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危机的阴影来袭：仁宗朝开始的“三冗”痼疾

财政危机的阴影来袭：仁宗朝开始的“三冗”痼疾

文 ｜李思达

在宋夏战争暂时消停后，其实稍有常识的北宋官员能看出，朝廷已经陷入危机。无需用各地风起云涌的民变来验证，光看朝廷内部运作就能明白，北宋政府的困境已经让所有士大夫都无法回避：从庆历二年（1042）开始，国家财政连续三年出现巨额赤字，全靠皇帝自己拿出300万缗的私房钱才添补上了窟窿（张方平《论国计出纳事》）。

皇帝用自己的私房钱添补国用，固然可以吹嘘为一件德政，但问题在于这个财政窟窿并没有因为皇帝几次慷慨而解决，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从庆历年间每年300万缗起步，北宋的财政赤字年年居高不下，这种状况不仅贯穿了仁宗朝后半段，甚至一直持续之后的英宗朝：治平二年（1065），也就是仁宗去世后的第三年，北宋国家财政赤字达到了触目惊心的1570多万缗！可想而知，这种长期巨额的国家财政赤字，不是靠仁宗拿出自己的内藏体己钱就能解决的。当时负责财务的张方平就指出，如今地方上“搜剗亡余”，国家“民力大困，生民之膏泽竭矣”，就算皇帝年年都愿意掏钱，但“不知内藏蓄积几何，可供今后支拨？”

在大统一王朝中持续多年发生财政危机，这种状态本已属不正常，但更让人们感到奇怪的是此时北宋大环境：大规模对外战争告一段落；经济水平相比五代和建国初也有着进步，甚至被人称为是北宋的财政全盛时期；而皇帝自己也并没有穷奢极欲，简朴到想吃羊肉夜宵都不得不忍住的地步，但为什么偏偏是此时发生了“竭府库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当天下无事之时，遑遑焉专救经费而不足”的财政危机？（司马光《论财利疏》）不仅如此，当时还是青年官员的司马光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赵匡胤建国时，北宋统治区域只有111州，但无论是四方征战、朝廷运作、赏赐臣下，并没有听说什么费用不足问题，到仁宗时北宋统治面积是原来四倍之多（400余州），“天下一统，戎狄款塞，富饶之土，贡赋相属”，原本应该“财用羡溢百倍于前”，但却偏偏在此时出现国用不足的问题，岂不是怪哉？

彩绘插画《不喜珠饰》，出自明代张居正编著，向年幼的明神宗讲述为君之道的《帝鉴图说》

其实，仁宗朝的官员自己早就看到了问题关键所在。就在宋夏战争爆发前后的宝元初年（约1038），负责朝廷财政的权三司度支判官宋祁就对朝廷财政问题发出了警告，在他著名的《上三冗三费疏》中指出，虽然此时北宋仁宗看上去是承平时代，但国家花销实在太多，其中有些花销完全花在了冗赘上：“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另一方面，政府耗费了大量资金在“道场斋醮”“京师寺观”“使相节度”之费上，形成了他所谓的“三冗三费”之弊。

作为主持财政的官员，宋祁在“三冗三费”问题凸显成严重危机之前就“吹哨”，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他也因此成为北宋提出“三冗三费”问题的官方代表性人物之一。宋夏战争之后，仁宗朝财政果然被彻底击穿，宋祁等人提出的“三冗三费”成为北宋朝堂上年年讨论，但从未很好解决过的痼疾。随着时间和局势发展，北宋朝廷对“三冗三费”具体内容的认定有所变化。到神宗初年，苏澈将这些问题合并归结为更为简明扼要的“三冗”：“冗吏（官）”“冗兵”“冗费”。但不管到底是“三冗”抑或是“三冗三费”，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个从仁宗朝开始发作，影响后续北宋历朝的财政问题本质：其实就是在北宋的政策体制运作下，产生了大量直接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官吏、军队。北宋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负担养活他们，同时还要维持政府各种花式运作，就自然而然地产生让财政不堪重负的巨额“冗费”，不仅给北宋朝廷，更给治下人民带了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