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的“真”与“厚”

杜诗的“真”与“厚”

王双启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这是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对韦济的称颂之辞。这“真”与“厚”两个字，又恰好可以被我们用来说明杜甫的为人和他的诗作的两个特点。“真”，就是真实，它除了可以表示杜诗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真实性之外，更包含着杜甫那种诚挚、热情的处世待人的态度和作风；“厚”字的含义，则除了能表现杜甫为人的淳朴、宽厚之外，更包括着杜诗思想内容的厚重，亦即它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杜甫虚怀若谷，见善思齐，从他称颂别人的话里，我们往往可以窥见他自己的形貌和精神。“真”与“厚”两个字就是这样。再如，《敬赠郑谏议十韵》，称赞对方擅长做诗，有“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的句子，清朝人杨伦就曾批注说这是“杜老自谓”。其实，杜甫是真心实意地称赞那位姓郑的谏议大夫，并非自诩之辞，杨伦却从杜甫对郑谏议的赏识之中，捕捉住了这两句适于表述杜诗的成就的语言，故而也就径直地把它看作是“杜老自谓”了。杜甫对韦左丞、郑谏议的赞扬，当然是体现了他评判事物的观点和标准的，他称许“真”与“厚”，称许毫发无憾、波澜老成，这当然也就是他自己在诗歌创作上所遵循的绳墨，而我们以此为引领去研读杜诗，又当然是不会走错门径的了。所谓“以杜解杜”，这也算得是它的具体解法当中的一项。

关于“真”，我们这里只就杜甫诗歌的感情真挚这一点来简单地谈谈。

杜诗之所以能够打动历代读者，它的感情真挚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当然，情真与诗好并不完全是一码事，关键还要看诗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否正确以及他的主观感情是否健康。不正确的思想，不健康的感情，即便抒写得非常真实，也不会是好的诗歌——情真，不见得诗好；但是，反过来说，一首好诗，要首先做到情真，如果是虚情假意，满纸空言，即便写得冠冕堂皇，也算不得好诗——诗好，却必须情真。汉朝人讲“诗言志”，晋朝人讲“诗缘情”，志是心志，情是感情，这两者都是要求建立在一个“真”字的基础之上的。

杜甫做诗，能够缘情以言志，把抒情与叙事、说理结合起来，在抒写自己的诚挚感情的同时，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诉说肺腑，披露肝胆，读其歌诗即如晤对其人。进一步说，就由“真”而“亲”，更给读者以亲切之感了。

杜甫的诗歌，是他的内心世界的忠实表达，特别是他那些抒写乱离之中的生活感受的篇章，是尤为深切动人的。何以动人？因为情真；何以情真？因为有切实的生活感受。身之所历，心之所感，缘情言志，发而为诗，故而能够产生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且以一般论者并不十分重视的《喜达行在所三首》为例，略作申说。

公元757年春夏之际，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从被安史叛军占领了的长安逃了出来，往西行，经过平叛战争的前沿阵地，走了大约四百里的小路，才到达凤翔，投奔了肃宗朝廷。《喜达行在所三首》，就是杜甫逃到凤翔之后所写的一组诗。诗中有云：“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他面对西方的落日，望眼欲穿，恨不得即刻到达凤翔，从被困到出逃，自己能否回到朝廷，也是由盼望、失望，直到重新又燃起了希望之火，种种心情的变换交替，全部表达了出来。

又有云：“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回想在小路上的艰苦行程，那时，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叛军杀害，简直是暂时活在世上之人，如今历尽危险，到达行在，能够活着回来，真是值得庆幸，但痛定思痛，想起来更加后怕。故而又云：“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这是由喜而悲，喜极而悲，是感情急剧变化、强烈冲动的反映，也是诗人当时最真切的心绪的流露。为什么由喜而悲呢？那是因为“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逃出长安，奔走于荒辟小路，倘若不幸遇害死去，真连个给家属报丧的人也没有啊！可是，这一层意思，当时在路上并不曾虑及，只是神情紧张地奔逃，及至到达目的地，安顿下来之后，再返过来回忆，方才自己怜惜自己，感到路途上的经历是太危险了。以下又云：“静影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凤翔虽是行在，同样是千官列朝，校尉护卫，在肃穆庄严的气氛中，我们的诗人才感到了“心苏”，平定了下来，才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喜达行在所三首》就是这样地描述了诗人由长安逃到凤翔的景况和心情，它给读者的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一个“真”字。太真实了！若非亲身经历，怎能写出如此真实的诗来！当然，只有经历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深刻的体察能力与高超的表达技巧。然而，作为基础的，作为源泉的，毕竟又还是生活，还是诗人对生活的真实的描绘。

杜诗的“真”，思想感情的真挚，表达出来，并不只是深刻与细致，又有时是强烈与执著的，这也能够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那自述品德、怀抱的部分，是最突出的例子，那是一篇最深刻、最透彻的诗人的内心世界的剖白。他把自幼树立起来的理想抱负、长安十年的蹭蹬遭际，完全熔铸在一起，写得沉痛淋漓；他的牢骚不平、愤激感慨，完全倾注于字里行间，写得深情激荡。同情人民的热肠、报效皇帝的忠心，一并呈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看到，老杜的灵魂就是这个样子，他的进步性、局限性，时代风貌、阶级烙印，一切都清清楚楚。根据这真实的自我剖白，我们可以了解他、敬佩他，当然也可以据此批判他。没有虚伪，没有掩饰，说的都是真话、实话，当然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话。这就叫做“真”，这就叫做内心世界的忠实表达。这是杜甫的处世为人以及他的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关于“厚”，我们这里只就杜诗思想内容的丰富性这一点来简单地谈谈。

做出诗来是否厚重，是否耐人吟咏诵读，这里牵涉的问题很多，有思想观点方面的，也有艺术技巧方面的。“厚”，要求深刻，体察入微，鞭辟入里；也要求含蓄，余音缭绕，终篇混茫。但它的最基本之点还是要求含义的丰富性；简炼的诗句之中要包蕴丰富的内容，这在手法上也就要求高度的概括。杜甫在这方面是最为擅长的，故而，“厚”是我们阅读杜诗的时候所得到的又一个突出的感受。

简练含蓄，这个作诗的基本要求本是人人都懂得的，问题在于如何运用于写作实践。特别是近体诗，篇有定句，句有定字，更要求每一个字都要承担起足够的分量，一首五言律诗就是四十贤人，每个字都要称得起“贤人”才行。杜甫是如何安排，使他的作品给人以厚重之感呢？我们且择其要者，举两个例子，来作些具体的说明。

《登岳阳楼》是杜甫晚年飘泊两湖期间，于公元768年写的一首五言律诗。岳阳楼、洞庭湖从古以来就是著名的胜景奇观，文人墨客多有题咏，用晚一些的宋朝人的话说，那是“前人之述备矣”。

杜甫登楼赋诗，又该如何下笔？请看他的前两句：“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昔闻”与“今上”四个字，就下得非常好，也非常巧。

它已经把前人有关洞庭湖、岳阳楼的种种描述与传说统统囊括了进来，既尊重昔贤的文笔，又宣扬了胜迹的名声，不须极力铺排，却已和盘托出。“今上”二字，则说明自己登临向往已久的名胜古迹，夙愿得偿，兴奋激动，同时，又包含有暮年流荡漂泊的无限感慨在内，在写景之中注入抒情的笔墨，并引领了下文关于个人身世与国事政局的内容。类似这种手法，可以称之为虚实结合。“昔闻”“今上”只是虚带一笔，而其中却包含有丰富的实际内容。

《蜀相》一首是杜甫的七律名作，由诸葛亮的祠堂写到这位蜀汉贤相的一生事业。其颈联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这两句之所以显得格外厚重，就是因为它所包容的内容异常丰富：

前一句，抵得一篇《隆中对》，后一句，抵得两篇《出师表》；从三顾茅庐到白帝托孤，他与先主刘玄德的君臣遇合，从七擒孟获到六出祁山，他治蜀的政绩和北伐的功业；“天下计”言其宏图，“老臣心”表其忠贞……。老杜以外，哪个诗人曾有过这样的笔力？类似这种手法，可以称之为点面结合，即指出一点，隐括全面。

虚实与点面的关系处理得好，作出诗来就会简练含蓄，读起来就会觉得有分量、有余味，这也就是关于杜诗的“厚”的一点最浅显的解释。阅读这类诗，需要读者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知识要丰富，眼光要敏锐，这样才能透过诗句的字面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

杜甫的诗歌博大精深，其内容“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其技法毫发无憾，波澜老成。本文所谈的“真”与“厚”，不过撮其大要，即便能谈得透彻，也不过略窥其一鳞半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