏臣的理想和实践精神,而这种精神无疑应从唐前期的政治传统中去寻找它的力量源泉。

杜甫关于仕途功业的理想是有层次的,居辅弼之位,为稷契之臣,当然是最高层次。但此外如李白之欲为东方朔,杜甫也一样有一个较低的层次,即作为文学侍从之臣。《进雕赋表》云:“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明主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这里表达的,正是他第二个层次的理想。其直接导源,即为杜甫祖父的任职。唐代是一个重文学的朝代,文士受到优宠。“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赠蜀僧闾邱师兄》)。武后朝如此,整个唐前期都是如此。杜甫进《雕赋》、《三大礼赋》的现实政治背景就是:“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进雕赋表》)献赋的目的,也就是要“排金门、上玉堂”,挤入“贾马之徒”的行列,而玄宗之召试文章,则可见直到杜甫献赋之时,唐朝政治现实还能给这一层次的理想以某种支持。

二、进入朝廷——大诗人的高层政治体验

李杜都曾于四十岁后一度进入朝廷。虽时间不长,但接受了高层的政治体验,对其一生的政治生活和创作,均具有重大影响。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在这以后,都获得一个创作丰收期,而这以前的总体成就,跟其后是不能相比的。

从屈原起,中国大诗人多数都有过朝廷生活的体验。屈原、曹植、谢灵运如此,李白、杜甫如此,韩愈、白居易、苏轼亦如此。这表明在诗歌与政教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必要的朝廷生活体验,对成就一个大诗人是有益的。论者曾有过所谓宫廷阶段使李杜从生活到创作都变得庸俗的说法,是有片面性的。李杜进入宫廷对于创作的深远影响,必须从它给诗人以高层生活体验方面,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比如:其一,进入宫廷的兴奋喜悦,离开宫廷的悲愤失望。这种政治上大喜大悲的精神洗礼,没有进入宫廷一遭即无从获得。其二,恢廓心胸,踔厉志气,身份和自信心得到提高。同时实际体验到了当时最高、最中心的政治是怎样一种场景,从而具备足以俯瞰全局的胸襟和气概。其三,在入朝的实际生活体验基础上,感情上建立了一种与朝廷、朝政难以割断的联系。其四,看到朝廷“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同时,国都长安更把帝国最具有特征的一些方面,集中地给以体现。经历宫廷和长安生活,对祖国、对时代的重要旨趣,可以得到更实在、更直接的体验。这些从李杜的诗篇以及有关文献记载中,能够看到不少。

李白应诏入京前夕作诗云:“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极度兴奋,乃至曾被人认为轻狂。但此为多年的政治追求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精神上自然高度振奋,与一般的举措轻狂,不宜混为一谈。李白入京后,在有感“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的时候,曾对过去作过一番回顾:“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嗟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可见,即使自信如李白,也需要有社会承认。否则,“自言管葛”的信心难免不在“风尘萧瑟”的环境下萎缩。李白曾上书韩朝宗:“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与韩荆州书》),现在不由韩朝宗,而是由君主来“收名定价”,所获得的鼓舞振奋,该是何等强烈!玄宗的召见,李白在出京后仍反复提及,可见它的激励作用历时很久。

李白入京,引起轰动,处在由自己掀起的旋风中心,李白的精神相应经历着某种高峰体验。他在玄宗面前“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若悬河,笔不停缀。又上《宣唐宏猷》一篇,帝嘉之”(王琦《李太白年谱》)。著名的《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词三首》更是在醉酒的情况下,于御前挥笔而成,这是特有际遇的激发,使他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

玄宗对李白的使用方式,也助长了他的自由精神。甚至在一些人心目中,他已一度实现了“上为王师,下为伯友”(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的理想。李阳冰《草堂集序》云:“皇祖……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应该说,这种接待,确有点礼待帝王师的意味。李白受征召而未得授官,似乎给后世留下遗憾,但从另一面看,让他待诏翰林,虽居宫廷而无曹司的管束,亦无须日日趋朝,倒是符合他爱好自由的个性。“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玄宗对于李白的天真放任颇为宽容。他与贺知章等最富有浪漫作风的才士们为友,精神是自由酣畅的。“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处宫廷而仍能保持这种谪仙风度,除李白外,实为少有。

李白之去朝,据自述及李阳冰、魏颢所述,是出于小人排挤。但他又说:“龙虎谢鞭策,鹓鸾不司晨。”“光武有天下,严陵为故人。虽登洛阳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谢明主,今称偃蹇臣。”“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故山钓碧流。”表明因生性疏放而辞别皇帝。看来,追求自由和受谗毁两种因素都是有的,至少是当他感到丑正同列,受人诽谤嫉妒时,主动地上疏乞归。“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阳冰《草堂集序》)。这种“归山”,原较体面。因为不惯羁束而归山,因为被谗而出宫,都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这样,李白在政治失败中仍然有一种精神支持。

杜甫之拜左拾遗,虽不及李白被召之轰动,但在由布衣成为近侍的体验中,却包含着经历重大考验、实现自己报国之志的精神洗礼。“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杜甫奔行在时,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平时沦落,不沾朝恩,国难中却能有这样的表现,实在为一般人所难及。左拾遗之拜,体现着朝廷对其大节的肯定。“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同上,其三)。九死一生,挺节归朝,精神上自会感到一种超越和升华。

“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同上,其三)。行在所作为唐王朝复兴的大本营,有一种重新树立的、救亡的气氛,于杜甫非常有益。这一时期唐朝廷在平叛中表现了应有的凝聚力,它在叛军攻陷两京后,迅速聚合起以朔方军为首的强大兵力,展开反攻。中原军民在敌后纷纷响应,杜甫在不少诗中写到当时的军事形势,表现坚强的斗志,胜利的信心。如《喜闻官军已临贼境》:“元帅归龙种,司空握豹韬。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兵气回飞鸟,威声没巨鳌。”写唐军威势,颂扬了广平王李俶以及郭子仪、李嗣业等人。学者们还注意到他这一时期所有送人赴官的诗,更多的是表达壮行色、致勉励之意。胡夏客评《送樊二十三侍御》诗云:“此及《送从弟亚》及《韦评事》三诗感慨悲壮,使人懦气亦奋。宜其躬遇中兴,此声音通乎时命者也。”(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五引)胡氏所说的“时命”,应包含当时那种救亡的时代气氛。杜甫在行在所,正是能够获得最为充分的感受。

“迟暮宫臣忝,艰难衮职陪”(《秋日荆南述怀》)。杜甫之赴行在,意味着亲自参加了唐王朝的重建工作。“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不仅社稷重建令人欣慰,关键是于艰难之际,有幸为中兴事业出力。收京以后,杜甫与贾至、王维、岑参等人一起歌吟大明宫早朝景象,又写了《春宿左省》等宫廷诗。如果以为这些诗表现的仅仅是一个近臣沾沾自喜的心理,未免错会。诗人经历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种痛苦的体验之后,重睹京城恢复,朝仪仍旧,岂能抑制住心底的激动!供奉宫廷,而时间又恰好在复京前后,杜甫所完成的不只是作为一个近臣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内心觉得王朝再建有他的一份参与。

杜甫以“琯党”问题被贬,与朝廷高层次斗争发生了牵连。这种牵连,以及上述多方面的情感体验,在杜甫心灵中留下深刻的、永久性的印记,构成迁延难解的结。如果从这一时期的诗歌,一直追踪到《秋兴》等晚年的思考与回忆之作,便可以充分看到在朝的一段生活,对杜甫心境的影响该是何等巨大。

三、后期——侘傺去国更不可没有政治的拨动

李杜之在朝,前后都不超过两年。他们离开朝廷后,仍然惓惓国政。其惓惓之心,有一个靠什么加以维系的问题。

“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逆推则是虽被妒杀,却也毕竟曾受君王赏爱。由于自信“蛾眉好”,李白对重返宫廷仍抱幻想。甚至自比隐而终起的谢安:“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但天宝后期随着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李白感到局面无法逆转,终于滋长了隐遁之念。天宝十一载,李白北游幽蓟,深入了解安禄山坐大谋叛的情况:“十月到幽州,戈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此后,李诗中屡见诸如“从兹一别武陵去”、“别离解相访,应在武陵多”等语,归隐之念确实增强了。安史之乱爆发,李白起初北上太行,西奔函谷,欲效申包胥痛哭秦庭,请救国难。终因找不到效力的途径而隐于庐山。“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李白之隐,虽有其客观原因,但毕竟显得消极,此时很需要一种推动力,帮助他走向实际斗争。

类似李白的问题,亦表现于杜甫弃官之后,肃宗打击以所谓“琯党”为代表的蜀郡旧臣,直接牵连杜甫。“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网罟”、“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对肃宗的刚愎自用和猜忌,杜甫既畏惧又反感,避官和避世的意念一度上升。他在秦州,生活陷入绝境,但没有返回关中,而是举家跋涉,进入偏僻的蜀地,可见有心要远离政治中心区。从卜居成都草堂前期(上元元年至宝应元年七月)诗歌看,杜甫思想上退避、独善的一面颇为突出,如没有一种力量加以拨转,消极之念还可能进一步发展。

让李杜的生活和情感再次受到拨动,使退避的心态得以转变的,还是现实政治。而且不无巧合,都与玄肃父子之间的矛盾、与房琯问题有很深的联系。

李白因永王李璘之辟走出庐山投入政治活动,而由此引起的牵缠及馀波,几乎影响了他整个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学者有把从璘看成政治上的失足,认为李白因从璘被流放而“兴趣消索”,精神低落。实际上李白从璘出于报国之心,囚禁和放逐也并没有使他陷入精神危机。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那就是玄宗于剑州发布的制置天下诏书。永王出镇江陵,本是玄宗依房琯建言所作的“制置”措施之一。“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白即强调永王专征,出于玄宗特“许”。虽然后来威柄操于肃宗一边,无视玄宗的诏命而枉用刑罚,但从李白《上留田行》等诗中可以看出,通过永王失败,他对皇室父子兄弟之间的倾轧是有认识的。既然如此,他也就不会因自认“从逆”而失去精神支持。永王之聘,尽管使诗人遭受打击,但仍然有推动他参与现实斗争的积极意义。

李白自述受辟聘的情况是:“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辟。”(《与贾少公书》)以永王之尊,再三迫切邀请,李白又重功业、讲义气,入幕后必然有一个精神亢扬的阶段。“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十一、其十二),欲以平视王侯的身份,借玉鞭指挥战争于琼筵之上。又把自己出匡庐以佐王师,比作东山再起的谢安。高度自负,豪迈乐观,政治热情之饱满,为诗人出长安以来所未见。

永王失败,李白经历了下狱——出狱——参谋宋若思幕府——再下狱,以至流放的过程。前后不到一年,两参戎幕,两次下狱。最初帮助他推覆清雪的是崔涣和宋若思。崔涣以宰相的身份代表初建的肃宗朝廷,充任江南宣慰大使。宋若思为御史中丞,职掌“邦国宪刑典章”(《旧唐书·百官志》),两人受理李白一案,并加以处置,理应算数。但崔涣原是玄宗所拜之相,宋若思曾为玄宗置顿使和房琯判官,均属玄宗一线的人物,在涉及有关永王这一敏感问题上,肃宗的朝廷对二人的处置是不会轻易认可的,李白最终仍遭流放。对他的先后不同处理,明显反映了玄宗集团与肃宗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杜甫《寄李十二白》云:“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按照崔涣、宋若思所执行之“法”,李白不仅可赦,而且可以参谋幕府,荐之朝廷。后来代宗即位,摆脱乃父成见,昭雪永王,以左拾遗之位召请李白,亦足以说明当初崔、李的推覆清雪是正确的。由于不管如何处置,而李白自身是光明磊落的。所以虽遭九江之狱,并不陷于颓丧。李白甫获崔、宋清雪,立即参加了宋若思幕府;流放遇赦后,亦依然极度关心时局:“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为叛乱未平、宰臣无能而忧虑叹息。乾元二年,荆襄发生兵乱,李白愤激地要呼天问罪:“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面对动乱的时局,他感到不能安于闲逸:“握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认为不能像陶潜那样隐居,与他三年前宣称“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时比较,可见经过出庐山、从永王等事件之后,李白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感明显增加了。

李白晚年的诗,保持了他一贯的飞扬豪迈的风貌。如与李晔、贾至在洞庭湖的唱和以及《早发白帝城》等篇,并不因为曾受遣逐而失去逸志凌云、豪放洒脱的风度。且晚年神仙隐逸之语明显减少,诗歌的现实性加强,忧愤更加深广。特别是一系列五、七古长诗,如《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良宰》等篇,汪洋浩瀚,叙写时事遭遇与抒情言志融为一体,显出新的特色和思想深度。李白从应永王之聘到去世,前后六年,留下一系列重要篇章,如按时间比值,相应地看诗歌创作的数量和质量,这一段有后来居上之势。可见伴随政治上的较多卷入,创作上再次获得丰收。

促成杜甫政治心理变化的是皇位的更替。代宗继位,房琯一派成员内召或升迁,使杜甫很受鼓舞,改变了蛰居成都草堂、避官且又避世的生活态度。

杜甫在结束了由陇入蜀的艰险历程后曾作诗云:“及兹险阻尽,始喜平原阔。”(《鹿头山》)透露出倦于长期的奔波颠沛,颇想在广阔平原上歇息下来的情绪。此后两年多所作的成都诗,多围绕草堂的筹建及其时的闲适生活展开。《堂成》、《为农》、《徐步》、《屏迹》一类诗题,“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等诗句,表明诗人确有凭借草堂和剑南物质条件遣“送此生”的心情。这从身心讲,是多年极度劳瘁后的一次休整;从政治方面看,则是肃宗打击房琯一派人物,使其对于仕进逃避和灰心的一种表现。“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应兼似管宁”(《严中丞枉驾见过》),不独弃官,且又避世。“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赠蜀僧闾邱师兄》),甚至因薄游疲惫而亲近僧侣,从宗教方面寻找精神寄托。杜甫在成都草堂前期所写的诗,政治性减弱了。与时政关系密切的诗,仅《恨别》、《建都十二韵》、《戏作花卿歌》、《大麦行》等数首,除《建都十二韵》深刺肃宗外,其馀议政忧时的迫切心情,也不及其他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是杜甫自创作《兵车行》、《丽人行》等诗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但这种情况仅限于上元年间在草堂前期之时,至宝应元年杜甫寓居梓州时,即发生了变化。

杜甫寓居梓州是由送严武赴京开始的。宝应元年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去世,朝廷政局面临新的变动组合。出于新朝的政治需要,继位的代宗在人事方面自然有所更张。如张镐肃宗朝被贬至辰州司户参军,“代宗即位,推恩海内,拜抚州刺史”(《旧唐书·张镐传》);“迁洪州观察使,更封平原郡公”(《新唐书·张镐传》)。贾至,“宝应初,召复故官”(《新唐书·贾至传》)。严武,宝应元年六月,召充山陵桥道使,监修玄、肃父子陵墓。房琯,“宝应二年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旧唐书·房琯传》)。此外,还于宝应元年五月,昭雪永王璘。这一系列处置,无疑是对肃宗朝种种猜忌行为的纠正。新朝的新格局新形势,使杜甫前一阶段的那种心境和生活态度,不能不有所变化。严武内召,杜甫所作的《奉送严公入朝》诗,最早透露了他的政治心理变化。诗开头云:“鼎湖瞻望远,象阙宪章新。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首联喜新朝纲纪之刷新。次联对代宗为挽救艰难局势,纠偏推恩,征用旧臣,给以肯定。结云:“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自己发誓要归长安,对于严武,则望其得以拜相,且能以不“爱身”的精神匡救时局。杜甫作这种送别之言,决不是泛泛祝愿。参以《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所云:“曩者书札,望公再起。”可见当时他对房琯等人确实抱有在新朝东山再起的预期。杜甫送严武至绵州,继而逗留东川,前后跨三个年头。这一时期杜甫在政治上有所期待。朝廷亦曾有京兆功曹之召,“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送李卿晔》)、“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忆昔二首》其二),京兆功曹的征召虽然可能是由于京兆尹易人(第五琦代严武)而未赴任,但朝廷人事变化,以及对他个人的“记识”和“禄秩”,毕竟使他对“魏阙”的感情有所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梓州时期的创作,体现出明显的心境变化:其一,草堂前期,努力在幽栖、屏迹、用拙、疏懒中寻找心理平衡。梓州诗变退避为有所追求和期待,常常是任自己的情绪起伏跌宕,而放松自我抑制。其二,草堂前期,颇厌交游。所谓“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梓州时期主动展开交游,与州县长官、地方豪俊以及过路官员接触频繁。其三,草堂前期,诗人只是偶尔至蜀州、新津、青城等地,览眺风景或拜访裴迪、高适等人。此时诗人在梓州、绵州、射洪、通泉、涪城、盐亭、汉州、阆州不断走动,不仅接触各方人士,而且寻访了陈子昂、郭震、薛稷等人遗迹,缅怀前贤,伤世慨己,而情调多归于激昂。其四,歌咏时事之作,此期为弃官以来最为突出的阶段。河南、河北收复,吐蕃进犯京师,西川松、维、保三州失陷,均在诗中得到突出的体现。反映讨平安史之乱的诗,如名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及“系书请问燕耆旧,今日何须十万兵”(《渔阳》)、“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远游》)等诗句,均为战乱以来未曾有的精神奋发、情绪乐观之作。反映吐蕃犯京的诗,从闻讯到忧念、焦虑和事后总结回顾,构成达二十首以上的一个长系列。忧西川的诗,亦达十首之多。“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受死,寂寞壮心惊。”(《岁暮》)不仅沉痛忧国,而且激起奋身殉国的精神。仇兆鳌云:“公抱忧国之怀,筹时之略,而又洊逢乱离,故在梓阆间有感于朝事边防,凡见诸诗歌者,多悲凉激壮之语,而各篇精神焕发,气骨风神,并臻其极。”(《杜少陵集详注》卷十二)诗为心声,所以如此。跟他这一时期心理上与朝廷和政治接近有密切关系。

杜甫重返成都,供职严武幕府,除有像《扬旗》、《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等篇,壮声英慨,把军府生活写得激扬振奋者外,还有像《立秋雨院中有作》、《严郑公阶下新松》、《严郑公宅同咏竹》等幕府抒情、咏物诗,表现出对前途有所展望和期待。这些作品亦与草堂前期诗歌情感倾向不同。

杜甫之去蜀,陈尚君先生曾著《杜甫为郎去蜀考》(《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等文,论证杜甫离蜀是为了就任郎官。其中某些具体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杜甫在云安和夔州许多作品表明,他在朝廷确实有一个郎官的职位,本可以“归朝日簪笏”(《将晓二首》其二),却由于“卧病淹为客”而迟迟未能就任。处在流滞中的杜甫,则常常由此引起强烈的羁留感和迫切要求归朝的愿望:“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续得观书》)“通籍恨多病,为郎忝薄游。”(《夜雨》)“合分双赐笔,犹作一飘蓬。”(《老病》)“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楼阁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时入帝乡?”(《承闻河北节度入朝十二首》其七)等等,不一而足。可见杜甫对因病不能还朝是多么感慨。

杜甫夔州诗达四百首之多。虽衰病日加,而政治热情未减。除忆念朝廷、渴望归京外,还经常在作品中慨往伤今,指画朝政,劝诫君相,揭示民瘼,评论得失。诗人在这些政治诗中,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有一种身份的介入,以及愈是主观上介入,愈觉实际上无能为力,甚至产生事与愿违的愤郁情绪。政治性之强和郁结之深,都与他特定的身份和处境密切相关。这种关联,在一些重要作品中,常常被明确地写出。如《秋兴八首》在首章作总括性的发端之后,次章即点出自己“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的现实遭际,由此再引向多方面的思考与忆念。《夔府书怀四十韵》以“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云台宿,常怀《湛露》诗”以及“病隔君臣议,惭纡德泽私”等自叙,反复申明自己受恩朝廷、羁留江湖的特殊处境,与情系魏阙、不胜主忧臣辱之思二者间的关系。凡此,皆足以看出杜甫这些诗中复杂深沉情怀的产生,并非偶然。夔州诗作为杜甫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是代宗朝杜甫与朝廷关系经过曲折发展,以羁臣穷老的身份,怀着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态度创作出来的,既不能置身于朝廷,又不能置国事于度外,“情在强诗篇”,“身远而朂在位者”,有近于当事人的高度责任感,又有实际上处于非当事人的地位和闾阎下层的清醒和明彻。正是在这样一种独特处境和心态基础上,完成了他夔州时期一系列情思浩茫的优秀诗篇。

以上可见政治生活的实践,使李白、杜甫的政治心理在一生中划成许多倾向不同的阶段,而每个阶段自身又有发展变化,李杜诗歌正是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展示新的内容和艺术特征,成为一个不自相重复的连续发展序列。

四、从给予创作的推动作用看

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李杜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政治所赋予古代优秀士大夫的常常是那种与广阔的社会、历史、人生,乃至与天地万物相沟通的精神气魄,是对历史、对社会、对周围世界的高度责任感。《论语·泰伯》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连最起码的积极内容都不具备的政治,无疑谈不上对诗歌的正面推动作用。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这些自是无需多说。但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不可能单靠某种理念生活,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它在人的一生中表现为一个流动发展的过程。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著而面向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们受着政治的推动,时或至于心力交瘁,不免发生“辜负沧洲愿”、“蹉跎成两失”之类的慨叹。但后人有时却能给予冷静客观的分析。韩愈论李杜云:“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调张籍》)说为了让李杜写出好诗,二人经常被命运推起又放倒,不断受折腾。这实际上是看到了政治一次又一次拨动对于创作的作用。胡震亨论杜诗时说:“无天宝一乱,鸣候止写承平;无拾遗一官,怀忠难入篇什,无杜诗矣。故论杜诗者论于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唐音癸签》卷二十五)所谓“天所以佐成其诗”,实际上是指杜甫遇到了对其创作能起推动作用的政治环境。

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知识分子不可以多向分流,并凭借多种渠道与社会沟通。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馀。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穷愁闭塞,往往限制人的发展,毁灭人的天才。这种现象,即使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及闭塞和割据状态有所改变之后,也仍然存在。德国大诗人歌德痛感僻处闭塞对才思的限制,说:“要得到一点智慧也付出了够高的代价。”“我体会到孤陋寡闻的生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爱克曼《歌德谈话录》)这些话值得我们在研究古代作家生活与创作关系时注意。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试观杜甫在梓州时,对河北和边防军事情况,竟能了解得那样清楚迅速。围绕吐蕃陷京,前后诗歌达二十首以上。如果不是依靠官府的信息,是不可能有这种创作的。同样,很难设想,单纯是屏退索居的野老,会无端地大发感慨,创作出像《诸将》、《八哀诗》、《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那样一类与时局政事关系极其密切的诗。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决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政治在不同时期所能给予诗歌的推动力也是不断变化的。可以看到,凡是历史上的诗歌兴盛期,政治常常格外突出地表现为能从多种层次和方位拨动诗人,使之时时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开元、天宝时代,由于玄宗早年的求治、后期的好大喜功,虽号称盛世,而政治上却不断有大事件发生,绝非晏安无为之时。至安史之乱发生,政治的中心则转为平叛救亡。这一系列变化的、丰富的内容,从未停止过对李杜等盛唐诗人创作的鼓荡。盛唐如此,而就整个唐代来看,它在中国历史上,既是诗歌持久繁盛的阶段,又是政治方面最有活力的时期。继南北朝至隋末,士族地主势力受到严重挫伤之后,唐王朝在其统治时期,逐步完成了地主阶级内部士庶界限的消融过程。一批批中下层士人涌向上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争得自己的席位。迄至由五代入宋,终于泯灭了士庶之分。这种长期演进过程,在给士子以强大引力的同时,为唐朝政治带来了活力和动态的内容。“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唐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同时上升;中期后,长期救衰革弊,图谋自救,都在很深刻的意义上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持久的推动。作为盛唐诗歌的先驱者,陈子昂之“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讴歌乘时建功的人生意气,显然是受了武则天超常用人、士子勇于进取的时代气氛激发。盛唐时期,政治除给李白、杜甫这样的巨子以不断拨动推进外,从诗派方面看,唐王朝在边疆的活动,直接刺激了边塞诗的繁荣发展。甚至山水诗之不同于六朝单纯模拟自然面貌而注入丰富的主体感受,表现出适意、舒展、自在等特色,也可以从深层看出盛唐时代政治精神的强大渗透力。中唐贞元、元和阶段,诗歌继盛唐再度繁荣,政治方面则是德、顺、宪三朝统治者都曾有过变革的愿望和措施,企图振起安史之乱以来的衰败局面。韩孟元白刘柳正是抱着铲除时弊的愿望和自觉的参政意识,“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韩愈《龊龊》),展开了他们的政治活动与诗歌创作。晚唐时期,尽管从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危机深重、政局混乱,但李商隐、温庭筠、杜牧所处的文、武、宣三朝统治者还是一再致力于自救,谋诛宦官、平定泽潞、收复河湟,或取得一定的成绩,或因“力穷难拔蜀山蛇”而失败,都从不同方面给了诗人“高楼风雨感斯文”的创作推动。李商隐一生坎坷,但如果没有两入秘省、辗转幕府的经历,他的诗歌也不可能于伤春伤别之中注入深广的时代内容。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1.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2.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3.打击压抑,导致怨悱;4.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或政治本身彻底反动,使追随者身败名裂)。1和4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2和3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杜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卷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场面。

(原载《江淮论坛》199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8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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