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原文翻译注释出处及写作背景中心思想

    《师说》 （唐）韩愈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注释】

    [1]学者：求学的人。

    [2]道：指儒家孔子、孟轲的哲学、政治等原理、原则。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原道》。

    [3]受：通“授”.

    [4]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可 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进学解》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

    [5]人非生而知之者：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

    [6]其为惑也：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其，那，指示代词。

    [7]闻道：语本《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听见，引伸为懂得。师：这里作动词用，学习、从师的意思。

    [8]从而师之：跟随（他），拜他为老师。师之，既以之为师。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庸，岂，表示 反问的语气。

    [10]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知识、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11]师道：从师学习的风尚。

    [12]出人：超出（一般）人。

    [13]众人：普通人。

    [14]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15]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聪明人更加聪明，愚蠢的人更加愚蠢。

    [16]惑矣：（真）糊涂啊！

    [17]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18]句读（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句号为圈，逗号为点。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 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读，通“逗”.

    [19]或师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请教老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却不问老师。“不”同“否”.此句翻译时应注意交错翻译，详见下文翻译。

    [20]小学而大遗：小的方面（句读之不知）要学习，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却遗忘了。

    [21]巫医：古代用祝祷、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连称为巫医。《逸周书·大聚》有关于“巫医”的记载。《论语·季氏》：“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

    [22]百工：泛指手工业者。

    [23]相若、相似：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24]位卑则足羞：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则感到耻辱。

    [25]谀（yú于）：奉承、谄媚。

    [26]复：恢复。

    [27]君子：古代“君子”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这里用前一种意思，相当于士大夫。不齿：不屑与之同列，表示鄙视。 齿，原指年龄，也引伸为排列。幼马每年生一齿，故以齿计马岁数，也以指人的年龄。古人常依年龄长少相互排列次序。本句反映封建阶级的传统偏见。

    [28]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29]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语气词，起加强反问语气作用。

    [30]圣人无常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老师，指孔子。子贡说他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

    [31] 郯（tán谈）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北）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hào浩）氏（传说中古代帝王）时代的官职名称。

    [32]苌（cháng）弘：东周 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师，乐师。

    [33]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 道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

    [34]三人行句：语本《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35]不必：不一定。

    [36]术业有专攻：学问和技艺上各自有专门的研究。攻：学习，研究。

    [37]李氏子蟠：李蟠（pán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38]六艺经传（zhuàn）：六艺的经文和传文。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经：六经本文。传：注解经典的著作。

    [39]不拘于时：指没有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不受时俗的限制，不以从师学习为耻。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补充注释】

    夫庸：哪里。夫为发语词

    知：管，过问

    其：表推测语气，大概……

    欤：语气助词，表感叹

    常（圣人无常师）：固定的

    之徒：这些人

    通（习之）：普遍，都

    师（吾师道也）：名词活用，学习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答了。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聪明的人能够成为聪明人的原因，愚蠢的人能成为愚人的原因，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

    人们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孩子们文字，教授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有的人从师学习，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有的人不向老师学习了；小的学了，大的却丢了。我未能看出那种人的高明之处在哪？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等等，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士大夫们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现在士大夫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可真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只是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年纪十七岁，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他不被当时士大夫那种耻于从师的时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正道，所以写这篇《师说》送给他。

    【背景】

    《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听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 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鉴赏】（季镇淮）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 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整体把握】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 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