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李健吾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李健吾

当代作家、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写过不少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剧本，也写过许多文艺评论。

在文艺批评问题上，他认为文艺批评家应是灵魂的冒险者，不仅在体验作品，而且要综合自己所有的观察和体会来鉴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隐秘的关系。而作者不是罪人，作品也不是一片罪状;文艺批评家首先要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在承认一切灵性的活动、人类最可贵的自由以后，才能完成一个批评家的使命;鉴定作品不能仅靠批评家的好恶标准，因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应是参照人类以往所有的杰作，用作者来解释他的作品的产生。

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主张形式和内容不可分离，犹如皮与肉不可分开。内容是基本的、决定的，辞藻只为表面的东西。一个伟大的作家追求的不是辞藻的效果，而是万象毕呈的完美的和谐;一部文学作品之不同于另一部，不在故事，而在故事的运用;不在情节，而在情节的支配;不在辞藻，而在作者与作品的一致。一件作品的现代性，不仅仅在材料，而大半在观察、选择和技巧。

他认为，作者的性灵是可比较的、有层次的。每人有每人的楼阁，每人又有每人建筑的概念。哈姆雷特的独语，杜甫的《北征》、《咏怀》中节哀的力量，都与创作者的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主张作者本身应学习斗士，应象漂在海上的水手或者类似水手的人们，无时不向人生挑战，也并不把人身看得郑重其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现时正是性命的一掷。同时四海为家，勇敢是他们的主妇。在具体创作时又要每人有每人的特点，每人又有每人建筑的方式。同是红砖绿瓦，然而楼自为其楼，张家李家各不相侔。砖须是好砖，然后作者能全盘拿得住方有成就。远望固佳，近观亦宜，才是艺术。

在对诗和散文的讨论中，李健吾对诗文与戏剧都有所述及，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诗，没有诗的民族等于不存在，因为没有声音。中华民族是一个最最值得骄傲的民族， 《诗经》和屈原做成它的灵魂。散文没有诗的凝练，没有诗的真淳，散文却能具有诗的境界。散文缺乏诗的绝对性，它可以容纳所有人世的潮汐，人生的一切点染，都可在散文中得到流连叹赏。而诗却有更高的期诣，用一个名词点定一个世界，用一个动词推动三位一体的时间，因而象征人类更高的精神需求。散文只要求内外一致，几乎每一篇成功的散文首先需要满足一种内外契合的境界。一篇散文含有诗意会美丽，而一首诗含有散文的成分，往往表示软弱。而散文诗则是一种可喜的收获。

李健吾认为，戏剧是若干艺术的综合，戏剧自成一个世界，不得一斧一斧劈开。但作为艺术，戏剧最受制约。它的出现、它的发现、它的特征，实际上只是各种情况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相辅相成的结果。制约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五类：首先是经济制约，其次是工具制约，再次是条件制约，又次是阶级社会生活制约，最后是政治制约。这五类制约本身并不互为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经济制约体现在，只有人民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参予戏剧的全面活动，戏剧才能稳定的发展。由于戏剧艺术不但有集体性质，而且是综合艺术，所以工具制约在这里起着一种特殊的协调作用，它包括导演表演者、对话及因语言而生的动作等。而演员的才能与社会实践、知识修养等是戏剧能否完成本身要求的有决定意义的支柱。条件制约可以包括演出的场合：观众的存在和演出的地点。人与人的关系也制约着戏剧行动规律。戏剧是客观艺术，在它以整体假象出现于观众面前的时候，剧作本身表现了人与社会交往(性格、境遇)之间的严密逻辑，这种逻辑不但说明行动规律，而且通过有代表性的个人遭遇，具有以一喻百的说明力量。政治制约指的是人心的趋向、共同的信念、时代的精神，也就是政治、道德与法律这些以往不同的统治阶级在不同的时期为自己的安全而建立的基本原则的广泛内容。另一方面，被统治阶级为自己能更好地生存起见，也提出了不成文的对抗性公约。只有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时候，作品才会在舞台上获得公认的进步性。在今天，戏剧的整体化过程只能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